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裸裸地趺坐在负雪的山峰上。
这裏的气候黏在冬天与春天的接口处
（这裏的雪是温柔如天鹅绒的）
这裏没有嬲骚的市声
只有时间嚼著时间的反刍的微响
这裏没有眼镜蛇、猫头鹰与人面兽
只有曼陀罗花、橄榄树和玉蝴蝶
这裏没有文字、经纬、千手千眼佛
触处是一团浑浑莽莽沉默的吞吐的力
这裏白昼幽阒窈窕如夜
夜比白昼更绮丽、丰实、光灿
而这裏的寒冷如酒，封藏著诗和美
甚至虚空也懂手谈，邀来满天忘言的繁星……
过去伫足不去，未来不来
我是“现在”的臣仆，也是帝皇
在这里，我们如果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解读这首诗，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周梦蝶正是由于摆脱悲苦生活的欲望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满足，所以他采取了一种迂回的方式表现在诗作中，他想借助诗歌中的梦境来排谴他心中的郁闷，于是在他理想的乐园中出现了天鹅绒的雪，曼陀罗花、橄榄树和玉蝴蝶等形象，结尾“我是‘现在’的臣仆，也是皇帝”，表明了他对悲苦命运的态度，即使不能摆脱命运的捉弄，但也要做生活的主人，即使“过去伫足不去，未来不来”，他也要执着的追求，因为，他理想中的乐园没有尘世间的一切丑恶，就连寒冷也“如酒，封藏着诗和美”。
也正是由于人生的坎坷，心境的悲苦，具有深厚古典文化素养的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寄托，他的笔名就取自庄子的《齐物论》篇，周梦蝶以此典故为名，可见他对庄子是十分推崇的，如诗作《逍遥游》就引用了庄子的开头部分：“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怒而飞……”可见，周梦蝶对庄子的绝对自由思想是向往的，尤其在诗中写道：
乱云翻白，波涛千起；
无边与苍茫与空旷
展笑着如回乡
遗落于我踪影底有无中。
从冷冷的北溟来
我底长背与长爪
犹滞留着昨夜底濡湿；
梦终有醒时——
阴霾拨开，是百尺雷啸。
……
世界在我翅上
一如历历星河之在我胆边
浩浩天籁之在我胁下……
他认为，也许只有庄周才能使他振翅高飞，这样，也使得他的诗作显得沉郁而凝重，与同为“蓝星”成员的覃子豪，余光中等的繁富、轻灵和瑰丽的风格迥然不同。他自己也曾在《孤独国》的扉页上引奈都夫人的话为题辞：“以诗的悲哀，征服生命的悲哀”，可见，用这句话概括他的创作心境和艺术风格，是再恰当不过的。
如果说周梦蝶对庄子的认同与推崇是对其绝对自由思想的肯定，那么他对禅的接受则出于对现实的放逐。的确，他只身入台后，生活坎坷，他也曾为之奋斗过，追求过，但他总觉得现实人世并不是理想所能寄托的地方，便将眼光移向世俗之外，在佛理禅宗中寻求解脱。在台湾众多的现代派诗人中，周梦蝶的诗宗教色彩最为强烈，禅味最重。如《摆渡船上》写道：“人在船上，船在水上，水在无尽上/无尽在，无尽在我刹那生灭的悲喜上/是水负载着船和我行走？/抑是我行走，负载着船和水？”诗以万物相互依存的形象，阐发了禅宗的义理，使有限之物与无限之物沟通；从而瞬间与永恒，有形与无形，悲喜与哀乐，全部融为一体，进入生死同一的化境。正是悲苦的命运才使他找到了禅，也使它的诗充满了禅思与哲理，因此著名学者叶嘉莹称周梦蝶是“一位以哲思凝铸悲苦的诗人”。
尽管周梦蝶对佛学与禅思的亲和，但他并没有沉入宗教的冥思与玄想之中，他是入世的。也正是这样使他的诗作呈现出了一冷一热相互抗衡的两种力量，而这种诗歌风格是台湾诗坛少见的，也形成了其诗歌独特的美学格调。他在著名的《菩提树下》写道：
谁肯赤着脚踏过他底一生呢？
所有的眼给蒙住了，
谁能于雪中取火，且铸火为雪？
在菩提树下。一个只有半个面孔的人
抬眼向天，以叹息回答
那欲自高处沉沉俯向他的蔚蓝。
……
众所周知，佛家有“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的偈语，而诗句的一开头就是两个问句：“谁是心里藏着镜子的人呢？”，“谁肯赤着脚踏过他底一生呢？”由此可见，冷然寂寞的禅思佛理背后是一颗入世的心灵，尤其是“雪中取火，且铸火为雪”中“火”与“雪”意象，不仅具有哲理，而且折射出了更为深邃的情感。正如有的诗评家所说的：“与其说是哲理诗，不若说是一本情诗集，是一份感情的折射，从另一方向横生出来。在理的毁伤下，那情遂更深邃，更凝注……这过程是痛苦，就像《菩提树下》、《囚》、《天问》篇所显示的挣扎，但其中一直要追求的统一与和谐，才是诗人矛盾底面的真正意义。”
另外，周梦蝶的诗并非只有道家、佛教色彩，还有圣经和耶稣教的况味。有的作品中充满了耶稣教的原罪观念。如：《无题之一》：
二十年后又冷飕飕地射回来了
我以吻十字架的血唇将它轻轻衔起
轻轻吞进我最深深处的心里
在我最深深处的心里，它醒睡着?
