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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曾祖父白温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遂为下邽人。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祖父湟、外祖陈润俱善诗。父季庚，做过彭城县令，徐州、襄州别贺。明代绍兴郡斋圣贤图石刻
生平 入仕以前 自代宗大历七年(772),至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生于郑州新郑（今属河南）。自幼聪慧，5、6岁学作诗，9岁熟悉声韵。11岁时,因两河藩镇战乱，由荥阳逃难到徐州符离（今安徽宿县北），不久又南下到越中，投奔在杭州作县尉的堂兄。5、6年的颠沛流离生活中，白居易接触到民间疾苦，并受到当时任苏州、杭州刺史的两位诗人韦应物、房孺复的影响，作有《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赋得古原草送别》等诗篇，15、16岁时，立志应进士举,刻苦读书,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后来，父死母病，靠长兄白幼文的微俸维持家用，奔波于鄱阳、洛阳之间，生活比较艰苦。
初仕至遭贬 自贞元十六年
（800），至元和十年(815)。贞元十六年，白居易
29岁，进士及第。十八年(802)
，又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两人订交，约始于此，后在诗坛上齐名，并称“元白”。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永贞时(805),王叔文、韦执谊实行政治革新，白居易曾向韦上书，建议广开言路，选拔人才，惩恶赏善，举贤任能,不失时机地迅速改革。但不久,王、韦等被贬,改革失败。他的建议未及采用,写有《寓意》等诗表示惋惜。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对社会政治各项重大问题所提治理方案，是研究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资料。这年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帖集贤院校理。十一月授翰林院学士。次年授左拾遗。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均依旧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预国家机密。在儒家“兼济”思想的指导下，他不怕得罪
权贵近胄，连续上书论事，如《奏请加德音中节目》、《论制科人状》、《论于頔裴均状》、《论和籴状》、《奏阌乡县禁囚状》等，都是关系国家治乱、人民生活的重要文件。与此同时，他还自觉地以诗歌作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武器，促进新乐府运动，写了大量的讽谕诗，和他在政治上的努力相辅而行。但由于朝政日趋腐败，他的这些奏状和诗歌反而招来当权者的忌恨与打击。
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丧居家，服满返京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两河藩镇割据势力联合叛唐，派人刺杀主张讨伐藩镇割据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率先上疏请急捕凶手，以雪国耻。但却被腐朽的官僚势力攻击为越职言事，并捏造“伤名教”的罪名，将他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这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
贬江州以后的内外迁调 自元和十一年(816),至大和二年(828)
。白居易到江州后的第二年，写下《琵琶行》。诗中通过一个擅奏琵琶的长安名妓沦落江湖的不幸身世,寄托了自己政治上失意的苦闷。在这之前,他已经看到朝廷的种种黑暗，萌生过及早抽身的念头。经过这次打击,思想更从“兼济”急遽转向“独善”,决心要做到“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但他并没有辞官归隐,而是选择了一条“吏隐”的道路,一边挂着闲职，一边在庐山盖起草堂,与僧朋道侣交游,以求知足保和，与世无忤。与之相适应，描写闲静恬淡境界、抒发个人情感的闲适诗和感伤诗,便开始多起来,而前期那种战斗性强烈的讽谕诗则比较少见了。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召还京，拜尚书司门员外郎，迁主客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因国事日非,朝中朋党倾轧，屡次上书言事不听,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任，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在杭州时，曾修筑湖堤，蓄水灌田千余顷；并疏浚城中六口井，以利饮用。离苏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
退居洛阳的晚年生活 自大和三年(829),至会昌六年(846)。白居易从58岁开始,定居洛阳。先后担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他在洛阳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和“栖心释氏”的生活。时常与名诗人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他在舒适的晚年仍然时常想到人民。73岁时,还出资募人凿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行船。两年后病终。葬于龙门香山琵琶峰(见彩图河南洛阳白居易墓)。诗人李商隐为撰墓志。今已辟为游览胜地。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则以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指导思想。他的“兼济”之志，主要是实行儒家的仁政，但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他的“独善”之心,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自觉》二首其二说：“我闻浮图教，中有解脱门。”求得身退心安，无所往而不适。当他受皇帝信任的时候，在政治上直言极谏，无所忌讳，敢作敢为，诗歌创作便积极反映民生疾苦，为补察时政服务；当他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为时，便请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闲官，远嫌避祸，以诗、酒、禅、游自娱，诗歌创作则主要表现个人感受。无论达和穷，他都离不开诗。白居易诗《溪村》插图
