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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 侗
清代文学家。字同人，一字展成，号悔庵，又号艮斋，晚自号西堂老人。江南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诸生，入清，为顺治三年(1646)副榜贡生；九年授永平推官,在任三年,坐挞旗丁降调辞归。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授翰林院检讨，参与修《明史》，分撰列传300余篇、《艺文志》5卷，二十二年告老归家。四十二年康熙帝南巡，给他晋官号为侍讲。
尤侗才情敏捷，文名早著。曾以《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制义以及《读离骚》乐府流传禁中，受顺治帝赏识；在史馆时进呈《平蜀赋》，又受康熙帝赏识，所谓“受知两朝，恩礼始终”（潘耒《尤侍讲艮斋传》）。他的诗文多新警之思，杂以谐谑，每一篇出，人所传诵。所撰《西堂杂俎》盛行于世，但辞赋、铭赞、应俗、游戏之作，十之八九格调不高。自序说：“雕虫之技，悔已难追；鸡肋之余，弃复可惜”，故名“杂俎”而不以“文集”标目。但他所撰的《艮斋倦稿》，在评文论学方面，却写得比较认真而扎实。
尤侗论诗，将唐宋置于平等地位，认为：“取唐之美者与宋之恶者，则元白必笑苏黄之拙；取宋之美者与唐之恶者,则李杜不如杨陆之工”,“平而论之，二代之诗美恶不相掩也。”（《宋诗选序》）他所作的诗，则以“性情自在”为尚。王士□评论其诗“如万斛泉，随地涌出，时出世间，辩才无碍，要为称其心之所欲言”（《西堂全集序》）;沈德潜说他“四十至六十时诗,开阖动荡，轩昂顿挫，实从盛唐诸公中出也”（《清诗别裁集》）。总之,其诗笔调酣畅,格调多样。但数量既多，不免有信手敷衍、浮浅油滑的弊病。从内容上说，《老农》、《杀蝗》、《苦雨行》、《散米谣》、《纪赈》、《煮粥行》、《出关行》、《忧盗行》、《民谣》等早、中年所作的长篇古风，颇关注于现实社会，对人民疾苦也很表同情,多有可取。《拟明史乐府》100首、《外国竹枝词》100首及《土谣》10首,歌咏明代史事，描述清初交往各国和边疆各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同时吸收了乐府民歌的表现手法，清新风趣，别具一格。尤侗手迹石刻
尤侗亦能词曲，著有《百末词》6卷,自称是“《花间》、《草堂》之末”；又有《钧天乐》、《读离骚》、《吊琵琶》、《桃花源》、《黑白卫》、《清平调》等杂曲传奇6种，汇入《西堂曲腋》，在当时流传颇广。
尤侗著作浩繁，大都收入《西堂全集》和《余集》（共135卷）中；另有《鹤栖堂集》诗、文各3卷，是晚年作品。由于《西堂杂俎》乾隆时被列为禁书，所以其集《四库全书》不收。
元好问
金代作家、史学家。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省忻县）人。系出北朝魏代鲜卑族贵族拓跋氏，为唐诗人元结后裔。生父元德明累举不第,放浪山水间,喜爱杜诗，推崇苏、黄。继父元格官掖县、冀州、陵川、略阳等地，常携好问赴任。其师郝天挺引导他潜心经传，留心百家，刻苦学诗。郝天挺主张“读书不为艺文，选官不为利养”（《郝先生墓铭》），对元好问的成长起了良好作用。
生平 从22岁起，元好问开始经历家国的忧患。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蒙古成吉思□率军攻金，宣宗贞□二年(1214)，蒙古军陷秀容城，元好问之兄被杀，他避兵邻县阳曲北山得免。贞□四年夏，他见金已无守御能力，便携家仓皇渡河，寓居福昌三乡（今河南省宜阳县三乡镇）。蒙古兵退，家居读书，辑前人诗文评论为一编，名《锦机》（已佚）。不久，移家登村。兴定五年(1221)进士及第，不就选。哀宗正大元年(1224)中博学宏词科，授儒材郎、充国史院编修。翌年夏，还居嵩山，撰《杜诗学》1卷（已佚）。后数年,历官镇平、内乡、南阳县令，这一时期诗中反映现实之作日多。又研究苏轼诗,撰成《东坡诗雅》3卷（已佚）。正大八年秋，蒙古军包围汴京前夕受诏入都。天兴元年(1232)，困居围城，任尚书省掾、左司都事。二年正月，京城降。夏五月，元好问在乱离中携友人幼子白朴，随被俘官民北渡黄河，被羁管于聊城（今属山东）。天兴三年，金亡。此后20余年，他除编成《东坡乐府集选》(已佚)和《唐诗鼓吹》（今存）外，主要致力于保存金代文化，纂成金诗总集《中州集》10卷、金词总集《中州乐府》（附《中州集》之后）、《壬辰杂编》（已佚）、《金源君臣言行录》百余万言（已佚），还有《诗文自警》10卷（已佚，明瞿佑《归田诗话》有征引）。又有《续夷坚志》4卷，今传。元宪宗七年(1257)九月,卒于获鹿（在今河北省）寓舍，归葬故乡系舟山下山村（今忻县韩岩村）。
元好问幼年适值金代盛世，他称道“大定明昌五十年”,对金的中兴抱有幻想。他早年有志于经世治国,壮年时曾自负“动可以周万物而济天下，静可以崇高节而抗浮云”(《新斋赋》)。长期怀才不遇和面对黑暗的现实，使他逐渐清醒,仕和隐的内心矛盾加剧。晚年,他回顾自己的前半生说：“勤如韩子初无补，晚似冯公岂见招。五十三年等闲里，一窗风叶雨潇潇。”(《感兴》)从《中州集》小传和他所撰的某些墓志铭中可以看出他憎恨酷吏，鄙视权豪，同情人民，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
文艺评论与文学创作 元好问的文艺评论涉及诗、词、古文等文体，具见于《锦机引》、《论诗绝句三十首》、《杜诗学引》、《东坡诗雅引》、《杨叔能小亨集引》、《新轩乐府引》等。其中以《论诗绝句三十首》最有代表性。这组论诗绝句上承杜甫《戏为六绝句》和稍前王若虚《论诗诗》的形式，在对建安以来的诗派、诗人作品品评臧否的同时，阐明了自己对诗歌的正面看法。第一首开宗明义,即以“诗中疏凿手”自任,要使泾渭清浑分明，辨明诗中的正体和伪体。他标举建安的优良传统（“曹刘坐啸虎生风”），认为好诗应当真淳自然(“一语天然万古新”),推崇雄健豪迈的风格(“慷慨歌谣绝不传”),反对模拟因袭（“窘步相仍死不前”），批评绮靡纤丽的诗风（“□靡夸多费览观”）。元好问论诗强调内容，同时也重视艺术成就和作家的品德，能从大处着眼而不流于褊急。他肯定曹植、刘桢、陶渊明、谢灵运、杜甫、韩愈，于李商隐、苏轼、黄庭坚则有比较公允的褒贬。但是他又反对俳谐怒骂的怨刺之诗（“曲学虚荒小说欺”、“乱后玄都失故基”），重视“温柔敦厚，蔼然仁义之言”（《杨叔能小亨集引》），则说明了他仍然未能摆脱传统诗教的影响。
元好问涉足于诗、词、文、散曲和笔记小说各个领域，而以诗的成就最高。他的诗歌创作可分为前、中、后三期：
前期(1197～1217),为其创作准备期。作者7岁能诗，人称“神童”。南渡前后，元好问写了《避兵阳曲北山之羊谷题石龛》、《阳兴砦》、《虞坂行》、《箕山》、《梁园春》、《八月并州雁》、《并州少年行》等，虽不及下一时期的优秀作品，但却已透露出诗人关心现实的强烈倾向。《金史·元好问传》说他“下太行，渡大河，为《箕山》、《琴台》等诗，礼部赵秉文见之，以为近代无此作也，于是名震京师”。这些诗和论诗绝句的产生，标志着元好问完成创作准备，正式登上金代诗坛。
