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祈（1920—1990），原名唐克蕃，江苏苏州人，是九叶诗派的重要诗人之一。民盟成员。毕业于西北联大文学院历史系。历任兰州省立工专教师，上海《中国新诗》编委，《人民文学》小说散文组组长，《诗刊》编辑，赣南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甘肃师范大学学报副主编，西北民族学院汉语系代主任，教授。1938年开始发表作品。
    唐祈1942年毕业于西北联大历史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43年参加革命工作，原西北民族学院汉语系教
授，1948年上海艺林出版社为他出版了《诗•第一册》；有《九叶集》、《八叶集》、《唐祈诗选（1938—1957）》、《中国现代新诗选（1917—1949）》等诗集，主编了《中国现代新诗选（1917—1949）》、《中华民族风俗辞典》等。另还著有多部论文如发表在《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上的《论中国新诗发展及其传统》，收入《1978—1982中国新文艺大系•理论集》的《论公刘近年抒情诗》等等。
    二十世纪40年代，唐祈成为“中国新诗”派（后称“九叶派”）的重要成员，是九叶诗派的重要诗人之一，与唐湜并称“九叶二唐”。“中国新诗”派在40年代的上海创办了《中国新诗》杂志，由此形成了以该杂志命名的诗歌流派。当时，唐祈是该杂志的编委。80年代，他在西北民族学院任教时，仅凭他一人之力，多方筹措经费，克服重重困难，终于使《中国新诗》杂志在新的历史时期复刊。这本《中国新诗》杂志，其封面、装帧与40年代的《中国新诗》杂志完全一样。这本浸透了唐祈先生心血的杂志，体现了他内心深处的《中国新诗》情结。后来，因为缺少经费，出版了几期后，《中国新诗》不得不停刊。唐祈殁于1990年1月20日，享年70岁。同是九叶派诗人的郑敏先生在1994年1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诗人之死》（后来收进集子时改为《诗人与死》），此诗既是对诗友唐祈先生的追思与纪念，又表现对诗人之死的悲痛与愤懑不平，更提出了诗人与人生、死亡的命题，足以令人深入思考。
     唐祈的创作以独特的牧歌意绪揭示了一位南方诗人对于北方人民生活的体验，由此体现出中国诗歌文化的南北融合，这种融合在唐祈的作品中主要体现为以南方人的心态和眼光打量北方风情、建构了独特的抒情话语，在情绪内涵上则是沉思、迷惑与希望的交织。 唐祈的诗属于中国现代诗歌，主要指新体诗，是一种现代文学体裁，是五四运动以来的诗歌。现代诗歌用白话语言写作，形式上灵活自由，没有旧诗词格律的束缚。 　　
    特点是：有高度的概括性、鲜明的形象性、浓烈的抒情性以及和谐的音乐性，形式上分行排列。
    唐祈是九叶诗派的重要诗人之一，他的创作以独特的牧歌意绪揭示了一位南方诗人对于北方人民生活的体验，由此体现出中国诗歌文化的南北融合，这种融合在唐祈的作品中主要体现为以南方人的心态和眼光打量北方风情、建构了独特的抒情话语，在情绪内涵上则是沉思、迷惑与希望的交织。 九叶诗派：（中国新诗派）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主要成员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九人。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它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在艺术上，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他们承接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九位诗人分别为曹辛之(杭约赫)、辛笛(王馨迪)、陈敬容、郑敏、唐祈、唐湜、杜运燮、穆旦和袁可嘉。 　　
    他们于1981年出版了《九叶集》，因此被称为九叶诗人。
    主要作品有诗集《诗•第一册》（1948）、《时间与旗》、《北大荒组诗》、《西北十四行诗》、《唐祈诗选》（1990）；诗合集《九叶集》、《八叶集》等。

    袁可嘉