诗中写的是一种回报，即自己作孽自己受。而且是一种潜伏在心灵深处，对心灵的一种长期鞭笞，是一种永远洗涮不掉的耻辱。这是因果报应在诗中的反映。这也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周梦蝶还“从道家思想中汲取高旷超绝的生命精神，融入基督教的原罪思想和宿命的生命悲感，并结合佛陀的慈悲和基督救赎而成广义的宗教情怀——一种对众生苦难全然的负担和承载的人道精神，将小我的悲苦提升为对人生、宇宙的大彻大悟。”
周梦蝶的诗作在台湾诗坛乃至整个中国当代诗坛，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不仅因为他的诗作具有浓厚的宗教情怀，而且因为他的诗作表现出了与其它现代派诗人不同的诗歌特质，“我们通常认为台湾现代诗人目光向着西方的，但周梦蝶应该说是一个例外，他的现代性所闪射出的是东方古典的睿智和玄妙，不理解这一点，是很难理解周梦蝶的。”[3]的确，在台湾的现代诗人中，大多都是从对现代诗歌的模仿与借鉴开始的，以表现现代人的意识和心态而后又返归东方和传统，寻找现代艺术的东方化和民族化进程，而“在沟通传统与现代的艺术创造上，周梦蝶堪称是台湾现代诗坛的一个异数。”[4]因为他是以东方传统的禅和佛理，去沟通西方的现代心态和艺术传达方式，再加上他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以及对诗歌的感悟，使他能以传统的空灵和脱逸，很自然地走入了西方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境界，他的诗作也就能以有限的语言，独特的意象，抒发介于意识与潜意识、现实与超现实之间的情思，从而闪射出东方古典的睿智和玄妙。比如他在诗作《孤峰顶上》中写道：
那种孤危与悚栗的欣喜——
仿佛有只伸自地下的天手
将你高高举起以宝莲千叶
盈耳是冷冷袭人的天籁。
掷八万四千恒河沙劫于一弹指！
静寂啊，血脉里奔流着你
当第一瓣雪花与第一声春雷
将你底浑沌点醒——眼花耳熟
你底心遂缤纷为千树蝴蝶
这首诗是新古典主义的作品，折射出了东方古典的睿智与玄妙，其语言借用诸如“恒河沙劫”和“宝莲千叶”一类文言词汇，运用了诸如“你的心遂缤纷为千树蝴蝶”一类古典句法，更使用了禅学顿悟成佛的典故传说，使诗中古意斑驳，充满东方传统文化的韵味。
大量用典，也是周梦蝶现代诗具有东方古典神韵之所在。因为新诗大量用典是不多见的，而且他的用典是活典，是变化后的典，是为了作品的风格和情趣而自然用典。比如《逍遥游》、《托钵者》、《行到水穷处》等等，分别取自庄子、楚辞、佛经、唐朝王维的作品。正是由于他的许多诗作中引用大量的典故，也造成了诗作的艰涩难懂，赵天仪先生就认为他的用字、用典以及意象的创造上，有食古不化的痕迹和掠人之美的嫌疑。因此有些诗作有些“涩而且苦”，但艺术毕竟是来源于生活，艺术作品是作家生活的反映，周梦蝶悲苦的一生也必然反映在他的诗作上，他的独特之处也正是以艺术的苦涩，来征服自己生命的苦涩，“以诗的悲哀，征服生命的悲哀”。也正是他的这种创作风格，他的诗作成为了台湾诗坛不可忽视的存在。
《还魂草》以后，周梦蝶至今三十年犹未出版第三本诗集，众目企盼，蛰雷潜伏，只能让读者一再回味《孤独国》与《还魂草》这两册诗集，好在《蓝星诗刊》、《联合报副刊》、《台湾诗学季刊》陆续刊载周梦蝶的诗篇，而且佳作不断，风格依旧“瘦身而丰采”。如《积雨的日子》、《两个红胸鸟》、《蓝蝴蝶》等，只不过意象更为清朗，表达的哲思也不再靠以往偈语式的警句，但他的诗作仍能让我们从中感到生命的生生不息。比如《九宫鸟的早晨》：“每天一大早/当九宫鸟一叫/那位小姑娘，大约十五六七岁（九宫鸟的声似的）/便轻手轻脚出现在阳台上”，“把一泓秋水似的/不识愁的秀发/梳了又洗，洗了又梳/且毫无忌惮的/把雪颈皓腕与葱指/裸给少年的早晨看。”显然，诗作有着欣欣然的凡俗之美，九宫鸟、小姑娘是朝气的象征，“也淋漓尽致地呈现出周梦蝶临晚却有旭日心境的生命力”。我们也仿佛看到，从来未曾有过自己真正青春的悲苦诗人，在进入晚年之后，仿佛才找到了自己的青春。是他，最终用诗再一次征服了生命的悲哀。
羊令野
羊令野（1923-1994），原名黄仲琮，曾用笔名必也正、田犁、予里等，泾县黄村人。他的父亲羊镕经幼时失学经商，思想开明民主，故其幼年家庭教育较好，为他后来走上文学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8年，15岁时跟从左杏邨先生学习古诗词的写作，并开始进行诗词创作。1943年，又从诗人、书法家、前清翰林、歙县人许承尧研习诗学，余暇尽阅许氏收藏书画精品，极大提高了自己的文学和文化素养。到1945年，羊令野已创作了格律诗三百余首，初显学习古体诗的成绩，“名惊全县诗坛”。
同时，他又开始接触新文学，转而研习现代诗。