中期(1218～1234)，由元好问移家登封起，至金朝灭亡止，共17年，是作者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本期开始阶段，由于成吉思□率蒙古军主力经营西域，金王朝得到暂时的安宁，宋金战争中金又多次得胜，于是给人造成金尚不致覆亡的假象。元好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举出仕的。而事实上金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元好问从民间逐步进入统治阶级上层，对上述现实了解很深,凡所感受,一寓于诗。他写下了《郁郁》、《家山归梦图》、《虎害》、《乙酉六月十一日雨》、《颍亭留别》、《宿菊潭》、《宛丘叹》、《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癸巳五月三日北渡》、《南冠行》、《甲午除夜》等诗，标志了金、元诗坛的最高成就。
后期(1235～1257)，包括元好问入元后的整个23年。元太宗窝阔台七年(1235)，他摆脱羁管，由聊城移居冠氏（今山东冠县），开始过遗民生活。在访诗和收集史料的过程中，作者往来于晋、豫、鲁、冀等地，有机会探幽访胜。生活变化引起了诗作的变化。他虽然在《学东坡移居八首》、《卫州感事》、《雁门道中书所见》等少数诗中抒发亡国哀痛，但大多数作品已转向描绘山水和唱和应酬。其中《涌金亭示同游诸君》、《游黄华山》、《泛舟大明湖》等，开辟了元好问诗歌的新境界。
元好问诗今存1360余首，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其反映金元之际人民所受天灾人祸之苦，真实具体，富有感染力。其写景诗生活气息浓郁，能表现祖国山川之美，名句如“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颍亭留别》），境界优美，脍炙人口。然而奠定元好问在文学史上地位的，则是前者。它们有的写汴京沦陷前蒙古对金战争的残酷：“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歧阳》）“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有的写亡国的惨状：“道傍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癸已五月三日北渡》)这些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国破家亡的现实，具有史诗的意义。清代赵翼《题遗山诗》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元好问工于七古，七律和绝句,兴象深邃,风格遒上，无江湖诸人轻易油滑之习，亦无江西派生拗粗犷之失。
元好问词为金朝一代之冠，足与两宋词家并比。其词今存377首,反映了多方面的社会生活。〔木兰花慢〕“拥都门冠盖”、〔临江仙〕“世事悠悠天不管”、〔鹧鸪天〕“只近浮名不近情”等堪称“丧乱词”。清代况周颐评论此类作品说，元氏以“丝竹中年,遭遇国变,……卒以抗节不仕,□□南冠,二十余稔,神州陆沉之痛,铜驼荆棘之伤，往往寄托于词”(《蕙风词话》)。元好问词中也有写景如画的，如〔水调歌头〕《赋三门津》“黄河九天上”等，可与《游黄华山》诸诗比美。元好问词中还有一些写爱情的名篇,如〔水调歌头〕、〔江梅引〕“墙头红杏粉光匀”、〔小重山〕“酒冷灯青夜不眠”等，它们或歌颂忠贞的爱情,或写殉情的悲剧,或写夫妇离别之苦，都是难得的好词。此外，作者还有咏怀、吊古、送别、咏物、射猎、边塞词，其题材之广泛，为古代许多词人所不及。在艺术上，元好问以苏、辛为典范，并吸取各家之长，因而兼有婉约、豪放诸种风格。所以元代郝经《祭遗山先生文》中说，元好问“乐章之雅丽，情致之幽婉，足以追稼轩”（《陵川集》）；张炎又说，遗山词“深于用事,精于炼句；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词源》）。二说可以互相补充。
元好问的散曲今存
9首，其〔骤雨打新荷〕一首曾流行于当时。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说：“〔小圣乐〕乃〔小石调〕曲，元遗山先生好问所制，而名姬多歌之，俗以为〔骤雨打新荷〕者是也。”足见其社会影响。
元好问的文有26卷,众体悉备,继承韩、欧传统,风格清新雄健,语言平易自然。名篇如《杜诗学引》、《杨叔能小亨集引》、《送秦中诸人引》、《两山行记》、《希颜墓铭》、《答聪上人书》、《张萱四景宫女》、《题闲闲书赤壁赋后》等，论文、记游、叙事、评论书画、长短随意，各有特点。惟碑铭表志之作，占去16卷，笔墨之间，“往往自蹈窠臼”（《鲁岩所学集》卷十二《书遗山集碑铭表志后》），是其小疵。
元好问的《续夷坚志》为笔记小说集，所记皆金泰和、贞□间神怪故事。其《狐锯树》、《包女得嫁》和《戴十妻》等，为金代现存的优秀短篇小说。
作品集及其版本 元好问集有多种刊本。《元遗山先生全集》有清光绪读书山房重刊本,包括诗文40卷,年谱3种，词和小说各4卷。《四部丛刊》影明弘治本《遗山先生文集》为诗文集。诗集单行的有明汲古阁本、潘是仁辑校本、清康熙华氏刊本等。词集《遗山乐府》有明吴讷《百家词》本、双照楼《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四十种》据明弘治高丽晋州刊本影印(即□村丛书所据底本)，《全金元词》中所收最为齐备。清施国祁《元遗山诗集笺注》有人民文学出版社麦朝枢校本。
袁 宏
东晋文学家。字彦伯，小字虎。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初入仕途，谢尚引为参军，累迁至大司马桓温府记室。文笔典雅，才思敏捷，深受桓温器重，使专掌书记。桓温北伐，袁宏奉命作露布，倚马疾书；顷刻间即成七纸。入为吏部郎，授东阳太守。太元初去世。
袁宏少有逸才，文章绝丽，《文心雕龙·才略》篇称：“袁宏发轸以高骧，故卓出而多偏。”他的诗以咏史见长,文辞警拔,得讽喻之致，被钟嵘称为“鲜明紧健，去凡俗远矣”（《诗品》）。他的《东征赋》、《北征赋》熔叙事、抒情于一炉,文笔清丽,辞意婉曲，在当时就很受称誉。其他文章如《去伐》、《明谦》二论，清颖有致;《三国名臣序赞》选取三国时期“出处有道,名体不滞，风轨德音，为世作范”的名臣20人，各加以咏赞，是一篇较有名的作品。袁宏还精于史学，曾撰《后汉纪》,记东汉一代历史。对史料的抉择去取,多自出鉴裁。此书为稍后的范晔撰写《后汉书》提供了有利条件，其中“精实之语,范氏摭拾已尽”(《十七史商榷》),故刘知几《史通·正史》篇称“言汉中兴史者，唯袁范二家而已”。
袁宏原有集20卷，已佚。今存《后汉纪》30卷。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及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录其诗、赋、序、赞、碑、铭、疏、表等20余篇，亦多残缺。
袁宏道
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十六年(1588)中举人。次年入京赴考，未中。返乡后曾问学李贽，引以为师，自此颇受李贽思想影响。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不仕，与兄宗道、弟中道遍游楚中。万历二十三年(1595)，选为吴县令，饶有政绩。不久解官去，游览江南名胜。后又授顺天教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两年后又辞官返里,卜居柳浪湖畔，潜学著文，并作庐山、桃源之游。万历三十四年(1606)，入京补仪曹主事，不久又辞去。两年后再入京，擢吏部主事，转考功员外郎，奏立“岁终考察群吏法”，其后成为定制。万历三十七年(1609)，迁稽勋郎中，赴秦中典试。事毕请假归里，定居沙市。袁宏道手迹石刻
