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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子笙
吴承恩
吴国伦
武汉臣
吴 激
吴嘉纪
吴敬梓
吴 均
吴 可
吴 宽
吴迈远
吴 梅
吴敏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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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子笙
北朝魏文学家。字鹏举。济阴冤句(今山东菏泽)人。出身寒门，早年在北魏广阳王元渊门下为贱客。孝明帝熙平二年(517)，东平王元匡试选御史，应试者800多人，温子□中选，从此文名大著。历任诸王幕僚、台阁郎官，执掌文翰。孝武帝永熙二年(533)，为侍读兼舍人,迁散骑常侍、中军大将军。后领本州大中正。东魏武定五年(547),因嫌疑参预元仅等谋害高澄之案,被高澄逮捕,饿死在晋阳（今山西太原）狱中。
温子□是北魏代表作家之一，名列北朝“三才”。《魏书·温子□传》载，他的文笔曾被梁武帝萧衍称赞为“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流传到西域吐谷浑；更被北朝文官同僚夸为“陵颜（延之）轹谢（灵运），含任（□）吐沈（约）”，可见当时极负盛誉。
温子□“全不作赋”（《北齐书·魏收传》）。他的文章大都是骈体章表碑志，其中以《寒陵山寺碑》最有名，庾信曾手写此篇，认为北朝仅此“堪共语”（张□《朝野佥载》）。它虽属歌颂高欢功业之作，但辞藻绚丽，用典雅赡，与庾信、徐陵的骈文类似，是北魏后期文风接近南朝的标志。
他的诗也与南朝齐梁绮丽诗风相近，如《春日临池》对仗工整，以写景见长。但他的乐府《敦煌乐》、《凉州乐歌》写□州的繁华，为南朝所未道，风格也较遒劲。《白鼻□》写少年豪侠气,较有北朝生活情调。《捣衣》五七言杂用，沈德潜以为其风格“直是唐人”（《古诗源》）。
《温子□传》载其集编为35卷,另撰《永安记》3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其集 39卷。但今存其诗仅 10首，文20多篇。明代张溥辑有《温侍读集》，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吴承恩
明代小说家。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先世江苏涟水人，后徙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而败落为小商人的家庭。曾祖吴铭曾任浙江余姚县学训导，祖父吴贞曾任浙江仁和县学教谕，官都不显。其父吴锐，因家境穷困，仅在社学学习，后以经营绸布为生。虽身为商人，却喜欢研读群籍，六经诸子百家，莫不观览。他为人正派,富于正义感,读史籍，至屈原、伍子胥、诸葛亮、檀道济、岳飞等人事迹，每每感慨流泪。又“好谈时政，意有所不平，辄抚几愤惋，意气郁郁”（吴承恩《先府君墓志铭》）。这样的家庭和父教，对吴承恩有着明显的影响。
生平及创作概况 吴承恩自幼敏慧，又好学习，博极群书，年轻时即受到督学使者的赞扬，以文名著于乡里。许多人造门请教，荐绅台阁诸公也常请他代为捉刀。他好奇闻，阅读大量的野言稗史，受到民间文学的积极影响；又喜读“善模写物情”的唐人《传奇》，从中吸取营养。这对他《西游记》的创作有着重要意义。江苏淮安吴承恩墓
吴承恩早年曾希望以科举进身，然而屡试不中，以致“泥途困穷”，“迂疏漫浪”（吴承恩《祭卮山先生文》）。他在《斋居》诗中曾有“中岁志丘壑，茅斋寄城郭”之句，说明他受挫以后的心情。中年以后才补为岁贡生。以后在同乡名宦李春芳的“敦谕”下，入京候选，结果是“悠悠负夙心，作吏向风尘”（《春晓邑斋作》）。迫于家贫母老，他很不情愿地当了长兴县丞。不久，因“耻折腰”遂拂袖而归（天启《淮安府志》），后来又一度担任过品级与县丞相近而为闲职的荆府纪善。晚年归居乡里，放浪诗酒，贫老以终。《西游记》创作的时期不可确考，一般认为是晚年所作。
吴承恩平生与沈坤、朱日藩、李春芳为莫逆之交。三人都通过科举考试而飞黄腾达。官至首辅的李春芳，曾在仕进上积极鼓励和帮助吴承恩。吴承恩还曾与吴中名士、先辈书法家兼诗人的文徵明和王宠交往，诗酒唱和，他们疏狂自傲，不合时流的精神风貌彼此相通。在长兴当官时,与后七子之一,当时正家居的徐中行有较密切的交往。晚年乡居，与在淮做官的陈耀文、陈文烛和邵元哲等结为翰墨交。陈耀文编选的词集《花草粹编》，与吴承恩所编的《花草新编》内容性质相近。陈文烛曾跟吴承恩一起商订《花草新编》，并为之作序。
吴承恩一生诗、文、词创作数量不少，但因无子嗣，去世后大部分亡佚。后由“亲犹表孙，义近高弟”的丘度，从亲友中遍索遗稿，但亦仅“存十一于千百”，编订成《射阳先生存稿》4卷,包括诗1卷，散文3卷，卷四末附小词38首。
吴承恩生活于明代复古主义风靡一时的时期，又与后七子中的徐中行相友善,但他的诗文都发自胸臆,“师心匠意，不傍人门户篱落”（李维桢《吴射阳先生集选叙》）。其诗“缘情而绮丽，体物而浏亮。其词微而显，其旨博而深”(陈文烛《〈吴射阳先生存稿〉序》)。长篇歌行，激越豪放，风格近于李白。词则出入《花间》、《草堂》，“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天启《淮安府志》）。散文学欧、曾，与唐宋派古文家风格较接近。
吴承恩有仿唐人牛僧孺《玄怪录》和段成式《酉阳杂俎》而创作的传奇小说集《禹鼎志》，体制不大，仅“十数事”。原书已佚,今仅存《自序》一篇(收入《射阳先生存稿》卷二)。
《花草新编》是吴承恩编选的一部词集。合唐《花间集》及宋《草堂诗馀》二集为名，所选上自唐代开元，下迄元代至正。由作者生前手定并作序，辞世后由丘度刊刻行世。刊本已佚，今存残抄本4册约4卷，藏上海图书馆。
长篇小说《西游记》 吴承恩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他的长篇小说《西游记》。《西游记》100回，是吴承恩对传统题材加以改造，注入他对现实生活的感受认识，再创作而成的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神话小说。