投笔从戎，报效国家，是羊令野最大的愿望。1939年8月他加入国民党，抗战后期，高中一毕业，就考取了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十七期，但因延误报到，结果未能如愿。转而到屯溪军委会驻皖南抚恤处，正式进入军界，任中尉，从此开始了长达31年的军旅生活，直到1976年以上校军衔退伍。
羊令野在军队主要从事文艺宣传工作。1948年夏，他从政战学校研究班毕业，被调往浙江金华，期间创办了《浙西周报》，后来改为日报。同时在《兰溪导报》创办《诗阵地》周刊，一共出了7期，因调往上海被迫停刊。这年秋天，他的第一本诗集《血的告示》以“田犁”笔名出版。1949年，羊令野随军辗转来到舟山，为《浙海日报》写诗及散文。
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1950年羊令野来到台湾，在军中主持编辑《前进报》。1952年，他与翟牧、赫肇嘉合出了诗、散文、小说合集《笔队伍》，这本书是当时台湾军队中第一本文艺作品。1956年，羊令野与叶泥、郑愁予、罗行等出版《南北笛》诗刊，每周一期。1968年，国民党军队成立诗歌队，羊令野出任首任队长，同时在《青年战士报》创办《诗队伍》周刊，并陆续发表《草之庐书简》《面壁手记》等作品，一直到1983年底休刊，前后15年。1969年，他与洛夫等人成立“诗宗社”,提倡诗人应放弃派系之见，力图诗坛团结，发行《雪之脸》等丛书型诗刊5期。
1973年，他应邀出席了在台北召开的第二届世界诗人大会。1982年《现代诗》复刊，应邀担任首任社长。
羊令野以他的诗歌创作，培养和影响了几代台湾诗人，繁荣了台湾的诗歌创作，在台湾诗歌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善于汲取古典诗的精华，作为自身的滋养，而又融入现代的节奏和旋律，兼具古典与现代之美，笔触细致，意象缤纷，观察独到，音节自然，极具有婉约的风致和可读性，因此“他诗的世界是隐秘的，也是开放的，是细致的，也是辽阔的，他围绕着那不绝如缕的音乐性而与时间一起飞翔。”他的诗歌早年以抒情、写实为主，晚年多咏物、抒怀、叙志，内容丰富。思念家乡，思念亲人，是他诗歌中永恒主题。他的代表作《屋顶之树》以“屋顶之树”为喻，表达自己远离故土的孤独、寂寞；《甲子祭母亲》《五衣词》抒写对母爱的感恩与思念，读来感人肺腑。1988年两岸开放探亲，他回到阔别已久的泾县黄村，见到了长兄黄仲珊及堂弟黄炎培，才使郁积了40年的乡愁稍稍得以纾解。
羊令野认为，要想写好诗，首先要做个真人。只有进入“清真”的境界，才能“打破生死名利的枷锁”，“获得心灵的真实自由”，才能面对“人不堪其忧、自己不改其乐的艰困生活”，写出的诗才不会是无病呻吟。有人把羊令野比作是“画太阳的诗人”，太阳是感情和美的化身，羊令野用他的一生，用他充满感情与美的笔，为我们画出了一个又一个“太阳”，他无愧于这一光荣的称号！
羊令野主要著作有：《血的告示》（人民世纪出版社，1948年）、《笔队伍》（世界文物供应社，1952年）、《感情的画》（红蓝出版社，1955年，1975年台北星光出版社再版）、《贝叶》（南北笛诗刊社，1968年）、《见山见水集》（大林出版社，1968年）、《必也正杂文集》（水芙蓉出版社，1975年）、《雪花的约会》（大华出版社，1978年）、《千手千眼集》（大林出版社，1978年）、《羊令野自选集》（黎明文化公司，1979年）、《面壁赋》（天华文化公司，1979年，1982年黎明文化公司再版）、《回首叫云飞起》（东大图书公司，1982年）、《叫花的男人》（尔雅出版社，2004年）。
羊令野终身未娶，1994年10月4日病逝于台北。
方 思
方思原名黄时枢，1925年生于湖南长沙。早年留学欧洲，主修社会学，到台后曾在淡江学院任教，并在台湾图书馆任职。从十四岁就开始写诗，但直到1952年才将历年来的重要作品发表，从此引起诗坛的瞩目。方思台湾是现代诗派的重要发起人之一，著有诗集《时间》（1953），《夜》（1955）和《竖琴与长笛》（1958），还有翻译出版的里尔克的诗集《时间之书》。长诗《竖琴与笛》是方思告别诗坛的力作，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此后他移居美国，诗作中断。曾任职国立中央图书馆，现任美国逖谨逊大学图书馆馆长。他是「现代派」原始发起人之一，与余光中等人担任「中国诗人联谊会」会务委员。
余光中
余光中（1928-），台湾诗人，籍贯福建永春县桃城镇洋上村（母为江苏人），重九日生于南京，先后在秣陵路小学（原崔八巷小学），南京市第五中学（原南京青年会中学）读书，1947年入金陵大学外语系（后转入厦门大学），1949年随父母迁香港，1950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3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后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返台后任师大、政大、台大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现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当代著名诗人和评论家。