袁宏道在明代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与兄宗道、弟中道时号“三袁”，被称为“公安派”，宏道实为领袖。他有一套系统的理论，成为公安派文学纲领：①反对盲目拟古，主张文随时变。他在《与江进之尺牍》中说：“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在《雪涛阁集序》中说:“唯识时之士,……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为此,他强调文学要随时代而变化,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倾向。②文随时变的目标是存真去伪，抒写性灵。他在《行素园存稿引》中说：“古之为文者，刊华而求质，敝精神而学之，唯恐真之不及也。”在《叙曾太史集》中，言明自己文章的特点是“真”，并指出“真”就是“直写性情”。在《叙小修诗》中，通过对袁中道诗歌的评论，强调诗文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这就形成“性灵说”，是公安派文论的核心。③所谓“性灵”，能导致文章的“趣”和“韵”，而它们是由“无心”或“童子之心”得来的。他在《叙陈正甫会心集》中指出，“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又说：“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他说的“性灵”,是排除了“理”（思想）的感情活动，是下意识的直觉。它与李贽的“童心说”极为接近。④他认为民间的通俗文学正是“无闻无识”的“真声”，而加以推崇。他在《叙小修诗》、《陶孝若枕中呓引》等文章里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要以情真而语直，故劳人思妇有时愈于学士大夫，而呻吟之所得,往往快于平时。”总的看来,宏道的文艺思想颇为复杂,他的“性灵说”,比其兄宗道的“学问说”影响更大；在打破封建思想束缚，扫除前、后七子拟古文风，变粉饰为本色，变公式为率真方面，发挥的作用也更大。但他提倡的“性灵”，无视社会实践和思想理论对创作的决定意义，对他自己的创作，特别是晚期文风，产生了消极后果。
袁宏道的散文极富特色，清新明畅，卓然成家。今存其尺牍280余封，篇幅长的1000多字,短的只二、三十余字。如《致聂化南》一札：“败却铁网,打破铜枷,走出刀山剑树，跳入清凉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数日，愈觉无官之妙。弟已安排头戴青笠，手捉牛尾，永作逍遥缠外人矣！朝夕焚香,唯愿兄不日开府楚中,为弟刻袁先生三十集一部，尔时毋作大贵人，哭穷套子也。不诳语者，兄牢记之。”简凝活脱，间以诙谐，可见其尺牍文的一斑。他的各类随笔200余篇，题材多样,饶有意趣，其中《畜促织》、《斗蛛》、《时尚》等篇，记述了当时的风俗人情。传记文以《徐文长传》、《醉叟传》两篇最优，刻绘人物,生动鲜明。游记文90余篇,于写景中注入主观情感，韵味深远，文笔优美。如《满井游记》所写京郊初春景色，纯用写实手法,刻画细腻,情致盎然。其他如《虎丘》、《天目一》、《晚游六桥待月记》、《观第五泄记》等，真切动人，语言浅近，略无斧凿之迹，都是佳作。
袁宏道作有各体诗歌1700余首，成就不及散文。少量诗作如《猛虎行》、《门有车马客行》、《逋赋谣》、《巷门歌》等,揭露了当时“甲虫蠹太平,搜利及邱空”，“东封西款边功多，江淮陆地生洪波”；“鲛户十窜九囚虏”；“野人扶白觅沟壑”等黑暗现实，有一定意义。不过他的诗及多数散文，仅限于抒发个人情趣，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现实意义有限。当时一些公安派文风仿效者，则更发展了这一倾向，走上了邪路。所以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创作，瑕瑜互见，功过并存。总的来看，作为晚明的一次文学改良运动，其功绩还是主要的。
袁宏道著有《敝箧集》、《锦帆集》、《解脱集》、《广陵集》、《瓶花斋集》、《潇碧堂集》、《破砚斋集》、《华嵩游草》等。宏道文集最早为明万历刊本，今人钱伯城整理有《袁宏道集笺校》。
阮 籍
三国魏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的儿子。
生平 阮籍
4岁丧父，家境清苦，勤学而成才。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当时明帝曹□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曾多次探问阮籍对时事的看法，阮籍都用酣醉的办法获免。司马昭本人也曾数次同他谈话，试探他的政见，他总是以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来应付过去，使司马昭不得不说“阮嗣宗至慎”。司马昭还想与阮籍联姻，籍竟大醉60天，使事情无法进行。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
在思想上，阮籍崇奉老、庄。这一方面是鉴于当时险恶的政治情势，他需要采取谦退冲虚的处世态度，道家思想正好可以做他的精神依托，另一方面也是受了当时盛行的玄学的影响。阮籍也是魏晋玄学中的重要人物。他曾写过两篇著名的论文《通老论》、《达庄论》。不过阮籍并非纯宗道家，他对儒学也并不一概排斥，如他在《乐论》一文中就充分肯定孔子制礼作乐对于“移风易俗”的必要性，认为“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阮籍像
南朝墓砖画
赋、文创作 阮籍作品今存赋
6篇、散文较完整的9篇、诗90余首。他的赋都是短篇小赋,或咏物，或述志，内容不一。《清思赋》中说“清虚廖廓,则神物来集;飘□恍惚,则洞幽贯冥；冰心玉质,则激洁思存；恬淡无□，则泰志适情”，写出了超凡绝尘的“清思”境界。《首阳山赋》颂赞了伯夷、叔齐重视名节、清虚自守的精神，赋末说“托言于夷、齐,其思长,其旨远”，显示了作者与古人冥合的意思。《鸩赋》以鸩被犬所害为题材，寄寓了作者自身在现实生活中的惧祸心情。《猕猴赋》则以猕猴作为鹄的,批判了社会上的势利小人,此赋明显带有讽刺“礼法之士”的意味。以上两篇咏物赋，篇帙短小，语言简洁明练，而且全篇用托喻写法,意象生动,现实针对性又强，是阮籍赋中的佳作。
阮籍的论说文,都是阐述其哲学观念的,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如《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乐论》等。这些论说文，都是采用“答客问”的辩难式写法,主人公则是“阮子”、“阮先生”或“先生”。所以读者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为自己塑造的玄学家形象。文章注重结构上的逻辑层次，一般都首尾照应，论证逐层深入，善于作抽象的、本质的分析，体现了魏晋时期思辩方式的进步。它们的语言风格比较朴素凝重，不尚华饰，稍有骈化的痕迹。