《西游记》虽然采用了传统题材，却是时代的产物。吴承恩生活的弘治到万历时期，正是明代统治阶级荒淫腐朽，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政治上十分黑暗的时期；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也开始出现,市民阶层壮大,市民思想意识开始活跃起来。吴承恩对当时政治的腐败和世风的堕落十分愤慨,他曾经尖锐地揭露“行伍日凋,科役日增，机械日繁，□诈之风日竞”（《赠卫侯章君履任序》）的社会现象，发出“近世之风，余不忍详言之也”（《送郡伯古愚邵公擢山东宪副序》）的沉痛感叹。在《二郎搜山图歌》中,他对残害人民的“五鬼”、“四凶”,表现了强烈的愤恨,对追捕妖魔的二郎神表示了热情的赞美,呼唤斩邪除妖的英雄人物出现。吴承恩敏锐地感受到与封建专制制度相矛盾的新的时代气息。这些就形成了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思想基础。他在《〈禹鼎志〉序》中说：“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表明了他借神话故事以批判现实的自觉的创作思想。《西游记》是他这一创作思想的成功的实践。清代顺治刻本《西游证道书》插图
《西游记》故事的来源 《西游记》的故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吴承恩是在历代民间传说和无名作者创作的基础上，经过整理、加工、改造，最后写出这部绚丽多彩的神话小说的。
作为《西游记》主体部分的唐僧取经故事，由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发展演化而来。唐太宗贞观元年(627),青年和尚玄奘(602～664)只身一人赴天竺（今印度）取经，跋山涉水，历尽艰难险阻，至贞观十九年(645),取回梵文佛经657部，并在长安设立译场,进行翻译。玄奘在取经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令人敬仰；他所身历目睹的种种奇遇和异域风光，对人们具有很大的魅力。他的行为和见闻本身就具有不同寻常的传奇色彩。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写成《大唐西域记》。他的弟子慧立、彦□又写成《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述玄奘西行取经事迹。这是一部带有文学色彩的大型传记。作者为了宣传佛教并颂扬师父的宏伟业绩，不免作种种夸张，并插入一些带神话色彩的故事。此后取经故事即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不断得到加工、润色，愈传愈奇，愈传离真人真事的本来面目愈远。在《独异志》、《大唐新语》等唐人笔记中，取经故事已带有浓厚的神异色彩。据欧阳修《于役志》载，扬州寿宁寺藏经院有玄奘取经壁画，可知取经故事在五代时已流布丹青。到宋代，取经故事成为“说话”艺术的重要题材。刊印于南宋时期的说经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取经故事发展的重要阶段。此书篇幅不大（约16000多字），情节离奇而比较简单,描写也较粗糙。但值得重视的是它已初步具备了《西游记》故事的轮廓，猴行者已取代唐僧而成为取经故事的主角。它吸取了更多的神话传说，书中的猴行者化作白衣秀士，已是神通广大、降服精怪的能手，是《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的雏型。书中的深沙神则是《西游记》中沙僧的前身。但还没有猪八戒。“说话”的形式有唱有说，近似唐五代时“讲唱经文”的“俗讲”，内容则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到元代(至迟到明初)，又出现了更加完整生动的《西游记平话》。原书已佚。但明《永乐大典》第
13139卷“送”韵“梦”字条下引《梦斩泾河龙》故事，即采自《西游记平话》，约1200字，内容与吴承恩《西游记》第
9回前半部分基本相同。成书比《永乐大典》为早的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中也概括地引述了《西游记平话》中关于“车迟国斗圣”故事的片断，与吴著《西游记》相关故事的内容大体一致。书中还有八条注文，介绍了《西游记平话》的主要情节，与吴著《西游记》已非常接近。书中已有孙悟空的出身和“大闹天宫”的故事，且由“魏征斩龙”过渡，与取经故事连接，在情节结构上也与吴著《西游记》相近。
在人物方面，深沙神已演变成沙和尚，出现了黑猪精朱八戒。《西游记平话》的形式和风格，比较接近于宋元时期的讲史平话，文字古拙，描写亦欠精细。但无论从内容、情节、结构、人物方面看，《西游记平话》都很可能是吴承恩直接据以加工创作的底本，在《西游记》的成书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广东出土的宋元时代磁州窑唐僧取经瓷枕（藏广东省博物馆），证明了取经故事在当时已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并为人们喜闻乐见。画面上的人物是取经故事中的师徒四众，处于中心地位的是勇往直前、英姿勃勃的孙悟空。这说明取经故事和有关人物的思想性格，至迟到元代已大致定型。民间创作已经给吴承恩写《西游记》打下了坚实基础。
由宋至明，取经故事在戏剧舞台上也得到搬演。宋元南戏有《陈光蕊江流和尚》,金院本有《唐三藏》,皆佚。元代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亦仅存少量曲文。元末明初则有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天大圣》杂剧和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剧中某些情节与吴承恩《西游记》相似，但孙悟空的形象并不突出，且未脱掉妖气。不论这些剧作跟吴承恩《西游记》有无直接联系，它们至少可以证明吴承恩创作《西游记》以前，取经故事已经众手加工而以各种形式长期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孙悟空的形象，也经历了一个同样漫长的演变过程。吴承恩的家乡，自古淮水为患，很早就产生了与治水有关的神话传说。无支祁就是大禹治水时收伏的一个淮涡水神，他原是一个神通广大的猴精，后来被镇锁在淮阴龟山脚下。唐代李公佐所作传奇《古岳渎经》里记载了这一传说。从宋元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和元明杂剧《锁齐天大圣》、《西游记》以及明人宋濂的《删古岳渎经》中，可以看出无支祁传说演化的痕迹。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明吴承恩演《西游记》，又移其神变奋迅之状于孙悟空，于是禹伏无支祁故事遂以堙昧也”（第九篇），指出了无支祁的传说跟孙悟空形象创造的关系。