余光中是个复杂而多变的诗人，他写作风格变化的轨迹基本上可以说是中国整个诗坛三十多年来的一个走向，即先西化后回归。在台湾早期的诗歌论战和70
年代中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中，余光中的诗论和作品都相当强烈地显示了主张西化、无视读者和脱离现实的倾向。如他自己所述，“少年时代，笔尖所染，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酿业无非一八四二年的葡萄酒。”
80年代后，他开始认识到自己民族居住的地方对创作的重要性，把诗笔“伸回那块大陆”，写了许多动情的乡愁诗，对乡土文学的态度也由反对变为亲切，显示了由西方回归东方的明显轨迹，因而被台湾诗坛称为“回头浪子”。
余光中文学语言繁复善变，力求在“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在其《逍遥游》散文集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可以窥其一二。“在《逍遥游》，《鬼雨》一类的作品里，我倒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在这一类作品里，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只要看看，像林语堂和其他作家的散文，如何仍在单调而僵硬的句法中。跳怪凄凉的八佾舞，中国的现代散文家，就应猛悟散文早该革命了。”
从诗歌艺术上看，余光中是个“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他的作品风格极不统一，一般来说，他的诗风是因题材而异的。表达意志和理想的诗，一般都显得壮阔铿锵，而描写乡愁和爱情的作品，一般都显得细腻而柔绵。著有诗集《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天国的夜市》、《钟乳石》、《万圣节》、《莲的联想》、《武陵少年》、《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白玉苦瓜》、《天狼星》等十余种。
洛 夫
洛夫写诗、译诗、教诗、编诗五十余年，著作甚丰，出版诗集《时间之伤》《灵河》（1957）、《石室之死亡》（1965）、《魔歌》（1974）、《众荷喧哗》（1976）、《因为风的缘故》（1988）、《月光房子》（1990）、《漂木》（2001）等三十一部，散文集《一朵午荷》、《落叶在火中沉思》等六部，评论集《诗人之镜》、《洛夫诗论选集》等五部，译著《雨果传》等八部。
1947年开始写诗，1948年在《衡阳力报》（即《衡阳日报》）上发表第一篇文章——散文《秋日的庭院》。他的名作《石室之死亡》广受诗坛重视，三十多年来评论不辍，英译本于1994年由美国旧金山道朗出版社出版。其中多首为美国汉学家白芝（Cyril Birch）教授选入他主编的《中国文学选集》。1996年偕妻移民加拿大，思念祖国，表现乡愁，为十几年来写作的主题之一。《未寄》、《或许乡愁》、《水墨微笑》等诗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香港回归前洛夫曾到落马洲，从南面望乡，仿佛闻到家乡衡阳的鹧鸪啼鸣；到韩国讲学时，登上板门店山头，从北面眺望白山黑水，“仰首拭目，手帕上竟是一片濡湿的乡愁。”
洛夫是台湾现代诗坛最杰出和最具震撼力的诗人，为中国诗坛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由于表现手法近乎魔幻，因此被诗坛誉为“诗魔”。台湾出版的《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如此评称：“从明朗到艰涩，又从艰涩返回明朗，洛夫在自我否定与肯定的追求中，表现出惊人的韧性，他对语言的锤炼，意象的营造，以及从现实中发掘超现实的诗情，乃得以奠定其独特的风格，其世界之广阔、思想之深致、表现手法之繁复多变，可能无出其右者。”吴三连文艺奖的评语对他更为肯定：“自《魔歌》以后，风格渐渐转变，由繁复趋于简洁，由激动趋于静观，师承古典而落实生活，成熟之艺术已臻虚实相生，动静皆宜之境地。他的诗直探万物之本质，穷究生命之意义，且对中国文字锤炼有功。”