    袁可嘉，浙江慈溪人。民盟成员。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英国语言文学专业。历任北京大学西语系助教，中共中央宣传部毛泽东选集英译室翻译，外文出版社翻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文学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1941年开始发表作品。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西方现代派文学概论》、《现代派论英美诗论》、《论新诗现代化》、《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文选》，主编《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等。
    中学时代开始写新诗，1938年在《大公报》副刊上发表第一篇诗作《我们是黎明边缘的轻骑兵》，歌颂了抗战中的勇士。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求学期间将徐志摩等人的新诗用英文译介到国外。1946年大学毕业，任教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常在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益世报·文学周刊》、上海《文学杂志》、《诗创造》、《中国新诗》上发表诗作，这些诗歌继承了我国民族诗歌和新诗的优秀传统，借鉴了现代欧美诗歌的某些手法。与穆旦等人在诗歌理论和艺术表现手法见解相同，形成了风格特具的诗歌流派“九叶派”。
    解放后参加《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1957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英美诗歌和文论的研究工作。多年来致力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宏观研究。80年代初赴美国教授“中国新诗”和“英美诗歌在中国”等课。学术成果收入《现代派论·英美诗论》等书。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外文系教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他的诗被广为流传，他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是上世纪80年代“文革”结束后第一代大学生人手一本的必备书。作为翻译家的他，用心传递着诠释灵魂的艺术，在当时的中国，被看作是思想启蒙。
    2008年11月8日晚，这个曾影响过一个时代审美情感的老人走了。著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在美国安详地走完了87年的人生路。
    1948年的诗坛，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九叶派”的正式亮相，当然那个时候还不叫这个名字。由于曹辛之与臧克家组成星群社在艺术观点上的分歧，他与诗作风格相近的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等人创办了《中国新诗》月刊，并与已经从昆明的西南联大回到北京、天津的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人取得联系，形成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中国新诗派”。经历了“文革”的禁锢，1979年之后，整个国内空气缓和，大家都很活跃，郑敏也重新开始写诗，第一首诗名为《有你在我身边———诗呵，我又找到了你》。有一天她接到唐祈的来信，约她和杜运燮、袁可嘉、上海的王辛笛、唐湜　、陈敬容，到曹辛之家见面。袁可嘉是郑敏的同学，但没什么来往。而其他人，其实郑敏也是第一次见到他们，大都以前只知道名字而已。 　　