选自明代万历集雅斋刻本《六言唐诗画谱》
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近3000篇诗作，还提出了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著名论点。情是诗的内容，言和声是诗的表现形式，义是诗的社会效果。他分析了诗歌创作中的感情活动，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策林》六十九）。又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策林》六十四）。认为情感活动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缘起于社会生活中的“事”,密切联系于当时代的“政”。因而，诗歌创作不能脱离现实,必须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白居易继承了中国古代一贯以《诗经》为主旨的比兴美刺的传统诗论，十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又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所谓“为时”、“为事”，就是指“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所谓“六义”、“风雅比兴”，则是指诗歌指陈时政的美刺作用。由于当时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他在“美刺”中更着重“刺”的一面，强调诗歌批评社会政治的功能，要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寄唐生》），“上以纫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出“欲开壅敝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采诗官》)。在他看来，诗歌创作只有发挥了这种功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对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点作用，才算达到了写作目的,否则不过是些“嘲风雪,弄花草”的“空文”。与上述理论相适应,在诗歌表现方法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则：①“辞质而径”，辞句质朴，不加文饰，表达直率，不绕弯子；②“言直而切”，直书其事，不作隐讳，切近事理，说尽说透；③“事□而实”，内容真实,经得起查考,不说空话，不加虚夸；④“体顺而肆”，文字流畅，容易上口吟诵,便于配乐传唱(《新乐府序》)。他自己的一部分诗作,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实践的。
在中唐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这种诗歌理论对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病,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大历以来诗坛上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也有针砭作用。但是，他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现实政治需要,有时把诗歌变成押韵的谏章,又是不恰当的。有时他运用这种理论来批判谢灵运、陶渊明、谢□、李白等著名诗人，便不免显得偏颇和狭隘，甚至连杜甫也只剩下三、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诗（《与元九书》）。同样，如果一味强调“辞质而径”等诗歌的表现方法，势必束缚诗歌艺术的创造，拘限诗歌风格的多样，难免有浅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诗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诗人的批评。白居易手迹石刻
文学创作 白居易在江州时，曾整理、编集自己的诗歌作品，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据其自述，讽谕诗是他“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闲适诗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感伤诗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者”；杂律诗则是“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大体上，前三类是古体诗，最后一类是近体诗;前三类中大致以内容区分,但也有参互交错的。在这四类诗中，白居易自己比较重视讽谕诗和闲适诗。他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的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