洛夫和余光中一直被世界华文诗坛誉为双子星座，洛夫的《边界望乡》和余光中的《乡愁》一样脍炙人口。虽在大陆的名气不如余光中响亮，但在台湾诗界洛夫的名望却在余光中之上。1979年3月，洛夫访问香港时创作《边界望乡》，诗人余光中陪同他去边界落马洲用望远镜看大陆，洛夫离乡三十年，近在咫尺却过不去，有家不能归，近乡情切。于是写下了震撼人心的诗——《边界望乡》，传神地表达了游子怀乡咫尺天涯的伤痛、落寞和无奈。
国内外研究洛夫作品之专著颇多，已出版有：《诗魔的蜕变：洛夫诗作评论集》、《洛夫与中国现代诗》、《洛夫评传》、《一代诗魔洛夫》、《漂泊的奥义》、《洛夫：诗、魔、禅》，《洛夫长诗<漂木>十论》，《大河的雄辩——洛夫诗作评论集（第二部）》等。洛夫沉潜于书法之探索五十年，不仅长于魏碑汉隶，尤精于行草，书风灵动萧散，境界高远，曾多次应邀在台北、台中、菲律宾、马来西亚、温哥华、纽约、北京、西安、济南、南宁、深圳、杭州、衡阳、广州、上海、石家庄、太原等地展出。
罗 门
1928--)作家。原名韩仁存，1928年生于海南文昌县铺前镇地太村。
祖父为清代进士，父亲搞远洋航海生意，是当地唯一拥有3条大木船往来南洋一带的富翁。罗门兄弟13人，他是老三。空军飞行官校肄业，美国民航中心毕业，考试院举办民航高级技术员考试及格，曾任民航局高级技术员，民航业务发展研究员。从事诗创作四十年，曾任蓝星诗社社长、中国文协诗创作班主任、国家文艺奖评审委员、先後曾赴菲律宾、香港、中国大陆、泰国与美国等地以中文发表有关诗的专题讲演，一九九五年同蓉子参加「爱荷华大学写作计划（IWP）」。曾获蓝星诗奖、文复会「鼓吹中兴」文化荣誉奖、教育部「诗教奖」、中国时报推荐诗奖、中山文艺奖「麦坚利堡」诗获菲总统金牌。名列英文版「世界名诗人辞典」及中文版「大美百科全书」。
1939年2月，日军侵占海南，9岁的罗门同家人一起冒着危险，偷渡琼州海峡，连夜逃到广州湾。在警报与炸弹声中，罗门开始了战争中的飘流生活。12岁那年，日军飞机大举轰炸粤北曲江，遍地尸体与残瓦。战争带来的灾难，激起罗门的愤慨。就在这一年，他考进了空军幼年学校。1949年，他在杭州西湖学飞了一段很短的时间，便随学校的搬迁到了台湾。
1952年，罗门考进台湾民航局，开始了公务员的生活。他担任民航图书室管理员，获得读书与从事写作的良机。就在那段日子里，文学与诗，逐渐占领他的生命。到了1955年，当他同著名女诗人蓉子结婚后，便将生命之舵，对准诗的国度航行了。他在《现代诗刊》发表的第一首诗，用红字刊登，引起诗坛的赞誉，有人说：“罗门第一炮就红了。”
在民航局工作了25年后，罗门申请退休。当时他是台北国际航空站荐任一级航务官，也是民航局民航业务发展研究员，算是一份相当好的职业，但因为诗已成了他内心沉迷不已的“神”，于是他自机关里退下来，专心从事诗的创作。
多种生活的形态与环境，给他带来多层次的美感经验。从故乡蓝蓝的海水到异乡白茫茫的烟雾；从早春的笑声至散落的弹片到碎落的岁月到飘雪的视野；从机场到球场到农场到“官场”到生命的广场；从《曙光》到《第九日的底流》到《死亡之塔》到《罗门自选集》……那的确是诗的生命所经历的确实的过程。走了人生漫长的一段路，当一切都陆续走向死亡与消失之后，他能抓住的，唯有那一直在心灵与时空中迥旋不已的“美”--它超越一切而存在并升华，令他神往，成为他整个生命在燃烧中所留下的不朽之光。
罗门是台湾十大著名诗人之一，也被认为是有世界级水准的诗人。他强调诗是美与“精神深度”的结合。作品多写战争、死亡题材，重视人性的真诚与尊严，批判机械的文明，致力于人类心灵的探索。
1989年秋，罗门应海南诗词学会之邀到海南文联、海南大学、海南师院讲学，受到家乡的学者和乡亲们的热烈欢迎。此后，他曾多次往返海峡两岸，使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罗门从事诗创作30多年，著作很丰，成就巨大。他曾为国际诗人协会荣誉会员，现为蓝星诗社社长。曾任中国新诗学会常务理监事、台湾文协诗创作班班主任。同蓉子曾应邀赴香港大学及菲律宾中医学院与文艺界演讲。一九九五年同蓉子参加“爱荷华大学写作计划（IWP）”。作品选入《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部分被英、法、日、韩等国用外文出版，并有两首诗分别被碑刻入台北市公园与动物园，当为现代诗的创举。著作有诗集《曙光》、《第九日的底流》、《死亡之塔》、《隐形的椅子》、《罗门自选集》、《旷野》、《日月的行踪》、《罗门编年诗选》、《日月集》（英文版）、《整个世界停止呼吸在起跑线上》等；论文集有《现代人的悲剧精神与现代诗人》、《心灵访问记》、《长期受着审判的人》、《时空的回声》、《诗眼看世界》等。
由于他在诗创作和研究中有巨大的成就与贡献，1958年连获蓝星诗奖和台湾诗联会诗奖；1966年，《麦坚利堡》一诗被世界桂冠诗人协会（UPLI）誉为世界近代的伟大之作，获菲律宾总统金牌奖，并被第一届世界诗人大会主席在大会典礼上向50多个国家的代表宣称,《麦》诗为世界近代的伟居之作。麦坚利堡（Fort