    当时大家都感觉，二战以后那些前沿的思想都是通过诗歌反映出来的，而现在的诗歌虽然有很多创新，但也忘记了以前创作时的一些好的经验。曹辛之于是倡导说，我们应该把四十年代中国的诗歌结成集给年轻人看看，给他们一些参考。曹辛之、郑敏这些诗人都是在四十年代的时候在《大公报》发表诗歌的，还被说成是南北才子围绕沈从文这个大粪坑转。曹辛之说，我们是不是起个名字？资格最老的王辛笛就说：“我们知道自己的位置，我们不是鲜花，就做一点绿叶吧，九个人就九叶吧。”
    于是他们每个人都挑选出几首自己40年代创作的诗，出版了《九叶集》 ，之后他们也就被大家称为“九叶派”诗人了。其实他们这个所谓的“九叶派”组织非常松散，《九叶集》之后大家还是各自忙碌。而今九叶已经凋零了八叶，只剩下郑敏了。

    牛  汉

    牛汉，现当代著名诗人、文学家和作家，曾用笔名谷风。山西省定襄县人，蒙古族。1923 年10月出生在一个有文化传统的农民家庭。194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写诗，近20年来同时写散文。曾任《新文学史料》主编、《中国》执行副主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名誉委员、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牛汉，原名史承汉，因为上了两年小学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对，总把“承”字写错，有一次牛汉考试时，写“承”字少写了一笔，因此没有得到第一名，所以父亲为他改名为史成汉。
    1941年开始发表诗歌，创作长诗《鄂尔多斯的草原》。出版的诗集有《彩色生活》（1951）、《爱与歌》（1954）、《温泉》（1984）、《海上蝴蝶》（1985）、《沉默的悬崖》（1986）、《牛汉诗选》（1998）。近十年来，迷在散文的宽广的境界里，已出版《滹沱河和我》、《萤火集》、《中华散文珍藏本·牛汉卷》等五本。曾任《新文学史料》主编、《中国》文学杂志执行副主编。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中国诗歌协会副会长，中国作协全委会名誉委员等职。作品译成俄、日、英、法、西等国文字出版。 因为上了两年小学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对，总把 “承”字写错，有一次牛汉考试时，写“承”字少写了一笔，因此没有得到第一名，所以父亲为他改名为史成汉，（在他的作品《我的第一本书》中有提到。）曾用笔名:谷风,远祖系蒙古族。1923年10月生于山西定襄县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14岁之前一直在乡村，放牛、拾柴火、唱秧歌、练拳、摔跤、弄泥塑、吹笙、打群架，是村里最顽皮的孩子，浑身带着伤疤，一生未褪尽。父亲是个具有艺术气质和民主自由思想的中学教员，大革命时期在北京大学旁听过，旧诗写得颇有功力。他十岁以后就入迷地翻看父亲所藏的那些似懂非懂的书刊。母亲教他诵读唐诗。母亲生性憨直倔强，他的性格上继承了她的某些感情素质。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父亲流亡到陕西，在西安叫卖过报纸，学过几个月绘画，徒步攀越陇山到达天水，进入一个专收战区流亡学生的中学读书。入迷地画画写诗，几次想去陕北鲁艺学习未成。1940年开始发表诗，1941年在成都发表诗剧《智慧的悲哀》，1942年发表在桂林《诗创作》上的《鄂尔多斯草原》引起诗歌界的注视。1943年考入设在陕西城固的西北大学俄文专业。1945年初在西安主编文艺期刊《流火》。1948年夏出版诗集《彩色的生活》，1948年8月进入华北解放区。建国初期，在大学、部队工作过。1955年5月因胡风案被拘捕审查，直到1980年秋才得到平反。70年代在湖北咸宁干校劳动期间，诗从悲愤的心灵里突然升起。1979年以来，创作了约二三百首诗。曾写过《滹沱河和我》，描写了小时候与滹沱河的往事经历。和《绵绵土》一样都是寄托了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之情 牛汉的《经过了长期的悼念一棵枫树》获1981年-1982年文学创作奖，《温泉》获全国优秀新诗集奖。牛汉的诗，兼有历史的深度和心灵的深度，兼有对于社会现实的体验和生命的体验，兼有思想性和艺术性。散文集《牛汉散文》，《萤火集》，《童年牧歌》。 　　