吴承恩就是在前代传说和平话、戏曲的基础上,将无支祁传说跟取经故事结合到一起，并熔铸进现实生活的内容，创作出这部规模宏大的杰出神话小说《西游记》的。《西游记》改变了原取经故事浓厚的宗教色彩，完成了新的深刻的社会主题；塑造了性格鲜明、血肉丰满、理想化的神话人物形象;创造了生动丰富的故事情节,完成了完整宏伟的艺术结构。《西游记》是吴承恩创造性艺术劳动的结晶。
《西游记》的思想内容 《西游记》全书的内容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包括第1回至第7回。写孙悟空的出身和大闹天宫故事。第二部分，包括第
8回至第12回，写唐僧身世、魏征斩龙、唐太宗入冥故事，交代取经缘由。第三部分，包括第13回至第100回,写孙悟空皈依佛门,和猪八戒、沙和尚一起保护唐僧到西天取经,一路上跟妖魔和险恶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到真经，自己也成了“正果”。
大闹天宫的故事，生动地塑造了一个蔑视皇权、神通广大、敢于造反的孙悟空的英雄形象，表现了作者对反抗传统、反抗权威、蔑视等级制度等反封建的叛逆思想和斗争精神的热情歌颂。第二部分在结构上起一个过渡和联结的作用，在思想上表现了较明显的宗教迷信的观念。第三部分取经故事，由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41个小故事组成，着重表现孙悟空斩妖除怪、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积极乐观的斗争精神和美好品德。
大闹天宫故事和取经故事，在题材内容和主题思想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和矛盾。但由于主人公前后性格的一贯性，斗争对象和情势的变异并未影响到小说思想内容的大致统一。孙悟空因法力不及如来佛,造反失败,被镇压在五行山下,后来皈依佛门,遵奉神佛的意旨保护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出于“强者为尊”的思想而反抗神权，终因较量之后变成相对的“弱者”而不得不屈服于神权。但孙悟空在思想上并没有真正成为一个谨守教义的虔诚佛教徒，最后成为“正果”也还是“斗战胜佛”，斗争精神始终是孙悟空的宝贵性格。当然由于题材本身的宗教性质和作者的历史局限，不能不受到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取经故事未能褪尽因袭的宗教色彩，孙悟空的反抗精神也不能与大闹天宫时相提并论，作者还不可能完全克服前后两部分之间的思想矛盾。唐三藏取经
选自明代万历三十六年刻本《临凡宝卷》插图
《西游记》通过神话的形式，表现了丰富的社会内容,曲折地反映出现实的社会矛盾,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在孙悟空身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反抗专制压迫、战胜邪恶和征服自然力的强烈愿望；孙悟空积极乐观、勇敢无畏、不怕困难、敢于斗争的精神，深深地植根于富有斗争传统的中国人民历史生活的土壤之中，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长期斗争生活的艺术概括。它是理想和现实相结合的产物。斩妖除怪成为书中的突出内容，取经的目的在整个艺术描写中退居到次要地位，甚至仅仅具有象征的意义。“济困扶危，恤孤愈寡”，嫉恶如仇，为民除害，孙悟空身上具有和《水浒传》人物相通的品格，这是现实社会阶级对立的产物。在前后两部分中，作为孙悟空对立面的神佛世界和妖魔，都具有非正义的性质。小说揭露了天宫神权统治的腐朽，玉皇的昏庸无能、凶残暴戾，是人间封建统治阶级的投影。取经路上妖魔鬼怪的凶狠、阴险、淫恶，反映了现实社会中黑暗势力的共同特征。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对立面，孙悟空才成为受到人民喜爱的跟邪恶势力作斗争的大无畏的英雄。小说所反映的社会意义，以及与此相关的小说主人公的性格塑造，表明了作者吴承恩对传统的宗教题材进行了成功的改造，熔铸进了丰富的现实生活内容。
孙悟空在跟妖魔作斗争中显示了坚强的斗争决心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例如他善于透过迷人的假相认清妖怪的本来面目；他总是除恶务尽，从不心慈手软；斗争中注重了解敌情，知己知彼，克敌制胜，根据不同的斗争对象，变换不同的策略和战术，等等。凡此，都是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长期社会斗争经验的艺术概括。
《西游记》中写了祭赛国、朱紫国、灭法国等九个人间国度，所用多为明代官制，国王又多是昏君，荒淫庸懦，宠信道士，这些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批判意义。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指出：《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正确地概括了这部神话小说的社会意义和思想特色。
《西游记》在人物描写上比较集中，不像《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那样以塑造群象为特色。主要人物除孙悟空外，比较突出的是猪八戒和唐僧。猪八戒是一个有缺点而又令人喜爱的人物形象。他憨厚纯朴，能吃苦耐劳，对敌斗争从不屈服，是孙悟空斩妖除怪不可缺少的助手。但他贪馋好色，自私偷懒；对取经事业缺乏坚定性，一遇困难就要散伙回家；嫉妒心强，好拨弄是非。他的小聪明具有一种憨厚本色的特点，作者对他弄巧成拙的嘲笑，表现了对现实生活中小生产者落后意识的善意批评。唐僧是一个带有浓厚封建士人气质的人物，作者对他是批评多于肯定。他恪守宗教信条和封建礼教，乃至迂腐顽固，而又胆小懦弱，而且常常误信谗言，颠倒是非，无理责骂和残忍地处罚为取经事业建立了巨大功勋的孙悟空。唐僧由一个被歌颂的人物，变成一个被讽刺嘲笑的对象，这一点是《西游记》和传统的取经故事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