Mckinly）是纪念第二次大战期间七万美军在太平洋地区战亡；美国人在马尼拉城郊，以七万座大理石十字架，分别刻着死者的出生地与名字，非常壮观也非常凄惨地排列在空旷的绿坡上，展览着太平洋悲壮的战况，以及人类悲惨的命运，七万个彩色的故事，是被死亡永远埋住了，这个世界在都市喧噪的射程之外，这里的空灵有着伟大与不安的颤栗，山林的鸟被吓住都不叫了。静得多么可怕，静得连上帝都感到寂寞不敢留下；马尼拉海湾在远处闪目，芒果林与凤凰木连绵遍野，景色美得太过忧伤。天蓝，旗动，令人肃然起敬；天黑，旗静，周围便黯然无声，被死亡的阴影重压着……作者本人最近因公赴菲，曾往游此地，并站在史密斯威廉斯的十字架前拍照。战争是人类生命与文化数千年来所面对的一个含有伟大悲剧性的主题。在战争中，人类往往必须以一只手去握住“伟大”与“神圣”，以另一只手去握住满掌的血，这确是使上帝既无法编导也不忍心去看的一幕悲剧。可是为了自由、真理、正义与生存，人类又往往不能不去勇敢的接受战争。透过人类高度的智慧与深入的良知，我们确实感知到战争已是构成人类生存困境中，较重大的一个困境，因为它处在“血”与“伟大”的对视中，它的副产品是冷漠且恐怖的“死亡”。在“麦坚利堡”那首诗中，便是表现了这一强烈的悲剧性的感情。
在1969年马尼拉举办的第一届世界诗人大会上，与蓉子获大会“第一文学伉俪”奖；1960年获美国奥克立荷马州州长颁发荣誉公民证；1972年获巴西哲学院颁发荣誉学证；1976年，在美国举办的第三届世界诗人大会上，与蓉子获特别奖，并接受大会加冕为桂冠诗人；1987年“诗人节”上获台湾“教育部”颁发“诗教奖”。此外他还被选入英国伦敦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出版的“世界名诗人辞典”。他的声望与作品，受到海内外文艺界广泛的重视与好评。
作品接受国内外著名学人、评论家及诗人评介文章近一百万字、已出版六本评论罗门作品的书。罗门除写诗，尚写诗论与艺评。罗门作品碑刻入台北新生公园（1982年）、台北动物园（1988年）、彰化市区广场（1992年）、及彰化火车站广场（1996年）。
《罗门诗集》目录：车祸、窗、 第九日的底流、都市之死、 观海 、流浪人 、麦坚利堡、 伞山、生存！这两个字、 诗的岁月--给蓉子、 野马 、隐形的椅子。
蓉 子
蓉子(1928—)女，诗人。本名王蓉芷，江苏涟水人。大学肄业，考选部交通事业人员高等考试及格。1948年去台湾。1951年开始写诗。1955年与诗人罗门结婚，以“伉俪诗人”多次出访各国。并参加“蓝星”诗社，主持后期《蓝星诗页》及《蓝星一九六四》的编辑工作。曾任妇女写作协会值年常务理事、青年写作协会常务理事兼诗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出席在菲举行第一届世界诗人大会与罗门获“大会杰出文学伉俪奖”，接受菲总统大绶勋章。曾获“国家文艺奖”、国际妇女年国际妇女文学奖、青协第一届文学成就金钥奖。曾先后应聘担任各公私文化教育机构文学奖评审委员，曾应聘担任“文建会”与东海大学合办“文艺创作研习班”诗组主任。一九六五年曾以诗人身份同小说家谢冰莹、散文家潘琦君，应韩国文化出版界之邀，组成女作家三人代表团赴韩做了一次全国性的访问。一九八三年曾参加新加坡第一届国际华文作家会议。曾赴菲讲学以及应邀赴香港大学、泰国与美国……等地发表有关诗的讲演。曾担任一九八九年亚洲华文女作家文艺大会主席。名列《世界名诗人辞典》。至今任有新作,被誉为<<永远的青鸟>>
诗集有《青鸟集》(1963年)、《七月的南方》(1961年)、《维纳丽沙组曲》(1969年)、《这一站不到神话》、《千曲之声》、《蓉子诗抄》(1965年)、《横笛与笠琴的晌午》(1974年)、《夏，在雨中》、《石榴》、《生命》、《我的妆镜是一只弓背的猫》、《艺术家》、《白色的睡》、《童话城》（儿童诗，1967年）、《一朵青莲》、《伞》、《天堂鸟》(1977年)、《蓉子自选集》(1978年)、《紫色裙影》、《雪是我的童年》(1979年)等十六种。作品选入英、法、日、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外文版诗选集以及中文版诗选集等近八十种选集。作品接受国内外著名学人、评论家及诗人、评介文章近六十万字、已出版三本评论蓉子作品的书。
蓉子写作主要文类是新诗，兼及散文和儿童文学。主题包括哲思、亲情、对大自然的赞颂、女性的形象、旅游、社会现实素材、都市文明批判、环境保护等等，可以看出她写作题材的广泛。另外，她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诗中所表现的情感世界，常常令人有庄严、虔敬的感觉。钟鼎文曾形容她的诗风：“充满着一种宁静的寂寞和浅浅的抑郁。”