    坎坷磨难之后，在中国文学的新时期，他又恢复了诗的活力。他的诗集《温泉》荣获中国作家协会优秀诗集奖。牛汉的诗，兼有历史的深度和心灵的深度，兼有对于社会现实的体验和生命的体验，兼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牛汉自述说，他三四十年来，喜欢并追求一种情境与意象相融合而成形的诗。这种诗，对于现实、历史、自然、理想等的感受，经过长期的沉淀、凝聚或瞬间的升华和爆发，具有物象和可触性。诗不是再现生活，而是在人生之中经过拚搏和一步一滴血真诚的探索思考，不断地发现和开创生活中没有的情境，牛汉说他每写一首诗，总觉得是第一次写诗，它与过去任何一首诗都无关系，怀着近乎初学写诗时的虔诚和神秘感。在人生和诗歌领域，不停地抗争、探索、超越、发现，没有发现新的情境，决不写任何一行诗。评论家当然可以从他几十年的诗作之中看出来可寻的轨迹，而事实上他一生的创作，是奔突飞驰的，不是有岸的河流。他宁愿在创作中一生不成熟、不老练、走不到尽头，生命永远带着令人可叹的新的创伤。诗集《温泉》里的诗，可以说都是情境诗，这里的诗多数都写于”文化革命”中的“五七干校”。如果把这些诗从生活情境剥离开来，把它们看作是一般性的自然诗，就难以理解这些诗意象的暗示性与针对性，很难理解产生这些情绪的生活境遇。在“五七干校”，他默默地写的这些诗有着同一的感情动向与构思的脉络，几乎成了条件反射，许多平凡小事当时常常会突然点燃他隐藏在深心的某些情绪。那时，对他来说，只有诗才能使灵魂在窒闷中得到舒畅的呼吸。因此这些他心里一直觉得很沉重的诗，都不可避免地带着悲凄的理想主义的基调。《鹰的诞生》让人想起一句西方格言：“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也飞不到鹰那么高。”这首诗写诗人对于鹰的向往，“五七干校”这艰险危难的地理政治环境，是可以比喻成诞生鹰的窠的。《毛竹的根》表现了诗人非常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那属于诗的东西。干涸发烫的土地里，斫断的毛竹根沁出了一丝清水。这本是很平常的诗，但它激起了诗人的想象和体验，毛竹的生命力启发了诗人的生命力。《蛇蛋》富于艺术刻画，而且通篇是艺术刻画，诗人借此抒发了对于生命的复杂而奇异的感受。《悼念一棵枫树》是一首发掘很深的诗。砍树是很寻常的事，砍树也确是可以象征什么，然而，在这首诗里，诗人有独到的发现，和深入的开掘，这就不寻常了：“但它的生命内部/却贮蓄了这么多的芬芳”，而且，“芬芳/使人悲伤”。这些刻画与描写，使我们想起有一种伟人，当他倒下之后，人们才感觉到他的价值。人们愈认识这价值，就愈悲伤。《巨大的根块》的构思也是奇异的：顽强的生命总是深深地埋在地底下，最耐燃烧的东西里都有长久凝聚的热力。《华南虎》是一首名诗，艺术刻画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这样说，自从里尔克那首《豹》问世以来，任何咏动物的诗都要在它的面前经受考验，因为《豹》实在太好了。比之于《豹》，牛汉有自己独特的观察角度和深刻的属于自己的感受。在这里，除了正面描写虎的血泪、悲愤之外，诗人从观众与老虎的关系观察，用观众的胆怯、绝望、可怜、可笑来衬托虎的安详而卧。华南虎是一切受迫害的伟人的象征，而那些观众则象征着一切伟大壮丽的东西被毁灭时以可悲看客身份出现的支持者；这些人是渺小的，然而他们却有在笼外张望老虎的权利。《兰花》很有诗趣，意味深长：找不到兰花不是因为兰花不存在，而是因为辨别不清兰草和野草。《麂子》很感人，如果诗人没有博大的爱心，是无论如何也写不成最后两行诗的。《伤疤》的创作过程是：因为诗人有伤疤，他才能发现树的伤疤；只因诗人体验深切，他才能说出“所有的伤疤下面/都有深深的根啊”这样石破天惊的话。
    牛汉自述说，他三四十年来，喜欢并追求一种情境与意象相融合而成形的诗。这种诗，对于现实、历史、自然、理想等的感受，经过长期的沉淀、凝聚或瞬间的升华和爆发，具有物象和可触性。诗不是再现生活，而是在人生之中经过拚搏和一步一滴血真诚的探索思考，不断地发现和开创生活中没有的情境，牛汉说他每写一首诗，总觉得是第一次写诗，它与过去任何一首诗都无关系，怀着近乎初学写诗时的虔诚和神秘感。在人生和诗歌领域，不停地抗争、探索、超越、发现，没有发现新的情境，决不写任何一行诗。评论家当然可以从他几十年的诗作之中看出来可寻的轨迹，而事实上他一生的创作，是奔突飞驰的，不是有岸的河流。他宁愿在创作中一生不成熟、不老练、走不到尽头，生命永远带着令人可叹的新的创伤。诗集《温泉》里的诗，可以说都是情境诗，这里的诗多数都写于”文化革命”中的“五七干校”。如果把这些诗从生活情境剥离开来，把它们看作是一般性的自然诗，就难以理解这些诗意象的暗示性与针对性，很难理解产生这些情绪的生活境遇。在“五七干校”，他默默地写的这些诗有着同一的感情动向与构思的脉络，几乎成了条件反射，许多平凡小事当时常常会突然点燃他隐藏在深心的某些情绪。那时，对他来说，只有诗才能使灵魂在窒闷中得到舒畅的呼吸。因此这些他心里一直觉得很沉重的诗，都不可避免地带着悲凄的理想主义的基调。