《西游记》在思想内容上还存在一些糟粕，这主要是：佛法无边的思想；宿命论观念和因果报应思想；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以忠孝为主要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等等。明代万历二十年世德堂刻本《新刻出象宫板大字西游记》
《西游记》的艺术成就 《西游记》在艺术上有鲜明的特色，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它塑造了孙悟空这样一个理想化的神话英雄形象，这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独特的创造。书中的许多人物，既是神奇的，又有强烈的现实感，这在古代神魔小说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神性(幻想性)、人性（社会性）、物性（自然性）三者的有机结合，是《西游记》人物塑造的一个突出特点。
《西游记》创造了神奇绚丽的神话世界，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天上地下，龙宫冥府，人物的活动有广阔的天地，可以无拘无束地充分施展其超人的本领。情节生动、奇幻、曲折，表现了丰富大胆的艺术想象力。
《西游记》的语言生动流利，尤其是人物对话，富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富有浓烈的生活气息，表现了一种幽默诙谐的艺术情趣。吴承恩善于提炼人民生活中的口语，吸收它的新鲜有力的词汇，利用它的富有变化的句法，加工成为一种优美的文学语言。
影响和版本 《西游记》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明代神魔小说的杰出代表,和《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一样，成为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古典小说名著。它问世以后即产生广泛的影响。
明代余象斗《四游记》中编入的杨志和41回《西游记传》和万历间朱鼎臣的《鼎锲全像唐三藏西游释厄传》10卷，实际都是吴承恩《西游记》的删节本。明清两代，续作、补作《西游记》的小说有多部出现，如明末董说撰的《西游补》16回,明末无名氏撰的《续西游记》100回,清初无名氏撰的《后西游记》40回等。《西游记》故事在清代还被改编为戏曲搬上舞台，甚至还出现了《升平宝筏》那样大型的连台本戏。一直到现代,《西游记》故事仍然活跃在戏曲舞台上，《三打白骨精》、《闹天宫》、《芭蕉扇》等都是经常上演而受到观众喜爱的剧目。
《射阳先生存稿》4卷,在吴承恩逝世后不到10年的万历十八年(1590)即刊印行世，但流传极少。1929年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发现的明刻本，可能是万历四十年以后经过丘度增补的复刊本。1930年曾据原刻本铅排出版，原刻本已运往台湾。刘修业据1930年铅印本重加辑校，易名为《吴承恩诗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书中收入陈文烛序、吴国荣跋和李维桢叙。另有刘氏所辑的《吴承恩诗文事迹辑录》等附录4种。
现存《西游记》最早的刊本是明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唐氏世德堂《新刻出象宫板大字西游记》,20卷100回（北京图书馆藏有摄影胶卷）。随后有万历三十一年(1603)书林扬闽斋刊本（藏日本内阁文库）。又有明崇祯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100回,国内今存两部，分别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河南省图书馆，日本也有藏本，存内阁文库。河南省中州书画社有校补影印本。清代又出现多种版本，主要有：清初刊本《西游证道书》；康熙丙子(1696)刊本《西游真诠》；乾隆戊辰(1748)晋省书业公记刊本《新说西游记》，乾隆己巳(1749)其有堂刊本《新说西游记》；嘉庆己卯（1819）护国庵刊本《西游原旨》；道光己亥（1839）德馨堂刊本《通易西游正旨》等。1954年作家出版社排印本，即以明刊世德堂本为底本，参校清代各种刻本整理而成。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刊行二版，在初版基础上，复以明崇祯间刊《李卓吾批评西游记》本参校，并将初版据“书业公记”本增补的唐僧出身故事的第9回改作附录,恢复世德堂本第9至第12回的原貌。
吴国伦
明代文学家。字明卿，号川楼子、南岳山人。兴国（今属江西）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初授中书舍人，后擢兵科给事中。触忤严嵩，被谪为江西按察司知事,又移南康推官等。严嵩败,起为建宁同知，历邵武、高州知府、贵州提学副使、河南左参政。后罢归。归里之后，诗名很高。当时求名之士，或东走太仓(王世贞)，或西走兴国（吴国伦）。为后七子之一。
吴国伦关心国事，所作《庚戌秋日纪事》
3首，选择了三个典型事件，揭露了敌兵压境时明朝军队的腐败和无能。一是当敌方伪装“入贡”大举进犯时，明军仍醉生梦死，致使“郊原入夜号新鬼，却恨军前插羽迟”。二是开战之后，明将竟用方士遣送阴兵破敌。三是两军对阵需要兵器时，司库者竟要坐索千金,等兵器到手,敌军早已得意而去。沉痛的诗句流露着诗人对国事的焦虑和深刻的嘲讽。《暮秋感怀》三首并不是对自然秋景的伤怀，而是对民劳国艰的深切担忧。诗中一方面描写了“民劳过□尾，客策下焦头”，“急难征兵远，疮痍转饷频”的惨景。另方面揭露了“戚里纷丝竹，侯家盛绮罗”的豪华,两相对照。诗人发出“时艰民力尽,世赏国恩多”的感喟。他的咏史诗,如《□洲吊古》,对“独余肝胆壮东流”的宋末民族抗元英雄表示了景仰之情，同时也包含着对明王朝命运的忧虑。
吴国伦还善于描写各地的奇风异俗。《高州杂咏》以“一日更裘葛，三家杂汉夷，鬼符书辟瘴，蛮鼓奏登陴”来表现当地风俗人情。清代沈德潜品评此诗时说：“风土诗，须此奇警之笔，方写得生动。”（《明诗别裁集》）《阁鸦行》对阁鸦周围的少数民族习俗的描述，尤为逼真。《次奢香驿因咏其事》赞美使西南地区“承平二百载”的奢香夫人，也很有识见。这些诗歌是诗人长期在“鸟言难可解，卉服日以亲”（《饭水西驿》）的滇境生活的结果。