《为什么向我索取形象》就是一篇描写女性形象的诗，此诗在蓉子的诗作中算是文气较强烈的了。诗人一开始即理直气壮地质问：“为什么向我索取形象”，“我”代表的是一种女性自况，有别于“你”（男性）。接着又是另一番更强烈的质问和猜测：“为在你的华冕上,镶嵌上一颗红宝石？”或是“为在你生命的新页上，又写上几行？”而不论是哪一种，对女诗人而言都是极自私的想法，难道“我”就只能作“你”的陪衬？对此，诗人退一步思考：“如果你有那份真，我已经镌刻在你心上”，如果“你”把我放在同等位置上，真心向我索取形象，那么“我”也不会在质疑“你”什么了。但是“若没有——我耻于装饰你的衣裳”，“我”在这个时候表明了立场——就是不做“你”的陪衬。最后，诗人表达“欢笑是我的容貌，寂寞是我的影子，白云是我的踪迹，更不必留下别的形象！”即我就是我，不必透过你来给下定义，我的形象并不是取决于你的决定；我可以选择自己所拥有的形象。
另一首《变化》则是以大自然春、夏、秋、冬四季的递嬗及其中景致的变化来描写一段爱情的逝去。春天给人的感觉是舒服和悦的，故诗人用春天来比喻一段爱情开始的那种愉悦：“春阳灿烂；微风轻吹……”一切是如此美好，直如“有天国的歌音始奏于丛林。”接着进入热恋期：“夏阳不断地走上高梯”，说明着两人的爱情正逐渐加温。但再炙热的阳光亦会西下，亦要让出二分之一的天空予黑夜：“不知道繁星正眨着嘲弄的眼睛！”诗人以此可作为转折,美好的事物都随着秋天慢慢地变了颜色。于是“绿叶片片变黄，花儿朵朵摇落。”而我们的爱情亦注定无法起死回生，因为，接着要面对的是冷冽的严冬啊！“当太阳揭开了雾底幕，我所爱的便在幻想中消逝。”迷雾终于揭开了，而我们亦得承认，我们的爱情已不再存在了。最后，趁着两人的关系还不至于达到冰点，我必须擦干泪水，勇敢地对此段恋情挥手说声拜拜：“我曾经爱过你现在不再，趁严霜未降之前。”
痖 弦
痖弦，中国台湾著名诗人，本名王庆麟，在舞台剧《孙中山传》中饰演孙中山，海内外巡演70多场，红极一时。
痖弦1932年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县（今南阳市卧龙区）东庄的一个农民家庭。六岁入本地杨庄营小学，九岁入南阳私立南都中学，十六岁入豫衡联合中学，1949年8月，在湖南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并随之去台。到台湾后进国民党政工干校的影剧系学习，1953年3月毕业后分配到国民党海军工作。1961年任晨光广播电台台长。
1966年12月，以少校军衔退伍。1969年任台湾“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1974年兼任华欣文化事业中心总编辑及《中华文艺》总编辑。1975年任幼狮文化公司期刊总编辑。1977年10月起担任台湾《联合报》副刊主编至今。其间曾应邀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创作中心，并入威斯康辛大学学习。
在痖弦写作生涯的早期，痖弦提出了“新民族诗型”的观点（1956），主张追求形象第一，意境至上；强调中国风与东方味。一再地回响着汉语古典诗歌的声音的《秋歌》可看作对这一观点的实践。
痖弦是台湾《创世纪》诗刊的三驾马车之一，他以诗之开创和拓植知名，民谣写实与心灵探索的风格体会，二十年来蔚为台湾现代诗大家，从之者既众，影响最为深远。
他的诗作，追寻青年时代的梦想，呼应内心深处的一种召唤，并尝试在时间的河流里逆泳而上。早年他崇拜德国诗人里尔克，早期影响痖弦最大的是30年代诗人何其芳。何其芳曾是他年轻时候的诗神，《预言》里的重要作品他能背诵。对于他后来长久停笔写诗的空白，他解释说是因为他一任很多可写的东西仅止于可写的境界，思想钝了，笔锈了，时代更迭，风潮止息。他在努力尝试体认生命的本质之余，自甘于另一种形式的、心灵的淡泊，承认并安于生活即是诗的真理。
关于台湾诗坛争论不休的传统与西化问题，痖弦有很好的看法，而这些看法也成为他写诗的指导思想：“在历史的纵方向线上首先要摆脱本位积习禁锢，并从旧有的城府中大步地走出来，承认事实并接受它的挑战，而在国际的横断面上，我们希望有更多现代文学艺术的朝香人，走向西方回归东方。”关于诗的懂与不懂的问题，痖弦有很深刻的见解：“历来每次提出诗歌大众化的问题，并不是一般老百姓，甚至也不是一般的读者，而是自己本身读诗的写诗人。唐代的元白就是例子。当诗人所写的诗连自己的同行都无法欣赏了解的时候，那应当检讨的是诗人本身，而非读者。”症弦还对台湾诗坛作过这样的批评：“从徒然的修辞上的拗句伪装深刻，用闪烁的模棱两可的语意故示神秘，用词汇的偶然安排造成意外效果。只是一种空架的花拳绣腿，一种感性的偷工减料，一种诗意的堕落。”读痖弦的诗，最大的感触就是，他的诗以质取胜，不追求创作数量。他的诗所写的都是他的体验和体会，诚如他自己所说，是内心深处的召唤和梦想，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对于生命本质的体认，如果一时还没有这种体认，他自甘于淡泊.