     屠  岸

    屠岸，1923年生于江苏省常州市，笔名叔牟，本名蒋壁厚。1946年肄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历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干部，华东地区文化部副科长，《戏剧报》编辑、编辑部主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研究室副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副主任、主任及副总编、总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1941年开始发表作品。
    屠岸，文学翻译家、作家、编辑。原名蒋壁厚，曾用笔名李通由、赵任远、叔牟、社芳、花刹、张志镳、碧鸥等。1923年11月23日生。江苏省常州市人。1931年至1942年，读小学、中学，之后曾就读上海交通大学铁道管理系。大学后期加入秘密的读书会，与朋友们合办油印诗刊《野火》,参加进步的学生 运动。194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开始写作并翻译外国诗歌。1948年翻译出版了惠特曼诗选集《鼓声》。1949年上海解放后，在上海市文艺处从事戏曲改革工作，后任华东《戏曲报》编辑，翻译出版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诗歌工作者在苏联》。1956年至1962年任《戏剧报》常务编委兼编辑部主任，翻译出版了南斯拉夫剧作家努西奇的名剧《大臣夫人》。1963年以后任剧协研究室副主任。1973年以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副主任、主任，总编辑。
    从小时候起屠岸就从母亲那里得到中国古典诗文的滋养，母爱的温馨连同中国古典诗歌的瑰丽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上初一时他就拿起笔来写出了第一首诗《北风》，母亲鼓励的目光送他走上了诗歌创作的道路。而就读于大学英文系的表兄推荐的《牛津英国诗选》和《英诗金库》等激发了屠岸对英文诗的浓厚兴趣。在上海交通大学铁道管理系学习期间，他课余研习语音学，与外国教师对话练习英语，看原版英文影片。在写诗的同时也尝试译诗。他的第一部诗歌译作惠特曼的《鼓声》出版于1948年，是在哥哥和未婚妻的资助下自费出版的。惠特曼是自由诗的创始人，选择他还有象征意义，当时美国的南北战争惠特曼支持北方的林肯，南北战争以北方胜利告终，屠岸以此来象征代表中国北方的延安、西柏坡将战胜代表南方的蒋介石的南京。 　　
    翻译出版中国第一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是在1950年，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和他最好的戏剧在文学史上是并列的，屠岸非常喜欢它们的含义深刻，韵律优美，但担心它们与当时的革命气氛不协调。胡风先生的话解除了他的顾虑，胡风先生说：“文学作品是影响人的灵魂的东西，这样的作品不仅对今天的读者有用，对将来的读者也有用。”令屠岸感到欣慰的是“文革”中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手抄本还在边疆的知识青年中流传。 　　