《大人先生传》是阮籍今存最长的作品，4000余字。据《晋书·阮籍传》载，这篇作品作于阮籍游苏门山见仙人孙登之后。所谓“大人”即仙人，用司马相如《大人赋》意。文体与他的论说文近似，也采取辩难的方式展开，不过主人公已不是“阮先生”，而是改为“与自然齐光”、“变化神微”的“大人先生”了。文章一方面阐发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旨趣，一方面也对世俗庸人作了讥讽，特别是在第一段与“君子”的对话中，其思想锋芒之锐利，是阮籍著作中仅见的。从艺术上看，此文也是阮籍散文中最出色的。特别是“虱处□中”这一寓言故事，形象生动,寓理深刻,显然是受了《庄子》文风的影响。在这段故事之末，作者写道：“汝君子之处区之内,亦何异夫虱之处□之中乎!”强烈表达了对“礼法君子”的憎恶。在语言运用上,此文音节整齐,而且基本都用韵，时见对偶文句，有的地方铺排较多，接近于赋的风格。
咏怀诗 阮籍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82首。此外还有四言《咏怀诗》，今存13首。这些诗的具体写作时间及背景已难确考，一般认为它们不是一时之作，而是包括了平生不同时期的作品，总题为“咏怀”。《咏怀诗》全都是抒情述怀作品。由于阮籍生活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加上他独特的性格和处世态度，使他的诗歌面貌很有个人特色。《文选》李善注引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指出了它在内容上以感叹身世为主，也包含着讥刺时事的成分，在表现方式上则曲折隐晦。
《咏怀诗》中的身世之感，可分两个方面。一是自述生平经历及理想志向，一是表现惧祸忧生心情。这两方面有时分写,有时合说,并无定规。主要写生平经历志向的,如第
5首叙述“平生少年时”放志游乐情形,以及事后自悔岁月蹉跎的苦恼。第15首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曾以颜回、闵子骞自期,但后来则又自己觉得荣名皆空、万念俱灰。又如第29首述“昔余游大梁”情状，第61首述自己“少年学击剑”等事，都可归入此类。此外,某些篇章主要是写诗人求仙及隐逸思想的,如第81首“昔有神仙者”、第74首“猗□上世士”，略同于游仙诗或招隐诗，反映了阮籍要坚持志节、不想同流合污的内心愿望，表现了他对解脱矛盾苦闷途径的寻求，基本上也可算在这一类里。主要写惧祸忧生心情的，如第1首，述诗人彻夜不寐,对着清风、明月起坐弹琴，耳中传来孤鸿悲鸣,不禁使他“忧思独伤心”。第3首“嘉树下成蹊”就比较明白地说出了在秋冬万物凋零时节中“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的沉重心情。此外如第11首“湛湛长江水”、第47首“生命辰安在”、第71首“木槿荣丘墓”等，都有较明显的忧生情绪。在诗歌中嗟叹人生不永,《古诗》和建安诗歌中就有不少。谢灵运就曾说曹植“颇有忧生之嗟”（《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阮籍父亲阮□也好作这一类诗。不过到阮籍的时代，政治形势更为险恶，他结合着自己的身世，不论在思想深度和表现技巧上又都有所发展。
“讥刺时事”，是阮籍诗中相当“隐避”因而颇难坐实的内容。前人曾在这方面下过很多勾稽考索的功夫，所说纷纭而大部分还难作定论。只有少部分篇章，能够体味出确有涉于时事，或者蕴含着对某种事实的看法。如第31首“驾言发魏都”，是写战国时梁惠王耽乐而军败身亡事的,陈沆以为此“借古以寓今也。明帝末路,歌舞荒淫，而不求贤讲武，……不亡于敌国，则亡于权□，岂非百世殷鉴哉！”（《诗比兴笺》）其说近是。不过诗篇所暴露的，恐不止是明帝末年，还应包括整个魏末时期。又如第67首“洪生资制度”，是写“洪生”即鸿儒的，诗中说他们凭借着礼乐制度和次序纪纲，摆出道貌岸然姿态，但他们的言论行为，都是虚伪的，末二句说“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表示了诗人对这些“礼法之士”的批判态度。
《咏怀诗》在艺术上具有很大魅力。它的风格浑朴、洒脱、含蓄。形成这种风格的原因是，诗人在写作时不去刻意雕琢煅炼，而是凭着自己的感情所至，来驱遣才力，自然成文。这就是刘勰所说的“阮籍使气以命诗”（《文心雕龙·才略》）。另外，这种风格的形成，与描写上的不拘执实事、多用比兴也有关系。阮籍诗中的比兴，运用极为普遍，几乎无篇不比兴。比兴的素材很广泛,包括历史故事、典籍载记、神话传说,直到眼前景物,信手拈来,皆成文章。如第2首“二妃游江滨”,通篇以郑交甫遇二妃的传说作譬，抒发诗人与某友人“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的感慨。第
6首“昔闻东陵瓜”，又以汉代召平行迹为喻，烘托出诗人“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的胸臆。第21首“于心怀寸阴”，又写冲天的玄鹤不与鹌鹑游于中庭，来表示诗人不屑与礼法之士为伍的决心。诸如此类的比兴，使诗篇呈现出一种才藻艳逸的风貌。又由于阮诗的比兴在意念上往往不是很切近的，而是比较悠远、旷放，给读者以较为宽广的联想余地,这就增强了诗篇“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诗品》上）的含蓄效果。
影响及作品流传 阮籍这样的文人，在封建时代里有一定代表性。他的《咏怀诗》继承了建安诗歌的传统，在五言诗的领域里作了新的开拓，并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受到后世的广泛重视。文学史上有不少诗人都仿效作《咏怀诗》。陶渊明、庾信、陈子昂、李白等优秀诗人，都从阮籍的诗歌作品中汲取养料，从而丰富了他们的诗歌风格。
阮籍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3卷。原集已佚。不过他的作品散失的并不多，以诗歌为例，《晋书·阮籍传》说他“作《咏怀诗》八十余篇”，看来全部流传了下来。明代曾出现多种辑本，张溥辑《阮步兵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整理出版了《阮籍集》。注本有近人黄节的《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
元 结
唐代文学家。字次山,号漫叟、聱叟。河南鲁山人。后魏常山王元遵之后。17岁开始折节向学。天宝六载(747)到长安应举,因李林甫玩弄权术,应举者全遭落第，就归隐商余山。天宝十二载，再次应进士举，登第。安禄山反,他率族人南奔,避难于猗□洞（在今湖北大冶），因号猗□子。肃宗乾元二年(759)冬,受国子司业苏源明推荐，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史□幕参谋，招集人马，抗击史思明叛军。代宗时，任道州刺史，调容州，加授容州都督充本管经略守捉使。大历七年(772)人朝,病逝于长安。唐代颜真卿撰并书《元结墓表》