提起诗人痖弦，就让人想到他那本风行海内外的诗集《深渊》。诗评家罗青曾给予这诗集高度评价:
“自五四运动以来，在诗坛上，能以一本诗集而享大名，且影响深入广泛，盛誉持久不衰，除了痖弦的《深渊》外，一时似乎尚无他例。”
1998年，痖弦从他工作多年的报纸工作的位置上退下来，回到加拿大温哥华，与妻女团聚。他是1995年安家加拿大的。他安家的原因，是为了他的爱妻张桥桥，因为桥桥的身体很差，只有加拿大最适合她治病、生活。痖弦挑房子的标准，也是为了桥桥。这是一幢典型的加拿大式房屋，外观含蓄，看不出豪华处，里面却很舒适，这很符合他夫妻二人的性格。房子的基调是黄色（与洛夫的白色构成鲜明的对比），有二个客厅，三个火炉，楼上四间房，可以见到远处的雪山和一座吊桥，还有地下室和游泳池。由于房子的外形极像一个“桥”字，当房屋中介公司领着他四处看房来到这里，痖弦不加思索便定下来，并将此房子取名为“桥园”。
外面是西洋式，里面却是中国式。痖弦将台北的藏书、家什及多年来收藏的一些民间艺术品全搬来了。有四扇春夏秋冬隔扇窗；有对联：“迹寄天涯处，诗传海内名。”那是好友的题字；还有两对太师椅。痖弦认为，太师椅之所以做得那么高，一方面是坐有坐相，正襟危坐礼仪的需要；一方面是表现中式服装（如描龙绣凤的长袍）下摆的美。如果坐在西式的沙发上窝成一团，就全完了。这即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
痖弦搜集的民间艺术品，有锣：戏锣、货锣、童锣、更锣。锣声使他回到童年。邻居张大娘丢了鸡，敲锣寻找：“谁偷了我的鸡啦？当！”乡公所开会，敲锣通知：“明天晌午到庙门口开会，当！”有灯：马灯、汽灯、煤油灯、菜油灯。他对古人的设计赞不绝口：灯分灯台、灯碗两部分，二者是分离的。灯碗放在灯台上，可以使灯光普照桌面，方便看书、做活。灯台怕倒，体积往往较重，越重的灯台或烛台价钱越贵。灯碗装油和灯草，通常做得比较轻巧，可以单拎起来，到黑沉沉的院落里开门，或者贴近地面寻找一根遗落的绣花针。提起打，就使痖弦想到母亲，他十七岁离家就再也没见到她老人家的面。小时与母亲相处多是在灯下，母亲一边做针线一边给他讲故事。母亲的刺绣远近闻名，所以他一看到刺绣就要买，以为都是他母亲绣的。还有手炉、水烟袋、算盘、猪食槽、鸡碗、钱庄的升斗、插秧时带在指甲上的铜片（避免指甲受伤），甚至还有夜壶，残留着时间的骚味，内有很厚的尿垢，他花了好几种强力肥皂水才洗掉，干净得可以泡茶……看到这些东西，痖弦就看到了他的故乡——中国河南省南阳，又回到那过去的时光。收藏，对于他来说，就是怀旧，就是一种文化乡愁。
对于自己的这种中国情绪，痖弦是这样表达的：“我一生迷恋异国情调，写了那么多异国情调的诗也是对远方的浪漫向往，但如今我真的到了异邦，却又日夜思念故国……”“文化和文学，可以完全不受目前（海峡两岸）分治的影响，屈原李杜的后裔血浓于水，汉语文学的大家族一盘棋……”“而文化的中国，文学的中国只有一个，不必分，也分不开。”
昌 耀
昌耀（1936.6.27—2000.3.23），原名王昌耀，湖南省桃源县人，诗人。1950年4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宣传队员，同年，响应祖国号召，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期间，推出处女作《人桥》，从此与诗歌艺术结下不解之缘。1953年，在朝鲜战场上负伤后转入河北省荣军学校读书。1954年开始发表诗作。他的诗以张扬生命在深重困境中的亢奋见长，感悟和激情融于凝重、壮美的意象之中，将饱经沧桑的情怀、古老开阔的西部人文背景、博大的生命意识，构成协调的整体。诗人后期的诗作趋向反思静悟，语言略趋平和，有很强的知性张力，形成宏大的诗歌个性。
1936年6月27日生于湖南常德市一个有着七个兄弟姐妹的大家庭。昌耀早年丧母。父亲王其桂和伯父王其梅，从青年时代即投身革命。父亲王其桂曾任薄一波领导的抗日决死队的指导员，后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伯父王其梅早年即为中共党员，曾是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以西藏自治区最大的“走资派”受迫害身亡。昌耀的父亲在解放战争中因从豫东军分区作战科任上逃回家，被视为叛离革命，后来虽然主动自首，但仍被判刑两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兴凯湖船上作业时落水亡故，可能是有意落水，但求一死。1949年秋，昌耀在原籍桃源县立中学读书期间，即背着家人报名参军，被湘西军政干校录取，后因年小怕鬼，不敢起夜而常常尿床，被家人领回。转年，他又偷着去部队应召，于1950年4月被38军114师政治部录取为该师文工队员。当时他只有13周岁。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师文工团。1953年6月元山战役中因头部负伤回国治疗，伤愈后进河北荣军学校学习。1954年开始发表诗作。1955年调青海省文联。1958年被划成右派。后颠沛流离于青海垦区。1979年平反。后调任中国作协青海分会专业作家。晚年随团出访俄罗斯。
其代表作有《划呀，划呀，父亲们！》、《慈航》、《意绪》、《哈拉库图》等。昌耀于2000年3月患癌症后在医院跳楼自杀，绝笔作为《一十一枝红玫瑰》其出版的诗集有《昌耀抒情诗集》（1986）、《命运之书》（1994）、《一个挑战的旅行者步行在上帝的沙盘》（1996）、《昌耀的诗》（1998）等。2000年诗人过世后有《昌耀诗歌总集》行世。昌耀在中国新诗史上是一座高峰，其历史地位已为人共识。
林 泠
林泠，1938-，本名胡云裳，广东省开平县人。国立台湾大学化学系毕业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博士， 现任职美国化学界， 主持药物合成研究。 林泠早期的诗风婉约优美， 感情真挚深刻， 体裁秀丽自然，是台湾诗坛上一位重要而又独特的女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