    从四十年代起屠岸就对济慈的诗情有独钟，不仅因为济慈用美来抗衡社会的丑恶，与屠岸的价值观相吻合，而且由于济慈只活了25岁，22岁得了肺结核，屠岸也在22岁得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可怕的病，屠岸把济慈当作冥中知己，好像超越了时空在生命和诗情上相遇。几十年来济慈的诗与他的灵魂相互交融，困难时读莎士比亚和济慈的诗成为支持他活下去的力量。“文革”时在“五七”干校，他和妻子一起背诵济慈的《夜莺颂》、《秋颂》驱逐心中的苦闷，所有的书被抄走了，但心中镌刻的诗文是抄不走的，这些作品现在还能背诵。厚积而薄发，1997年出版的屠岸译《济慈诗选》成为他译诗生涯的高峰，并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 　　
    屠岸认为译诗与翻译其他门类相比对翻译者要求更高，不仅要将原作的形式传达过来，更重要的是要传达原作的神韵。译诗应该是两个灵魂的拥抱，实现译者与原作者的合一，实现两种语言的撞击与交融。要深入到原作的精神感觉中去，有人说只有诗人才能译诗，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只有写诗的人才能理解原作者的创作情绪，感受其中细微的变化，只有理解创作情绪才能真正理解原作的精神。翻译作为一种文学实践也绝不是被动的，对一个既是译者也是作者的人来说，翻译可以促进创作。由于译者必须进入原作的灵魂，翻译时的独特感受也会令创作时的眼界更加开阔。在屠岸先生看来翻译功莫大焉，翻译是整个人类进步的动力，没有翻译，中国不可能知道世界，世界也不可能知道中国；没有翻译这世界就停滞不前，不可能进步和发展。 　　
    译诗凭悟性，写诗凭灵感。屠岸先生写诗与译诗齐头并进，现在依然没有停歇，他在床头放了纸笔，一有灵感就记录下来。他的第一个诗歌创作高潮是在1941年至1943年，第二个创作高潮是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第三个创作高潮则是从九十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年至耄耋依然保持丰沛的诗情，诗篇充满激情又内蕴深邃，正如他在去年出版的诗歌集的题目所道：深秋有如初春。
    大鸣大放的时候屠岸发表了反对“外行领导内行”的意见，加上屠岸自曝1945年时曾经在一个文艺晚会上朗诵过胡风分子绿原的诗歌，结果屠岸非常敬重的一位同志在全剧协的会上宣布：“想不到屠岸这么多问题。”后来屠岸被保护过关，下放到离北京不远的一个郊区当乡党委副书记，每天的劳动强度都比较大，对于屠岸这种在城市里长大的人来说，体力劳动是很好的锻炼，但屠岸在心理上承受不了那种随时可能会被调回北京挨批的压力。记得上大学到一半的时候，屠岸生了肺病。当时大家对肺病都有点谈虎色变，屠岸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最好的朋友和屠岸母亲的妹妹都是生肺病死的。而屠岸活过来了，一个原因是，屠岸的妻子、当时还是女朋友的她知道屠岸病重后，就对屠岸说：“屠岸是属于你的了！”但更重要的是，屠岸有信仰的支撑——屠岸在发现肺病之前参加了共产党，屠岸的生命不属于屠岸自己，全部都交给党和民族了。
可是，这个信仰在反右时破灭了，屠岸成了“反党”的，当时打了好多右派，屠岸也不相信他们是反党的。屠岸想不通了，内心焦虑、茫然……惟一的安慰是未来一定能够解释清楚，但未来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呢？那时屠岸肺病复发，医生给屠岸开了假条，让屠岸在家休息，有半年的时间屠岸惶惶不可终日，经常睡不着觉，吃完安眠药之后才能睡一到两个小时，内心慌乱、完全不能静下心来，讲话讲着讲着就发愣。但屠岸外出的时候都掩饰得很好，除了屠岸爱人之外，谁也不知道屠岸患忧郁症的事情。 　　
    屠岸去医院看病的时候，才发现得忧郁症的人多得不得了，病友们见了面就互相询问对方这段时间睡眠如何。那时忧郁症还叫“神经官能症”，安眠药的名字叫“利眠宁”。医生对屠岸说：“你的情绪要平稳，有些事情不要去想。”他说得对，但要真正做到并不容易。屠岸的妻子是非常好的妻子，她想尽各种办法安慰屠岸，后来她看屠岸过于紧张就去找党支部书记，问会不会把屠岸定成右派，书记说：“你回去跟屠岸讲，屠岸是个好同志！有错改了就好，不要紧张。”书记的话给屠岸吃了定心丸，屠岸的情绪平静了几天，但是想到还有一些好朋友和同事被开除公职或者送去北大荒劳改，慢慢地屠岸又陷入忧郁症中去了。