王世贞对吴国伦“能求诣实境，务使首尾匀称，宫商谐律，情实相配”（《艺苑卮言》）的评语，颇能说明他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无论是刻画风景，还是抒发情怀，他的诗都真实朴素，甚少夸饰过当之词，读来亲切而有兴味。另外，他的诗歌尚能注意结构、声调，虽无别出蹊径的显著特色，但也能做到情景较为和谐的统一。他的作品虽然繁富，才力却略显不足，故时有重复雷同的现象。胡应麟讥他“用句多同，故十篇而外，不耐多读”（《诗薮》），实切中其弊。
武汉臣
元代戏曲作家。济南(今属山东)人，生卒年、字号不详。作杂剧12种，今存《散家财天赐老生儿》、《李素兰风月玉壶春》、《包待制智赚生金阁》
3种。（后二剧《元曲选》作“武汉臣撰”。《录鬼簿》武汉臣名下未著录，息机子本《元人杂剧选》作“无名氏撰”）《虎牢关三战吕布》仅存残曲，余皆佚。
《散家财天赐老生儿》是写家资巨万的员外刘从善无子嗣，女婿为争得家财，迫害、排挤刘之亲侄，还想暗害已经怀孕的刘妾。刘从善广散家财，多行善事，终于得一老生儿。剧中宣扬因果报应及封建宗法观念，但通过一个富贵家庭财产继承问题引出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却也较深刻地反映了社会风尚和人情世态。此剧还比较广泛地反映了元代社会的生活面。故事起伏跌宕，戏剧性较强。曲文当行，宾白生动。此剧在19世纪初即被译为英文，后又有法、德、日译文。《包待制智赚生金阁》写庞衙内杀害郭成，霸占其妻，夺走他的宝物生金阁，最后终于被包拯惩处。此剧中包拯于第
3折才出场，遇到被害人的鬼魂告状,有城隍庙夜询鬼魂,鬼魂冲散社火鼓乐等情节，这在演出中当有特技表演和火彩场面。《李素兰风月玉壶春》写妓女李素兰与李斌的恋爱故事。天一阁本《录鬼簿》记贾仲明也有此作。研究者有怀疑今本是贾作而非武汉臣所撰。
吴 激
金代作家、书画家。字彦高，号东山。建州（今福建建瓯县）人。有文名，书法俊逸，绘画得其岳父米芾笔意。北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奉命使金，金不遣返，命为翰林待制。曾出使朝鲜。金皇统二年(1142)出知深州（今河北深县），不久去世。
吴激诗今存20余首，题材不广,但工于写景,如“山侵平野高低树，水接晴空上下星”（《三衢夜泊》）；“地偏先日出，天迫众山攒”（《鸡林书事》）。他的《题宗之家初序潇湘图》、《岁暮江南四忆》等诗，含蓄地表达了乡国之思。
吴激为金初词坛盟主。他的〔诉衷情〕、〔满庭芳〕“谁挽银河”等造语清婉，哀而不伤，在当时曾脍炙人口，其〔人月圆〕□括前人诗语，自然得体，尤为人所传诵：“南朝千古伤心事，犹唱《后庭花》。旧时王榭，堂前燕子，飞向谁家？恍然一梦，仙肌胜雪，宫髻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这是为北宋被虏宫人写的一首词，宇文虚中（叔通）看后自愧不如，“是后人有求作乐府（词）者，叔通即批云：‘吴郎近以乐府名天下，可往求之’。”(《中州乐府》元好问注)其影响之大，于此可见。
吴激原有《东山集》、《东山乐府》，已佚。存诗收入《中州集》，词收入《全金元词》。
吴嘉纪
清代诗人。字宾贤，号野人。泰州（今属江苏）人。少年时多病而勤学，习举子业，准备应考。适值天下丧乱。明亡时年27岁，即绝口不谈仕进，隐居泰州，自甘穷困靠教书和好友接济为生，不与达官贵人往还，但与汪楫、孙枝蔚等少数能诗善文的明遗民相善。自题其居室为“陋轩”，“每岁水至，常及半扉，井灶尽塌，苦吟不辍。”(汪懋麟《吴处士墓志》)晚年得周亮工、王士□的赏识推崇，诗名大振，但不久他就去世了。
吴嘉纪是清初重要的遗民诗人之一，他的诗深刻地反映了江淮一带人民的悲苦命运。如《临场歌》、《归东淘答汪三韩过访五首》等，写农民受勒逼租税之苦；《李家娘》、《难妇行》等，写百姓受清兵杀掠之厄；《海潮叹》、《风潮行》等，写他们受风灾、水灾之害。《绝句》一首，写灶户煮盐劳动情状：“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十分简练生动。《过史公墓》、《谒岳武穆祠》等诗，则表现他反对民族压迫的故国之思。
吴嘉纪诗效孟郊、贾岛的苦吟，而不学他们的奇僻；得陶潜、杜甫之意，而不剿袭他们的形迹。他擅长乐府古诗，近体亦佳。语言简朴通俗，不事藻饰，直抒胸臆，真挚生动，汪懋麟《陋轩诗序》评其“五七言近体，幽峭冷逸，……自脱拘束。至所为今乐府诸篇，即事写情，变化汉、魏痛郁朴远，自为一家之言”。孔尚任《题居易堂文集屈翁山诗集序后》，则推他和屈大均、王士□为当时三大诗人。
所著《陋轩诗》，最早有康熙初周亮工的刻本，近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吴嘉纪诗笺校》本。
吴敬梓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粒民；因其书斋署“文木山房”,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又因自故居安徽全椒移居南京，故又自称秦淮寓客。他的祖上定居安徽全椒县以前,原居江苏六合。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十五年(1658)的探花，与诗人王士□同榜，官至翰林院侍读，提督顺天学政。祖父一辈吴晟是康熙丙辰(1676)进士，吴□是康熙辛未(1691)榜眼。吴敬梓的亲祖父吴旦以监生考授州同知。60年间，他们一家有进士、举人等功名以及出仕的官员十四、五人，贡生、秀才之类还不计在内。吴敬梓的家庭可说是科甲鼎盛的缙绅世家。
吴敬梓的生父名雯延，吴敬梓是他的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他被过继给长房吴霖起为嗣。霖起是康熙丙寅(1686)的拔贡，曾任江苏赣榆县教谕，就在吴敬梓考取秀才的雍正元年(1723)死去，其时吴敬梓23岁。