元结是一位富于正义感、关心国家安危与人民疾苦的政治家。他就任道州刺史之前，当地的少数民族“西原夷”曾举行暴动，攻破郡城。元结到任后，实行救困苏民之政，流亡的人闻风而归者万余家，“夷军”也为之感动，不再进攻道州。当时唐王朝因连年战乱，军费浩繁，征敛苛重。元结目睹人民“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舂陵行》）的情况，甘冒抗命之罪，蠲免百姓的赋税和市杂物十三万缗，又奏免租庸十余万缗。他任容州都督时，也能处理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元结的作品有强烈的现实性。天宝五载写作的《闵荒诗》，借隋炀帝亡国的历史教训以规讽时政：“奈何昏王心,不觉此怨尤；遂令一夫唱,四海忻提矛。”其后，《系乐府十二首》中《贱士吟》、《贫妇词》、《去乡悲》、《农臣怨》诸篇，触及天宝中期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更有代表性的是在道州任上写作的《舂陵行》和《贼退示官吏》。当时人民饥寒交迫，挣扎于死亡的边缘，而皇家征敛却变本加厉，有增无减。元结对这种现象深感愤慨：“奈何重驱逐，不使存活为！”愤怒地斥责：“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元结这种耿直的态度，深受杜甫赞赏。杜甫在《同元使君舂陵行》序中说：“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少安可待矣。”诗中又有“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之句，对元结的诗才也极为推崇。
元结继承《诗经》、乐府传统，主张诗歌为政治教化服务,要“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认为文学应当“道达情性”（《刘侍御月夜宴会诗序》），起“救时劝俗”(《文编序》)的作用。上元元年，他编《箧中集》,慨叹“风雅不兴”,“文章道丧”，批评当时诗坛“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箧中集序》）的不良风气。他的诗歌不但内容富有现实性，而且几乎不写近体。除少数四言、骚体与七古、七绝外，主要的是五言古风，质朴淳厚,笔力遒劲,颇具特色。清代沈德潜说：“次山诗自写胸次，不欲规□古人，而奇响逸趣，在唐人中另辟门径。(《唐诗别裁》)刘熙载也说:“次山诗令人想见立意较然,不欺其志。”认为元结诗中所反映“疾官邪,轻爵禄”的思想内容,“意皆起于恻恒为民”（《艺概》卷二）。对元结诗的艺术性，历来有不同看法，如吴乔、翁方纲等，都曾批评元结的诗过于质直。
元结的散文，特别是那些杂文体的散文，值得重视。如《□论》、《丐论》、《处规》、《出规》、《恶圆》、《恶曲》、《时化》、《世化》、《自述》、《订古》、《七不如》等篇，或直举胸臆，或托物刺讥，都出于愤世疾俗，忧道悯人，具有揭破人间诈伪、鞭挞黑暗现实的战斗功能。他的文章大抵短小精悍，笔锋犀利，绘形图象，逼真生动，发人深省。刘熙载《艺概》说：“其所著《出规》，意存乎有为；《处规》意存乎有守；至《七不如》七篇虽若愤世太深，而忧世正复甚挚；是亦足使顽廉懦立，未许以矫枉过正目之。”元结其他散文如书、论、序、表、状之类，也都刻意求古，意气超拔，和当时文风不同。《大唐中兴颂》文体上采用三句一韵的手法,类似秦石刻的体制,被誉为“峻伟雄刚”，“宋人无此兴象”（《古文辞类纂》）。晁公武论元结之文“譬古钟磬不谐于俚耳，而可寻玩”(《郡斋读书志》)。高似孙《子略》也以为“次山平生辞章奇古峻绝，不蹈袭古今”，都是深有心得之言。唐代裴敬论及当代文学时,把元结与陈子昂、苏源明、萧颖士、韩愈并提(《翰林学士李公墓碑》)。其后论家又把他看作韩柳古文运动的先驱，甚至说他早于韩愈五十年就已经“为古学于举世不为之日”（章学诚《元次山集书后》），是符合事实的。
元结接受道家哲学的影响，所以作品中杂有消极退守的成分，这是他思想上的局限。他反对骈偶属对，格律声病，所以平生不写律诗，这导致了他创作上的局限。
元结著作据古书著录的有《异录》、《元子》、《文编》、《猗□子》、《浪说》、《漫记》等，均已亡佚。现存的集子已非原编。其常见者有《四部丛刊》影印明正德郭勋刻本《唐元次山文集》10卷，附“拾遗”及“补”，不计卷;明陈继儒鉴定本《唐元次山文集》10卷,另“拾遗”及“拾遗补”各
1卷。又有淮南黄氏刊本《元次山集》12卷(后2卷亦为“拾遗”及“拾遗补”),原刻未见。今有石竹山房翻印孙望校点《元次山集》，即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所编诗选《箧中集》，尚存。事迹见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和《新唐书·元结传》。今人孙望有《元次山年谱》，考订较详。
袁 桷
元代作家。字伯长。庆元鄞县（今属浙江）人。曾任翰林国史院检阅官、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后又拜侍讲学士。袁桷少年时从戴表元、王应麟、舒岳祥等人学写文章、诗赋，在虞集等人没有登上文坛以前，在“学唐”诗风上他起了一个承先启后的作用。
袁桷的诗反映社会生活面较窄，多数是朋友往来赠答、写景抒怀之作。少数篇章流露吊古伤今，对家国兴亡和民生疾苦的关心。如《赠张玉田》诗，对落魄王孙深表同情。《居庸关》、《上京杂咏》等，描写塞上风光，争奇绘险。《卖薪行》、《同子唯赋水车》、《雨后闻莺》等，对田家辛苦劳累，有所同情。《忆昔》中的：“坐令百万家,解甲竖降帜,徘徊夕阳亭、晋宋政相似”，略露故国之思。《舟中得功远琼花露戏成三绝》的：“自是江南春色好，错教骑马到京城”，《伏日》的：“那似蓬莱风露冷，重裘端坐绝趋炎。”对于自己的出仕颇表悔惭。此外,《有感》、《书怀》等诗中,还有对世态炎凉的感慨之句。袁桷的诗结构工整，文辞古雅，造句炼字,颇见苦心。如《晓发》“乱石鸣琮□,啼鸟守荒树”，“天风卷飞莲，白日互吞吐”，写得都较精致。袁桷手迹石刻
袁桷的散文多为碑记、志铭、传赞、诰册、表□、书启、序议等应用文字，替朝廷和勋臣写的。文中援引经训，十分赅博，颇得到当时文人的赞赏。其中有些题跋，文字精简,情趣生动,如《王生鬼戏图》、《题赤壁图》等。还有一些谈心论学和记事的短小篇章，如《赠番阳笔工童生》、《跋朱文公与辛稼轩手书》、《书汤西楼诗后》、《书郑潜昭李商隐诗选后》等，文字接近口语，议事论人，颇有独到见解。
著有《清容居士集》50卷。
袁 凯
明初诗人。字景文，号海叟。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生卒年不详。早年好学，曾于杨维桢家席间赋《白燕》诗，一座为之惊服，都称他为“袁白燕”。元末曾为府吏，明初洪武三年(1370),荐授监察御史,后因受太祖朱元璋憎恶，他佯装疯癫，得归故里，常背戴方巾，倒骑乌犍，盘桓山水间，以避监视。袁凯性诙谐，善戏谑，终免于难。
袁凯的诗作，言及现实其少，只于个别篇内有隐晦、曲折的表露。其成功之作多为抒发个人情怀，描述旅人思乡之篇。“落叶萧萧江水长，故园归路更茫茫；一声新燕三更雨，何处行人不断肠”（《客中夜坐》），远离故土的幽情思绪尽出，情真意切。此类佳品尚有《京师得家书》、《淮西夜坐》等。《客中除夕》中“戎马无休歇,关山正渺茫,一杯椒叶酒，未敌泪千行”，则以飘泊异乡的旅人身份来写战乱之苦。袁凯诗古体学魏晋，近体师杜甫,但并不囿于古人,有自己意境。古风《从军行》、《杨白花》等古朴激越，余韵悠然。律诗《采石春望》、《京师归至丹阳逢侯生大醉》及七绝《淮东逢张十二信》等,都有杜诗浑厚深沉、真挚含蓄之风,“流出肺腑，卓尔自立”。何景明等推袁凯为明初诗人之冠。
袁著有《海叟集》4卷，附“集外诗”1卷。此集为明弘治间，陆深得旧刻不全本，与何景明、李梦阳更相删定之本。
袁 枚
清代诗人、诗论家。字子才，号简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改放外任，在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任知县，有政声。乾隆十三年辞官，定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市），筑室小仓山隋氏废园，改名随园，世称随园先生。从此不再出仕。从事诗文著述，广交四方文士。晚年自号仓山居士。