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是他的讽谕诗,其中包括《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这些诗篇广泛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如《观刈麦》、《采地黄者》、《重赋》、《杜陵叟》等写农夫的辛苦和赋税剥削的沉重；《宿紫阁山北村》、《卖炭翁》等写宦官的飞扬跋扈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轻肥》、《歌舞》、《红线毯》、《两朱阁》等揭露豪门贵族的穷奢极侈；《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城盐州》、《西凉伎》等反映边防问题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涧底松》、《赢骏》、《悲哉行》、《谕友》等为门第限制下人才受压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银瓶》、《议婚》、《母别子》、《上阳白发人》等为礼教束缚下妇女的悲惨命运发出控诉；《伤友》、《和雉媒》、《天可度》等抨击世风衰败和人情浇薄；《海漫漫》、《梦仙》等讽刺迷信神仙的虚妄愚昧。这些作品都称得上心苦力勤，直气凛然。在广泛反映现实的基础上，诗人对不合理的现象痛下针砭,如“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重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措辞激切，毫无顾忌，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框框。这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是十分突出的。
讽谕诗在表现形式上，多数采用直赋其事的方法。《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缚戎人》、《井底引银瓶》等,叙事完整,情节生动，刻画人情物态细致传神，对发展中国叙事诗的传统有积极的贡献。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以寄托作者的政治感慨，如《黑潭龙》写家家户户杀猪祭龙王，酒肉实际上喂了狐狸，而深居九重的龙王却什么也不知道，形象地描绘出皇帝耳目闭塞、官吏近侍贪污中饱和小民惨遭剥削的情况。《题海图屏风》则通过海中大鳌兴风作浪、鲸鲵助威肆虐,造成“万里无活鳞,百川多倒流”的景象，为当时藩镇割据、联合叛唐的政治局面作了真实的写照。还有把鹤、鸟、松、竹等动植物拟人化，用以表现社会生活中的各类人物及其关系，如晚年所作《禽虫》十二章，就属于这类寓言诗。无论是直赋其事或寓言托物，一般都概括深广，取材典型，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明白晓畅。一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了“三、三、七”言的句式，显示了诗人向民间通俗文艺学习的痕迹。
白居易的闲适诗多用于表现闲情逸致，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还宣扬了省分知足、乐天安命的消极思想。但也有一些醒目的警句，如“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适意二首》）以及“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不唯非贵相，但恐出祸因”（《自题写直》）等等,仍从侧面反映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闲适诗中也有一些描写自然景物和田园风光的佳作。如《观稼》、《归田三首》，写农村景象，质朴而清新。《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以游记文的笔法依次记叙五日游山的经过，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唐代坎曼尔书白居易《卖炭翁》
白居易的感伤诗写一时感触，而往往有深沉的寄托。其中如著名的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长恨歌》歌咏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婚姻爱情故事，情绪感伤,寄托深微。诗中既写“汉皇重色思倾国”,导致昏庸误国，讽意明显；更写“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感伤玄宗贵妃爱情真挚缠绵，流露出作者的同情。唐陈鸿说，白居易“深于诗，多于情”，创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长恨歌传》）。《琵琶行》则有遭际之感。这两首长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正说明这两首诗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所以清人赵翼指出，白居易“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瓯北诗话》卷四）。感伤诗中还有不少亲朋间酬赠的篇什，如《别舍弟后月夜》、《江南遇天宝乐叟》、《画竹歌》、《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等，也都写得情真意切，朴挚动人。这类诗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感伤色彩，如“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自觉》二首）等；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解脱，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杂律诗在白居易诗作中数量最多。其中有价值的是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问刘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然的境界，历来脍炙人口。而一部分铺陈故实、排比声韵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艳情风月的小碎篇章，颇为时人效尤，但多不足取。