吴霖起死后，近房中不少人觊觎遗产，吴敬梓是嗣子，便给了他们以可乘之隙，于是发生了吴敬梓《移家赋》中所说的“兄弟参商，宗族诟谇”的争产纠纷，乃至发生了亲族冲入家中攫夺财产的事件。吴敬梓的堂兄吴檠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一诗中，曾追记其事。这件事不仅刺激了吴敬梓，使他看清了封建社会家族伦理道德的丑恶本质，认识了那些衣冠楚楚的缙绅人物的虚伪面目，使他和那些倚仗祖业和门第做寄生虫的庸俗人物分道扬镳。作为缙绅阶级的叛逆,他首先挥霍遗产,30岁以前,就将田产房产都消耗光了。结果“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的注脚）。在家乡舆论的压力下，他再也不愿在全椒生活下去，终于在33岁时移家南京，开始了他的卖文生涯。36岁那年，曾被荐应博学鸿词之试，但只参加了省里的预试，就托病辞去了征辟,甘愿过素约贫困的生活,一直到最后客死在扬州旅次。《儒林外史》的写作年代难以确定，但至少下半部是在吴敬梓定居南京、辞去征辟以后陆续写成的。此外,吴敬梓一生还写了不少诗、词、文、赋,部分结集在今存的《文木山房集》中。他晚年也曾治经，著有《诗说》7卷,今佚。但那些作品的价值和影响，都远远不能和《儒林外史》相比。
《儒林外史》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
《儒林外史》表面上写明代生活，实际上展示了一幅18世纪中国社会的风俗画。它以封建士大夫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中心，从揭露科举制度以及在这个制度奴役下的士人丑恶的灵魂入手，进而讽刺了封建官吏的昏聩无能，地主豪绅的贪吝刻薄，附庸风雅的名士的虚伪卑劣，以及整个封建礼教制度的腐朽和不堪救药，乃至城乡下层人民都在这种社会秩序下灵魂被歪曲得不成样子。吴敬梓揭发了这些丑恶的人物和他们的关系，并通过具有说服力的艺术形象揭露了造成这些人物的社会制度，因而他的讽刺就给了封建社会以有力一击。小说也宣泄了作者对善良人物的诚挚深厚的爱心，表明了艺术家善善恶恶、爱憎分明的态度。
抨击腐蚀士人灵魂的八股取士制度，是《儒林外史》社会批判的主要方面。小说一开始就给读者展现了两个被科举制度塑捏得既可怜又可笑的人物——周进和范进。周进应考到60岁，胡子已经花白了,还是一个老童生,只得到薛家集去教村塾，受尽了新进秀才梅玖的奚落和举人王惠的卑视，最后连个教书的饭碗也保不住了。因此，当他由于偶然的机会，去参观省城的贡院时，半生蕴蓄的辛酸逼使他不由得“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苏醒后满地打滚，放声大哭。可是当他一旦中了举，联捷成进士，做了国子监习业以后，曾经奚落过他的梅秀才便冒认自己是他的学生，他早年写在村塾中的对联也成了“周大老爷的亲笔”，必须揭下来裱好；这个当年受人鄙视的穷老头子就被用金字写成的长生牌位供起来了。吴敬梓墨迹
周进的故事侧重于写这个人物发科前后的命运，范进的故事除了描叙他本人的前后遭遇外，更着力于描写他命运的转变中围绕在他周围的人物的色相。作者在更大的范围里揭示了科举制度对社会各色人等的毒害。20岁起应考不举的范进，垂老才因周进的赏识，考取秀才并中了举，他的妻子、母亲、丈人胡屠户、乡绅张静斋，以及邻里乡党，立刻由憎厌一变而为谄谀。世态炎凉在这里被作家刻画得淋漓尽致，并且揭露了那些把八股文视为学问的精华、把科举制度当作道德规范的代表人物的本相。而这些道德家的操守，也只是打秋风、通关节、鱼肉人民、武断乡曲，而且愈贪酷，也就飞黄腾达得愈快。吴敬梓把那些科举出身的上层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通过对科举制度的抨击，揭出了这个乌烟瘴气的社会的痼疾之所在。
在科举制度的魔影下，那些科场败北，捞不到功名，从而也无法进入仕途的人，其所以要作诗，刻诗集，结诗社，摆酒宴，写斗方，充当名士，目的也无非是想取得和科举出身相等的社会声价。书中，头巾店老板兼做名士的景兰江，议论医生兼名士的赵雪斋时，就曾经说道：“可知道赵爷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那个不晓得有赵雪斋先生？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
作品揭示附庸风雅的名士之泛滥，也是这个腐朽的社会制度在士人精神状态上的一个重要反映。上至冢宰子弟胡三公子，也因“死知府不如活老鼠”，要挤进名士堆中去绷场面；狗屁不通的举人卫体善、贡生随岑庵，都要拖着八股腔，去做些“且夫”、“尝谓”之类的歪诗。下而至于头巾店老板景兰江，为做诗把本钱做得精光；盐务里的巡商支剑峰，也戴着头巾，吃醉了酒满街吟诗，被府里二爷一条链子锁了去；乃至于乳臭未干的牛浦郎，也要冒充老名士牛布衣去闯江湖；妓院老板王义安、测字先生卜言志、刻字匠郭铁笔，上述所有这些各色各样的人物，他们都要想方设法地混到名士的行列中去。
吴敬梓不是一味愤世嫉俗的冷酷的作家。他在鞭挞这些社会寄生虫、揭露这个社会之所以有如此卑下的精神状态的底蕴的同时，对社会下层的善良人物寄以深挚的同情和爱心。在《儒林外史》中，和尖刻的讽刺相辅，作者用酣畅饱满的抒情诗的笔调，歌颂了许多正直仁善的人物，倾注了对他们深挚的爱，如甘露寺老僧对旅居无依的牛布衣的照料和慰藉，以及为他料理丧事的情景；牛浦郎的祖父牛老儿和亲家卜老的相恤相助的情谊；鲍文卿对落魄的倪霜峰的照顾和对倪廷玺的收养,等等,作者都将深厚的同情，寄托在朴素无华的白描中，表彰了这些善良的灵魂的美德。这种对下层人民的优良品德的如此深情的描绘，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也不多见。其中更令人感动的是描写向鼎和鲍文卿这对地位迥异的正直人物的道义之交的数回，这些充满激情的场面，是《儒林外史》精采而有魅力的篇章。这种对善良人物的热烈的爱慕，透露了作者对生活的真挚的爱的本性。
《儒林外史》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它既正面控诉了封建礼教和道学的虚伪，也隐隐透露了清代文字狱的残酷；既刻画了统治制度的腐朽，也写出了城乡风俗的颓败。吴敬梓比他的同时代人更清醒、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个社会不可容忍的弊害，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改革这些弊害的方案。他只能提出要求知识分子讲究文行出处,提倡以礼、乐、兵、农来济世,而在整个社会制度没有产生革命性的变革的历史条件下，他的主张显然是办不到的。这个致命的弱点,反映在他的小说中,就出现了他所蓄意创造的那些理想人物的软弱无力。小说后半部的那些正面人物如虞博士、庄征君等，都是形象不丰腴、没有生命力的人物。小说中祭太伯祠的场面、郭孝子的故事、萧云仙的故事、汤镇台的故事等宣示礼、乐、兵、农的情节，便只能靠传闻，靠传统故事，靠缺乏生活的虚构敷衍成篇。这些是小说的败笔，以至人们怀疑是否是后人窜入的。但小说中主要的篇幅，那些吴敬梓有丰富生活基础和卓越的艺术认识的部分，特别是讽刺艺术的成就，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杰作。