袁枚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的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他活跃诗坛60余年，存诗4000余首，基本上体现了他所主张的性灵说，有独特风格和一定成就。他有少量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诗歌，如《苦灾行》、《征粮叹》等。但袁诗思想内容的主要特点是抒写性灵，表现个人生活遭际中真实的感受、情趣和识见,往往不受束缚,时有唐突传统，在艺术上不拟古，不拘一格,以熟练的技巧和流畅的语言,表现所感受到的思想体会和所捕捉到的艺术形象，追求真率自然、清新灵巧的艺术风格。其中较突出的佳作，主要有两类：即景抒情的旅游诗和叹古讽今的咏史诗。前类如七古《同金十一沛恩游栖霞寺望桂林诸山》，写旅游广西桂林七星岩的观感。其形容洞中钟乳状态：“怪石成形千百种，见人欲动争□□”，如万古仙鼠、盘古不死、女娲施变、蚩尤喷雾……，想象“山川人物熔在一炉内”、“忽然罡风一吹化为石”，都成了“唐突真宰”、“耿耿群飞欲刺天”的勃勃形象，鲜明而夸张，有浪漫气息。又如七绝《沙沟》写山东境内、黄河北岸的旅途风光和感受：“沙沟日影渐朦胧，隐隐黄河出树中，刚卷车帘还放下，太阳力薄不胜风。”黄昏时在车中所见黄河景色引起诗人观赏的兴致，而北方晚风的寒凉却使他不愿下车，通过这闪念变化的直白，抒发了日薄西山的感慨，寄托着一种朦胧的时代感伤，情在其中，意在言外。后类如七律《秦中杂感八首》之一“百战风云一望收”，写远望秦中山川的秋色：“旌旗影没南山在，歌舞台空渭水流，天近易回三辅雁，地高先得九州秋。”历史感慨和眼前景色相交织，融会而比衬，律整而意长，而诗末以幸遇唐太宗的志士谏臣马周自比，显示了远大抱负的寄托和失志不遇的忧伤。又如七绝《马嵬》四首之一“莫唱当年《长恨歌》”,指出“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表面上是将白居易《长恨歌》与杜甫《石壕吏》相比，但深一层的诗意独到，讥刺显然。他如《到石梁观瀑布》、《张丽华》、《落花》、《谒岳王墓作十五绝句》等，也都能直抒胸臆，各有新意。由于他有些作品流于浅滑，格调不高，因而贬之者讥其“误以鄙俚浅滑为自然，尖酸佻巧为聪明，谐谑游戏为风趣，粗恶颓放为雄豪……，倡魔道妖言，以溃诗教之防”（朱庭珍《筱园诗话》）。但总的看来，袁诗是“学杨诚斋（万里）而参以白傅（居易）”,“学前人而出以灵活,有纤佻之病”，可谓诗中之“词曲”（尚□《三家诗话》），有弊病，也有创新。此外,袁枚亦工文章,散文如《祭妹文》、《峡江寺飞泉亭记》等，骈文如《与蒋苕生书》、《重修于忠肃庙碑》等，都颇可读，传为名篇。
袁枚又是乾、嘉时期主要诗论家之一。继明代公安派、竟陵派而持性灵说。他有许多论诗的书信文章，而以《随园诗话》及《补遗》、《续诗品》为诗论主要著作。《随园诗话》除阐述性灵说的理论外，对历代诗人作品、流派演变及清代诗坛多所评述。《续诗品》则是仿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之作,立36目,用四言韵文简括诗歌创作过程、方法、修养、技巧等具体经验体会，即所谓创作“苦心”。与公安派相比较，袁枚的性灵说更有针对性，更有反道学、反传统的特点。针对当时沈德潜的格调说和翁方纲的肌理说，袁枚指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卷五）认为“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答□园论诗书》）,而并非说教的手段。因此，他反对沈德潜将“温柔敦厚”的“诗教”绝对化,认为“《礼记》一书，汉人所述,未必皆圣人之言。即如温柔敦厚四字,亦不过诗教之一端,不必篇篇如是”。他指出《诗经》中的一些篇章并不“敦厚”,有的简直“裂眦攘臂而呼”,所以他认为“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再答李少鹤》)。因而他也认为抒发男女之情的艳体诗可以写作,并强调“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答□园论诗书》），指出“《关雎》即艳诗也”，“阴阳夫妇，艳诗之祖也”(《再与沈大宗伯书》)。至于肌理说,他嘲之为“填书塞典,满纸死气，自矜淹博”（《随园诗话补遗》卷三），以为毫无价值。袁枚性灵说也较深入具体。他把“性灵”和“学识”结合起来，以性情、天分和学力为创作基本，以真、新、活为创作追求。他说：“惟我诗人，众妙扶智，但见性情，不著文字。”（《续诗品·神悟》）以性情为诗人创作之本。又认为“才者，情之发；才盛，则情深”,“苟非□雅之才,难语希声之妙”（《李红亭诗序》）,“诗文自须学力,然用笔构思，全凭天分”（《诗话》卷十五），指出才能、天分是表现性情的必需条件。同时又说：“诗难其雅也，有学问而后雅，否则俚鄙率意也。”（《补遗》卷六）肯定诗歌创作需有学识。对于作品，他首先要求表现性情的真，认为“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则敷衍成文矣”（《补遗》卷六）。又要求有生气，认为“笔性灵，则写忠孝节义俱有生气；笔性笨，虽咏闺房女儿，亦少风情”（《补遗》卷二），“人可以木，诗不可以木”（《补遗》卷五）。同时要求创新，赞赏姜夔所说“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诗话》卷四)。因而他认为“诗不能作甘言,便作辣语、荒唐语，亦复可爱”(《补遗》卷十)。从上述基本观点出发，他把性灵即性情天分视为先天条件，把学识看作后天努力，认为“诗文之作意用笔,如美人之发肤巧笑,先天也；诗文之征文用典,如美人之衣裳首饰,后天也”（《补遗》卷六）。因此，他并不一概反对对诗歌形式的声律藻饰、骈丽用典等讲究,只要求从属于表现性灵。总起来看,袁枚性灵说较明代公安派前进了一步，显得全面完整，因而一般以为是明、清性灵说的主要代表者。袁枚墨迹
袁枚的文学思想的进步意义，不仅表现于诗论性灵说，也广涉文论及文学发展、文体作用等各方面观点。他对于清初盛行的汉学、宋学都不推崇，认为：“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说近玄虚；汉偏于形而下者，故笺注之说多附会”（《答惠定宇书》），他主张为文不应受“道统”的限制，应根据自己的“天性所长”，“从一面深造”。指出骈文、古文,各有所用：“一奇一偶,天之道也；有散有骈，文之道也。文章体制，如各朝衣冠，不妨互异，其状貌之妍媸，固别有在也。”（《书茅氏八家文选》）他认为文章的发展都是“际其时也，气运为之也”(《宋儒论》)，“唐宋之不能为汉秦，犹汉秦之不能为三代也”（《与孙□之秀才书》）,各有时代原因和自己特征。同样,他认为诗歌和文章各有其用，诗言志抒情,文载道本德,因而文章要坚持雅正，主张复古，而“诗有工拙，而无今古”（《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不主张复古而求创新，不受门户拘束而要兼收众长。可见袁枚文学思想具有发展观点，并有区别地注意各种文学样式的具体功能，因而对封建正统文学观点及形式主义思潮有冲击作用，在当时是进步的。但他的文论不如诗论的影响深广。