白居易诗歌的基本风格是平易浅切，明畅通俗。平易，是指用寻常的话，写寻常的事，明白自然，人人能够领略。所谓“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就是对于这种平易自然、浑成无迹的诗风的高度赞扬。平易的境界是不容易达到的。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赵翼《瓯北诗话》也认为“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指出“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白诗的平易，又是同叙写情事的直切畅达联系在一起的,意到笔随,挥洒自如，“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王若虚《滹南诗话》），有很大的感染力。这样的平易,是提炼的结果。赵翼又说：“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宋代僧人惠洪《冷斋夜话》记叙白居易作诗令老妪都解的传说，虽不必真有其事，而他的作品文字浅显，少用典故和古奥的词句，便于广大读者接受，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还喜欢提炼民间俗语入诗，增添诗歌的神趣。《唐音癸签》引《阅耕余录》说：“白太傅诗：‘暑退衣服干，潮生船航活’，吴中以水涨船动为船活,采入诗中,便成佳句。”龚颐正《芥隐笔记》也说：“诗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妒他、欺我、生憎、勿留、赢垂、温暾，皆乐天语。”
白居易诗歌的创作风格，后世颇有訾议。有人说他“俗”，说他“浅”，甚至说他“力□而气孱”（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这些批评看到了白居易的一部分作品矜耀富贵，吟弄风情，存在着格调低下的庸俗的一面；晚年“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源辩体》引王世贞语）,“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叶燮《原诗》)。在艺术上他也有相当数量的诗篇，意太详,语太露，缺少蕴藉含蓄的韵味和抑扬顿挫的气势。但他的成功之作，多能做到“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薛雪《一瓢诗话》），在平易、切近的形式里蕴含深远的思想情趣，有力地显示着白诗通俗化、大众化的重要成就。所以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内容的深刻和风格的平易，使白居易的作品在社会上流传特别广。他在世时，他的诗歌已广泛传诵，“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元稹《元氏长庆集序》）。他与元稹两人唱和的所谓“元和体”，“自衣冠士子，闾阎下俚，至悉传讽之”（《旧唐书·元稹传》）。白居易的名声远播国外。当时有朝鲜商人来求索白诗，带回去卖给该国宰相，一篇值百金。日本僧人惠萼也在苏州南禅寺抄得一部白集带回国，后陆续有人抄回，至今日本保存有相当于宋、元时的三种抄本各一卷，视为国宝。宋代刻本《白氏文集》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文学有巨大影响。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宋代的王禹□、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诗风的启示。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的《梧桐雨》、洪□的《长生殿》，《琵琶行》演变为马致远的《青衫泪》、蒋士铨的《四弦秋》等。白诗的词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采用。
诗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写得也很有特色。他虽然不属于韩愈、柳宗元的文学团体,却以其创作的实践,推动了散文的革新。他的《策林》七十五篇纵论天下大事，有意识地追踪贾谊的《治安策》。其中有些篇章如《决壅蔽》、《使官吏清廉》、《去盗贼》等，不仅内容切实，见解精辟，而且引古鉴今，析理深透,语言明快,词气谠直，是议论文中的杰作。《为人上宰相书》和一系列论政事的奏状,条分缕析,劲直剀切，开启了北宋王安石上书言事的先声。《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而象《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写景状物,旨趣隽永，又是优美的杂记小品。白居易还积极参与了新兴文艺样式──曲子词的写作。他的《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本集和研究资料 白居易生前，曾对自己的诗文进行过几次编集，初名《白氏长庆集》，后改名《白氏文集》，共收诗文3800多篇,成75卷、抄写5部。分藏于庐山、苏州、洛阳及其侄子、外孙的家里，唐末动乱，抄本散乱，又经辗转刻写，已非原貌。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刻本,仅71卷,收诗文3600多篇（其中还羼入几十篇他人的作品），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曾影印出版。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马元调重刻《白氏长庆集》71卷,与绍兴本基本相同。另有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的活字覆宋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分前、后集，内容也与绍兴本大体相同。清初汪立名则刻有《白香山诗集》40卷，仅诗，无文，其中包括辑佚而成的《补遗》