吴敬梓是刻画人物性格的巨匠，只消三言两语，人物形象便勾勒出来了，他们内心的隐秘全部揭开了。作家在描画他们片刻活动时，已经将人物的历史、他们生活的全部本质摄取在内了。卧闲草堂本所附的评语说：“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关于书中的人物，据吴敬梓的姻戚晚辈金和的跋文说，大都是当时实有的人物，“或象形谐声，或庾词隐语，全书载笔，言皆有物，绝无凿空而谈者。若以雍乾间诸家文集细绎而参稽之，往往十得八九。”金和指出杜少卿即作者的自况，马纯上即冯萃中,迟衡山即樊南仲,牛布衣即朱草衣等20多个例子。这当然不是毫无根据的，艺术家肯定要从现实中撷取素材，以他所熟悉的真实人物为模特儿的；但吴敬梓绝不是单纯地记录真人真事，他将自己的生活经验所凝成的艺术认识熔铸在人物身上，使他们具有独创的个性，成了能概括广泛社会关系的形象；并通过人物的交际，呈现出整个社会生活的图景，并对所呈现的生活作出评价。在中国古典小说作家中，象吴敬梓这样带着高度自觉的目的性，用艺术创作来“指摘时弊”的也罕有其匹。《儒林外史》的艺术效果，是吴敬梓的理想、他的创作动机的直接的实现。
《儒林外史》并没有一个或几个贯穿全书的主角，也没有起讫完整的情节。“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很近于当代文学理论所说的“生活流”式的作品。小说开头用“楔子”标举了一个不慕荣利、不随俗俱流的理想人物王冕，接着使“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同前），最后以四个市井奇人的故事作结，其规制也如中国古代史书中的列传的扩大化。由于吴敬梓塑造人物性格的卓越能力，他通过人物之间的辐射，前后人物和事件的呼应，呈现了纷沓的生活的本源状态，揭示了社会关系的本质，从而使《儒林外史》成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
《儒林外史》的影响和版本
《儒林外史》是中国叙事文学中讽刺艺术的高峰，它开创了一个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它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处于崩溃期的19世纪后半叶尤其显著。晚清的长篇小说，凡稍能吸引读者注意的，没有一种不受它的影响。清末的小说，如《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等文学史上值得一提的作品，纵使所反映的现实生活的角度和艺术成就不同，都可以视为它的余脉。《儒林外史》和比它稍晚的《红楼梦》，标志了中国长篇小说从内容到形式的成熟。《儒林外史》摆脱了传统小说才子佳人的香艳俗套，全书没有一个爱情故事，只依靠对生活和人物性格的真实的艺术塑造，取得巨大的生命力。
《儒林外史》历来有50回、55回、56回等歧说。吴敬梓的友人程晋芳的《文木先生传》中说,原稿50回,金和的跋文中说它本来是55回，并说最早的刻本是金兆燕乾隆间任扬州教授时所刻。但金刻本至今未见，是否55回,没有实证可以断定。现存最早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本，刻书已在作者逝世后50年，为56回本。此后比较有名的，有同治十三年(1874)的齐省堂本和同年的《申报》馆活字本，都出于卧闲草堂本的56回本。迄今可据的材料，还不能证实原作为50回或55回，只能根据现存最早的版本认为全书应为56回。
吴 均
南朝梁文学家。字叔痒。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县)人。好学有俊才，其诗文深受沈约的称赞。梁武帝天监初，为郡主簿。天监六年
(507)被建安王萧伟引为记室。后又被任为奉朝请。因私撰《齐春秋》,触犯梁武帝,被免职。不久奉旨撰写《通史》，未及成书即去世。
《梁书·吴均传》说他“文体清拔有古气”，在当时颇有影响，时称“吴均体”。其诗今存
140余首，多为友人赠答、赠别之作。音韵和谐，风格清丽，属于典型的齐梁风格；但语言明畅,用典贴切,无堆砌之弊。吴均善于刻画周围景物来渲染离愁别绪。如《送柳吴兴竹亭集》“夕鱼汀下戏，幕雨□中息。白云时去来，青峰复负侧。踯躅牛羊下，晦昧崦嵫色”，朦胧幕色中的山野景象，更衬出离别时分的凄婉气氛。又如“轻云纫远岫，细雨沐山衣”，“白日辽川暗，黄尘陇坻惊”，写景都很细致。吴均很注意向乐府民歌学习，拟作了不少乐府古诗，如《行路难》
5首、《胡无人行》、《从军行》等，虽辞藻华美，但不失刚健清新的气息，有鲍照余绪。他的一些五言诗句，如“君随绿波远，我逐清风归”，“折荷缝作盖，落羽纺成丝”等，民歌风味也比较浓。吴均家世贫贱,终生不得意,他的一些作品中也往往表现出寒士的雄心和骨气，如《赠王桂阳》“松生数寸时,遂为草所没。未见笼云心，谁知负霜骨”,借松树来吐露怀才不遇的牢骚，其构思立意很象左思的“郁郁涧底松”和陶渊明的“青松在东园”。再如《梅花落》、《行路难》、《赠别新林》等诗中，也含蓄地抒写了渴望有所作为的心情。此外,如《边城将四首》,歌颂将士们“高旗入汉飞，长鞭历地写”的英雄气概；《闺怨》写征人家属相思之苦，都比较有现实内容，在当时诗歌中不多见。
吴均善于以骈文写书信,今存《与施从事书》、《与朱元思书》、《与顾章书》3篇,俱以写景见长。如“绝壁干天，孤峰入汉。绿嶂百重，青川万转”，“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皆文笔清丽,韵味隽永。
《隋书·经籍志》录有《吴均集》20卷，已佚。明人张溥辑有《吴朝请集》，收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吴 可
宋代诗人、诗评家。字思道,号藏海居士。金陵（今南京市）人，一说瓯宁（今福建建瓯）人。生卒年不详。大观三年(1109)进士，曾官于汴京，先后任团练使，武节大夫等职。宣和末辞官。建炎后，转徙楚豫之间。
吴可诗颇为当时文士所推重，今《藏海居士集》内存诗58首。他生当南北宋之交，历经流离转徙。其《故人来自舂陵出示初寮翰墨感时怀旧辄为长句》诗，较真实地反映了北宋末年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动乱，并表达出他对当时政治的看法。他的诗，古体质朴,律诗谨严,七绝尤胜,如《晚步》、《春霁》、《小醉》、《田家女》等，均写得自然含蓄，意境新警。