著有《小仓山房集》80卷、《随园诗话》16卷及《补遗》10卷，《子不语》24卷及续编10卷等。尺牍、说部等30余种。
袁 易
元代文学家。字通甫。平江长洲（今江苏苏州）人。袁易博学而不求仕进。他坚决辞绝行省使者的荐举，拒受石洞书院山长的委任。聚书万卷，亲手校雠。与郡人龚□、郭麟孙被称为“吴中三君子”，并与词人张炎为至交。
袁易词存30首。内容大部分写他与朋友交往和诗酒优游的生活，词风与婉约派相近。袁易在描绘自然景物时,能结构成优美的意境，衬托出人物的感情,如〔烛影摇红〕《春日雨中》，写诗人在春日阴雨连绵的天气中，寂寞烦躁的心情,以及看到“白鹭双飞,清江千顷”的开朗景象时的欣悦畅快感受。胸中阴霾，一扫而空。表现了作者心境与自然环境的息息相通，比大多数习于在词中直接发议论的词人，在艺术上高出一筹。袁易墨迹
袁易的一些寿词、赠答词，尽管是应酬作品，也往往不落俗套，有新语新意。在因袭模仿成风的元代词作家中，袁易是有自己风格的。但由于他生活面狭窄，作品思想内容不够充实，词的内容局限于由于春去冬来而引起的感情变化之类，这就限制了他的成就。
袁易也能写诗，他的诗闲远清丽，一如其词。《过长安堰》流露隐逸的情思。《杭州道中书怀》、《寄吴中诸友》、《重午客中》等诗，表现了他对自己和朋辈命运的关注。
著有《静春堂诗集》，今存。
阮
瑀
汉魏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元瑜。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少时曾受学于蔡邕。建安初，避役隐居，曹操素闻□名，召为司空军师祭酒，管记室。当时军国书檄文字，多为□与陈琳所拟。后徙为丞相仓曹掾属。
阮□擅长章表书记，与陈琳齐名。史载他曾在马上为曹操草拟致关西军阀韩遂书,书成呈曹操改定,操竟不能增减一字。今存代表作为《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文气顺畅，舒卷自如，曹丕说他“书记翩翩，致足乐也”（《又与吴质书》）。阮□在诗歌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今存诗10余首。其名篇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一孤儿受后母虐待情状，从侧面反映了汉末世风日下的社会现状。其风格与汉乐府古辞《孤儿行》颇为相近。又《咏史诗》二首，以“三良”殉秦穆和荆轲刺秦王为题材,批判了历史上的暴政,诗篇笼罩着悲凉的气氛。在建安七子中,阮□诗歌的格调最为凄凉低沉,尤以《七哀诗》、《失题》“白发随栉堕”、《怨诗》等为著。阮□有《文质论》，主张文章“意崇敦朴”，有重质轻文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的文学观。
《隋书·经籍志》著录阮□有集5卷,已佚。明代张溥辑有《阮元瑜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元 稹
唐代文学家。字微之，别字威明。河南洛阳（今属河南）人。为北魏鲜卑族拓跋部后裔。8岁丧父后,受异母兄排挤，随生母郑氏远赴凤翔，依倚舅族。家贫无师，由母课读，并从姨兄、姐丈学诗诵经,贞元九年(793)以明两经擢第。次年得陈子昂《感遇》诗及杜甫诗数百首读之，始作诗。
贞元十五年，初仕于河中府。十九年登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娶名门女韦丛。数年后，妻亡。元和元年(806),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左拾遗，后得宰相裴□提拔为监察御史，出使剑南东川，劾奏不法官吏。为此得罪宦宫权贵。元和五年，宦官与元稹争宿驿舍正厅，击伤元稹，反贬元稹为江陵府士曹参军。这一时期，元稹年少气盛,在政治上较有作为,私生活上则有过类似《莺莺传》中的张生那样一段经历。《莺莺传》、《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及一部分艳诗、悼亡诗作于此时。
元和六年，裴□去世，元稹政治上失去倚靠，转而依附藩镇严绶和监军宦官崔潭峻，为时论所薄。元和十年一度回朝，不久出为通州司马，转虢州长史。这一时期作诗甚多，与白居易等酬唱频繁，其古题乐府十九首、《连昌宫词》作于此时。
元和十四年，再度回朝任膳部员外郎。次年得崔潭峻援引，擢祠部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承旨。长庆二年(822),拜平章事、居相位三月。为依附另一派宦官的李逢吉所倾轧，出为同州刺史，改浙东观察使。大和三年(829)，入为尚书左丞,又出为武昌军节度使，逝世于镇。这一时期作制诰甚多，并有多种诗文结集。
元稹的创作,以诗的成就最大。他与白居易齐名,并称“元白”，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认为“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对杜诗推崇备至。元诗学杜而又能变杜，力求平浅明快，便于读者接受，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元稹画像
乐府诗在元稹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元和四年，他看到李绅所作《乐府新题》20首，认为“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于是“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和作《上阳白发人》等12首（《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其内容有一定现实意义，但往往主题不够集中，形象不够鲜明，不及白居易后来所作的《新乐府》50首。元和十二年，他看到刘猛、李余的《古乐府诗》数十首，感到“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于是又和了古题乐府19首，“有虽用古题，全无古义者”,“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者”（《乐府古题序》）。如《田家词》、《织妇词》、《采珠行》、《估客乐》、《捉捕歌》诸篇，或叙写劳动人民的痛苦，或反映社会现实的不平，或揭露朝廷政治的黑暗，内容充实，主题深刻，描写集中，表现有力。
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在元稹集中也被列为乐府类。全诗借“宫边老翁”之口，追叙安史之乱前后的政治兴衰征象及其原因，旨含讽喻。此诗与白居易《长恨歌》齐名,曾被后人赞为“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但也有写得分散的缺点，人物形象不及《长恨歌》鲜明。元稹另有一些小诗颇为出色。如《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可谓“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洪迈《容斋随笔》）。人称“乐天《长恨歌》，凡120句,读者不厌其长；元微之《行宫》诗，才四句，读者不觉其短：文章之妙也”（瞿佑《归田诗话》）。