    “文革”中，屠岸再次患上忧郁症，并且有一度不想活了。屠岸本来是共产党员，怎么会突然变成三反分子呢？屠岸在牛棚里待了两年半，每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汇报屠岸今天背了多少毛泽东著作，另外还要写思想汇报，写的时候还用蓝印纸复印下来留个底，不然将来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写下的都是些违心的话，屠岸得说自己错了，毛主席说过一句话：“有的人做事情动机是好的，但效果可能不好。”屠岸就是用这个来说服自己承认错了。 　　当年屠岸的那间牛棚里住了好多人，屠岸和贺敬之、张颖（他曾经是周总理的秘书）住在一间屋子里，凤子住在屠岸的隔壁。但人与人之间不能互相问思想情况，两个人窃窃私语是千万不行的，因为其他人会向上汇报——写思想汇报不光要汇报自己的思想，还要汇报看到的情况。 　　
    有时屠岸看到有些人神态不对，也不敢问，惟有周末才能回到家中和妻子交流。屠岸很佩服他的一个同事戴不凡，他和屠岸一样都是《戏剧报》的常务编委，他学问很好，是戏剧学方面的专家。他和屠岸的命运差不多，比屠岸还多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屠岸们曾经睡在一个通铺上，一到晚上他倒头便睡，鼾声如雷，让屠岸非常羡慕，也被他的鼾声吵得更加睡不着。到了1967年情况最严重的时候，屠岸不想活了：跳楼吧，形象不好；投水呢，冬天护城河的水太浅……最终屠岸选择了上吊。绳子挂起来了，屠岸已经把脖子伸到绳套里试了试，但屠岸最终没有死，因为屠岸看到他四岁的女儿、屠岸最宠爱的小女儿她看着他，她不知道屠岸是在寻死觅活，她看着屠岸的眼神里充满了依恋，屠岸感到她很爱他，他不能走，不能让她当孤儿。 　　
    那时候你若自杀，不会有人同情你，只会给你最大的责难，因为你自杀是自绝于民。屠岸也怕死，但他遭受的精神侮辱太厉害了，人格全部扫地。那时，死亡对于屠岸来说是亲切的、甜蜜的，屠岸想要去追求它。可是看到女儿的时候，屠岸想他不能去追逐甜蜜，他还要继续忍受苦难。 　　
    1968年之后，看到被关进牛棚的人铺天盖地，他想：关牛棚也不过如此吧！便也能睡得着觉了，睡不着的时候就背诵杜甫、李商隐或者莎士比亚和济慈的诗。
    1968年的一天，屠岸在文联大楼（也就是现在的商务印书馆）吃饭，突然听到很闷的一个声响，外面嚷嚷起来， 人群都围了上去。屠岸也跑过去看，原来是一个作家协会新吸收来的干部跳楼了，他姓朱，还是一个烈士的儿子，那一天作家协会的人在四层批斗了他，结束之后他从五楼的厕所里跳了下来，没有流血，但内脏全部破裂，送到医院之后很快就宣布死亡。他被斗的原因是他在一本毛主席诗词上做了批注，结果被人揭发了。大字报把他的批注都公布了出来，其实他的批注都是对毛主席诗词的称赞，只是说其中有两首平平，没有警句，并没有说毛主席坏话。批斗完之后有人对他说：“你等着，马上就把你送公安局去。”他想不开，就从楼上跳了下来。 　　
    那时，常常发生这些可怕的事情。怎么办？只能忍受，咬紧牙关忍受。屠岸的妻子说：“将来总有见天日的一天，来救屠岸们的人不会是别人，是毛主席。”屠岸是在1969年4月15日被落实政策的，首先做自屠岸检讨，然后再接受批判，最后宣判：“你还是可救的，可以与群众一起学习，做群众让你做的事情。”听到这句话，屠岸想：总算有这么一天了。心中有一种舒解和喜悦的感情，也有一丝悲凉…… 　　前几年，妻子去世之后屠岸又一度陷入忧郁症中去，不过屠岸基本上还算开朗，晚上也睡得着，但政治运动给他心里留下的阴影，他始终都没有完全走出来，甚至到现在还会做噩梦，梦见在迷宫里找不着出路、考试不及格或者欠债……
    著作有《萱荫阁诗抄》、《屠岸十四行诗》、《哑歌人的自白――屠岸诗选》、《诗爱者的自白――屠岸的散文和散文诗》、《深秋有如初春――屠岸诗选》、《倾听人类灵魂的声音》、《诗论·文论·剧论――屠岸文艺评论集》、《夜灯红处课儿诗》等。 译著有惠特曼诗集《鼓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莎士比亚历史剧《约翰王》、莎士比亚长篇叙事诗《鲁克丽斯失贞记》（与屠笛合译）、斯蒂文森儿童诗集《一个孩子的诗国》（与方谷绣合译）、《英美著名儿童诗一百首》、《英美儿童诗精品选》三种、《英语诗歌精选读本》（英汉双语）、《迷人的春光――英国抒情诗选》（与卞之琳等合译）、《我听见亚美利加在歌唱---美国诗选》（与杨德豫等合译）、《济慈诗选》、《英国诗选》。 　　编辑《田汉全集》（任副主编），选编有《外国诗歌经典100篇》（与章燕合编）。《济慈诗选》译本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彩虹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