吴可论诗主张，主要见于《藏海诗话》和《诗人玉屑》所录的《学诗》诗。他主张诗“当以意为主，辅之以华丽”；“宁对不工，不可使气弱”。主张“学诗当以杜为体，以苏黄为用”，说“杜之妙处藏于内，苏黄之妙发于外”。书中所论，颇能切中北宋诗坛某些流弊。吴可论诗，喜用参禅之说，提出诗贵顿悟和不蹈袭前人窠臼的论点。从苏轼以禅喻诗到严羽系统地提出以禅喻诗的理论，吴可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
著有《藏海居士集》
2卷，《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辑出,有清末李之鼎《宋人集》本。《藏海诗话》1卷另行,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函海》本、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本等。
吴 宽
明代诗人、散文家。字原博，号匏庵。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会试、廷试获第一，入翰林，授修撰。曾侍孝宗东宫，孝宗即位，迁左庶子，预修《宪宗实录》，进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后又升任吏部右侍郎、礼部尚书等。吴宽作风高洁，不受时尚左右，而以清正自守。死后谥文定。少壮好学，于书无所不读,尤喜《左传》、《汉书》、唐宋大家散文,最喜苏轼文章。他学有根底,诗文和平恬雅,有典则。《明诗评》说：“文定力扫浮靡，一归雅淡，诗如杨柳受风，煦然不冽；又如学究论天下事,□□竟日,本色自露。”代表作有七律《悼沈癯樵画史》、《题杨铁崖墓铭后》、《送张兼素出知施宗州》、《谢顾良弼李世贤携酒过访》等，七古有《赋黄楼送李贞伯》等。吴宽兼工书法，字亦学苏东坡。诗文集有《家藏集》77卷,其中诗30卷,文40卷，为吴宽自订。后7卷疑为其子吴□所增益。
吴迈远
南朝宋诗人。曾被宋明帝刘□召见，但未获赏识。宋末，桂阳王刘休范背叛朝廷,他曾为休范起草檄文,败后被族诛。
吴迈远平生作诗，自视甚高，常自夸说：“曹子建何足数哉！”其诗今存10多首，多为乐府诗，主要写离情别绪。诗风比鲍照等人要接近齐梁。不少诗句取材于古书，搬弄典故，不免艰涩难解。但有些诗句，如《长相思》中的“将不异客子，分饥复共寒”，尚有古诗质朴之气。在南朝诗歌发展史上，他属于从“元嘉体”到“永明体”的转变期人物之列。
其诗收入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吴 梅
近代文学家。字瞿安,一字灵□,号霜□。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少孤,嗣于叔祖。他笃嗜词曲,尝与著名曲家俞粟庐交往切磋。终生以教学为职业，先后在东吴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等校任教授，主讲词曲20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带病辗转于武汉、湘潭、桂林、昆明等地，1939年去世。
吴梅是南社的成员。早年作有《风洞山传奇》和《西台恸哭记》，借历史故事，抒发爱国情绪。光绪二十四年(1898)，有感于戊戌六君子的冤狱，曾作《血花飞传奇》。三十三年(1907)，秋瑾被害后，又作《轩亭秋》杂剧以寄悲痛。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非常热情地赞扬抗日战士，斥责汉□，听说沦陷的家乡“有人□笛度曲，献媚敌酋者”,以为“无耻至极,可叹可恨”，表现了十分可贵的民族气节。
吴梅在诗、文、词、曲的研究和创作上，都有很深的造诣。戏曲方面尤为突出，兼擅制曲、谱曲、度曲、演曲以及校定曲本、审定音律等，被誉为近代“曲家泰斗”（夏敬观《忍古楼词话》）。著有《顾曲麈谈》、《南北九宫简谱》、《中国戏曲概论》等专著和杂剧、传奇11种。所刻《霜□三剧》,曾缀旁谱行世。另刻《奢摩他室曲丛》1、2两集，又为刘世珩编刻的《暖红室汇刻传奇》的大部分作过校勘。
除专力治曲外，吴梅以其余力从事诗词创作。词作如〔临江仙〕“短衣羸马边尘紧”、〔清平乐〕《题郑所南画兰，次玉田韵》等阕，豪宕高逸。诗作如《读□农碧血花剧，即集剧中语，默题四绝》、《信阳题何大复集》等，寄托深厚，苍凉雄劲。自编《霜□诗录》、《霜□词录》，有石印本。《霜□文录》，未印行。另有论词专著《词学通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吴敏树
近代散文家。字本深,号南屏,别号□湖渔叟，又号乐生翁。湖南巴陵(今湖南岳阳)人。道光十二年(1832)举人。敏树自幼好学，志趣超俗，生平喜山水，耻于仕禄。曾任浏阳县教谕，不久即因不合而自免去。
吴敏树论文，不取宗派，反对树立宗师，自我束缚，认为“文章艺术之有流派，此风气大略之云尔，其间实不必皆相师效，或甚有不同；而往往自无能之人，假是名以私立门户，震动流俗，反为世所诟厉，而以病其所宗主之人”(《与筱岑论文派书》)。40岁应试入都，曾受到桐城派姚鼐弟子梅曾亮的赞赏，从此成名。但因他“素非喜姚氏者”（同前）,始终与桐城派保持距离,不肯依傍门户。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许多文人受曾国藩网罗，形成所谓“桐城中兴”的局面。吴敏树虽与曾国藩早有交谊,但拒绝入幕。曾国藩序《欧阳生文集》,标榜姚鼐和桐城派，认为吴敏树亦“称述其术，笃好而不厌”。吴敏树即作《与筱岑论文派书》，声明自己不属桐城派，并指出曾国藩标榜桐城派是为了自立宗派，别建门户。
吴敏树工散文,长于叙事,传人记游，常有寄托。词高体洁，风格秀逸，得江山之助亦多。如《书谢御史》，热情歌颂不畏权贵的“烧车谢御史”，既鞭笞了和□及其宠奴，又批判了当时京官畏忌权势的风气，是一篇动人的文章。其《移兰记》则与龚自珍的《病梅馆记》有相通之处，表现了一定的追求自由解放的倾向。但因为喜欢以古书为源,也有一些作品缺乏现实内容,这与桐城派有相近之处。“诗主黄山谷,造句矜慎,而味□深。”（杜贵墀《吴先生传》）
有《□湖文集》、《□湖诗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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