元稹诗中最有特色的是艳诗和悼亡诗。他擅长写男女爱情，描述细致生动，不同于一般泛写的艳诗。《赠双文》、《春晓》、《莺莺诗》、《杂忆五首》、《会真诗三十韵》等，都是追念少时情人之作。《梦游春七十韵》兼及其妻韦丛。今人陈寅恪评此诗“实非寻常游戏之偶作，乃心仪浣花草堂之巨制，而为元和体之上乘，且可视作此类诗最佳之代表者也”(《元白诗笺证稿》)。但这些诗往往也含有轻薄庸俗的成分，《唐国史补》说元诗“淫靡”，主要即指这类作品。至于其悼亡诗，则为悼念韦丛而作，多述韦丛安贫治家之事，眼前景，口头语,情真意挚,颇能感人。流传最广的《遣悲怀三首》，一往情深，如话家常，在悼亡诗中可称翘楚。
此外，在诗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韵相酬”的创始者。他在《上令狐相公诗启》中说：“稹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为诗，……小生自审不能以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辞，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他的《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都是依次重用白诗原韵,“韵同而意殊”。这种“次韵相酬”的做法,影响很大,也很容易产生流弊。元稹自己就曾提出，当时的仿效者“力或不足”,便造成“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等现象。所以严羽认为“和韵最害人诗”，指出“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沧浪诗话》）。
元稹在散文和传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而朝廷制诰仍沿用骈体。元稹始创新体,以古文作制诰，格高词美，为人仿效,“自是司言之臣,皆得追用古道”（《制诰序》）。《旧唐书》说：“元之制策，白之奏仪，极文章之□奥,尽治乱之根□”,“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元稹所作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叙述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悲剧故事。文笔优美，刻画细致，也是唐人传奇中的名篇。后世戏曲作者用它的故事人物创作出许多戏曲，如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见《董解元西厢记》）和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等。《会真记》插图
明代仇英作
关于元稹的评价，后世多与白居易并论，大抵有褒有贬。赵翼认为：“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此元、白较胜于韩、孟。”至于元、白相较，则“白自成大家，而元稍次”(《瓯北诗话》)。持论较为公允。
元稹生前曾自编其诗集、文集、与友人之合集多种。其本集收录诗赋、诏册、铭诔、论议等共
100卷，题为《元氏长庆集》。宋时只存60卷,有三种刻本:闽本（建本）,宣和六年刘麟刻；蜀本,刻者不详；浙本（越本），乾道四年洪适据刘麟本复刻。明嘉靖三十一年，董氏曾据洪适本翻刻，《四部丛刊》又据董刻本影印。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另据杨循吉从陆士修借钞刊行影印本。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今人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卞孝萱有《元稹年谱》可参看。明代正德兰雪堂活字印本《元氏长庆集》
袁中道
明代文学家。字小修，一作少修。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中进士，授徽州府教授，后历任国子博士、南京礼部主事、吏部郎中等职。
袁中道与其兄宗道、宏道被称为公安派。在“三袁”中，他的成绩仅次于宏道。其文学主张与宏道基本相同，强调性灵，“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一洗应酬格套之习”(《中郎先生全集序》)。他较两兄晚殁，后来目睹模仿公安派的文人,已有“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同前)的流弊,所以晚年又形成以性灵为中心兼重格调的思想，提出“不效七子诗，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诗，而宛然复传盛唐诗之神则善矣”（《蔡不瑕诗序》）。这是他与两兄稍异之处。
袁中道作品以散文为优，游记文如《游石首绣林山记》、《游鸣凤山记》、《金粟园记》、《玉泉涧游记》等,情景交融,描摹入微;尺牍文如《寄蕴璞上人》、《答潘景升》、《与曾太史长石》等，直抒胸臆，文笔明畅；日记《游居柿录》，多有精粹文笔，对后世日记体散文有一定影响。诗歌亦疏朗清新，偶有关心民瘼之作。但他的诗文主要以山水寄情、酬酢应答、感时伤怀为内容，思想平泛，艺术上也创新不多，与其文学主张不能相称。
袁中道的著作有《珂雪斋集》20卷、《游居柿录》（即《袁小修日记》）20卷。
袁宗道
明代文学家。字伯修，号石浦。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27岁时会试第一，官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曾向焦□及李贽弟子僧深有问学。万历十七年(1589)归里，钻研学术,以禅宗思想研究儒学,著《海蠡篇》（今佚）。九年后复入京，官右庶子，任东宫讲席。
袁宗道钦慕白居易、苏轼，书斋取名为“白苏斋”。明万历年间，王世贞、李攀龙为代表的拟古文风仍有较大影响，袁宗道极力反对，与其弟宏道、中道志同道合，人称公安派。他认为文章要旨在于辞达。古文遗达，学古应学其达，“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而文章欲辞达，须先有“理”（思想学问），“从学生理，从理生文”,如先秦及汉唐宋诸名家,“皆理充于腹而文随之”。其次要有真情实感,“心中本无可喜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事而欲强哭,其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以上均见《论文》)。从这种观点出发,他的诗文创作不事模拟，率真自然。游记散文如《戒坛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简牍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答友人》等，都情运笔端，真切感人。论说文如《读大学》、《读论语》中某些章节，浅显通达，警辟有味。但他的多数散文以士大夫的闲情逸兴、说理谈禅为主要内容,社会意义不大。诗歌创作又逊于散文,少有佳作。
著有《白苏斋类集》22卷。另著有杂剧
2种及词若干，已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