2卷，并于原注外增加笺释。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加以订补；又编《外集》2卷,搜集佚诗佚文，并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
研究资料方面,新、旧《唐书》有白居易的本传,陈振孙、汪立名均撰有年谱。近人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和岑仲勉的《白氏长庆集伪文》，对白居易的诗文多所考订。今人王拾遗《白居易生活系年》、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所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收集自中唐至晚清有关评论资料。另有日本花房英树著的《白居易研究》等,都是研究白居易的较重要的参考书藉。
白 朴
元代戏曲作家、词人。字太素，号兰谷,初名恒,字仁甫，隩州（今山西河曲县附近）人。其父白华任金朝枢密院判官,金哀宗开兴元年(1232),蒙古军攻南京（今开封），白华随哀宗奔归德，白朴则与母留南京。次年金将崔立叛降，南京失陷。崔立掳王公大臣妻女送往蒙古军中，白朴母亲也在其内。这时白朴尚年幼，由他父亲的好友元好问带领，渡河至山东聊城，又迁居山西忻州。元好问视他如亲子。数年后白华北归，白朴随父依元名将史天泽，客居真定。元世祖中统初，史天泽曾将他推荐给朝廷,白朴再三辞谢。后师巨源又荐他从政,也不就，终身未仕。至元十七年(1280)移居金陵，纵情诗酒。白朴自幼聪慧，善于默记，早年习诗赋，后精于度曲。元好问颇赞赏他的才华：“元白通家旧，诸郎独汝贤。”（王博文《天籁集·序》）
白朴杂剧代表作《梧桐雨》，全名《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取材于唐人陈鸿《长恨歌传》，标目取自白居易《长恨歌》“秋雨梧桐叶落时”诗句。剧写唐明皇李隆基与杨贵妃故事。其情节是：幽州节度使裨将安禄山失机当斩，解送京师。唐明皇反加宠爱，安遂与杨贵妃私通。因与杨国忠不睦，又出任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反，明皇仓皇逃出长安去蜀。至马嵬驿，大军不前，兵谏请诛杨国忠兄妹。明皇无奈，命贵妃于佛堂中自缢。后李隆基返长安，在西宫悬贵妃像，朝夕相对。一夕，梦中相见,为梧桐雨声惊醒,追思往事，倍添惆怅。全剧以李、杨爱情为主线反映了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及唐王朝由盛至衰的过程。关于《梧桐雨》的主题思想，研究者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它与白居易《长恨歌》一样,是歌颂唐明皇、杨贵妃生死不渝的爱情；有的认为作者借以评价唐明皇的政治得失；也有的认为是批判唐明皇与杨贵妃。实则作者既批判了李隆基的荒淫误国，又同情他在爱情上的不幸，主题思想上有明显矛盾。但全剧结构层次井然,曲词华美□雅,诗意浓厚。末折以闻雨打梧桐声作结，渲染悲剧气氛，衬托李隆基凄凉的内心世界，尤见成功。前人对此剧评价甚高,清人李调元说:“元人咏马嵬事无虑数十家,白仁甫《梧桐雨》剧为最”(《雨村曲话》)。此剧对清人洪□的传奇戏曲《长生殿》影响很大。《梧桐雨》插图
选自明代万历博古堂刻本《元曲选》
《墙头马上》插图
选自明代万历博古堂刻本《元曲选》
《墙头马上》全名《裴少俊墙头马上》，所写故事本于白居易新乐府《井底引银瓶》。剧中写裴少俊奉父命由长安去洛阳选买奇花异卉，骑马过李世杰花园，和李世杰女李千金隔墙以诗赠答。当晚私约后园，为李家乳妪撞见，二人遂私奔到长安，居裴家后花园七年，生一子一女。后被少俊父裴行俭发现，强令少俊休妻而留下子女。千金归洛阳，父母亡故，在家守节。少俊中进士后，与李千金正式完婚。李千金形象有别于其他杂剧中的大家闺秀，她敢于蔑视封建礼教而私奔，还敢于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有民间市井女子的性格特征。清梁廷□说她出语“浅露”、“无状”，然而却正是这一人物的新特色所在。全剧结构严谨而情节变化合情合理。有些曲词本色通俗，真实生动，而且性格化。
今存《董秀英花月东墙记》，故事情节与《西厢》略同，而成就远不如《西厢》。全剧五折，一折戏中由多人演唱，为元杂剧的变体。此剧不能确定是白朴原作。
白朴的词流传至今100余首,大致为怀古、闲适、咏物与应酬。他的怀古词，如〔沁园春〕《金陵凤凰台眺望》、〔水调歌头〕《初至金陵》等篇，寄托了故国之思，感慨很深：“长江不管兴亡,谩流尽英雄泪万行。问乌衣旧宅，谁家作主？白头老子,今日还乡……。”这是由于他经历过改朝换代的乱世，遭受了父母离散的痛苦，因此有“山川满目之叹”。白朴还有不少“闲适”词,表现了消极避世的生活态度。他与不少元代作家一样，倾慕那浪迹山林的生活，如〔西江月〕《渔父》等词即是。他的词风受宋词豪放派的影响，但也并非没有婉丽之作。清代朱□尊评他的词说：“源出苏辛而绝无叫嚣之气。”
白朴散曲内容大抵是叹世、咏景和闺怨之作。这也是元代散曲家经常表现的题材。艺术上以清丽见长，是当时有成就的作家之一。他的“叹世”、“写景”之作，如〔沉醉东风〕《渔夫》、〔寄生草〕《劝饮》、〔天净沙〕《春、夏、秋、冬》等曲，俊爽高远，以情写景，情景交融。闺情作品以〔仙吕·点绛唇〕散套为其代表作,文词秀丽工整。还有一些小令吸收民间情歌特点,显得清新活泼。
作杂剧16种:《绝缨会》、《赶江江》、《东墙记》、《梁山伯》、
《赚兰亭》、
《银筝怨》、《斩白蛇》、《梧桐雨》、《幸月宫》、《崔护谒浆》、《钱塘梦》、《高祖归庄》、《凤皇船》、《墙头马上》、《流红叶》、《箭射双雕》。今存《梧桐雨》、《墙头马上》、《东墙记》
3种及《流红叶》、《箭射双雕》二剧残曲。此外还有《天簌集》词
2卷。清人杨友敬辑其散曲附于集后，名《摭遗》。他的散曲作品据隋树森《全元散曲》所辑，存小令37首，套曲4首。
白行简
唐代文学家。字知退。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人，白居易之弟。元和二年(807)登进士第,授秘书省校书郎。九年，入剑南东川节度使卢坦幕府为掌书记。卢坦去世,他东出峡至江州,与当时被贬为江州司马的白居易团聚。居易授忠州刺史，行简随同前往。后居易入朝，行简亦于穆宗长庆初
(821)授左拾遗。累迁主客员外郎，进为主客郎中，又曾任度支郎中，膳部郎中等职。《旧唐书》本传说他的“文笔有兄风，辞赋尤称精密，文士皆师法之”。
白行简以传奇著称。代表作《李娃传》，一名《汧国夫人传》。据篇末作者自述，因其伯祖与故事中人物荥阳生相识，故知之颇详。而近世研究者或以为系据当时民间流传的“一枝花”故事写成。篇中述天宝年间荥阳世族郑姓的公子荥阳生赴长安应试，与娼女李娃相恋，资财荡尽,遂为娼家设计弃逐,流落成为代办丧事的“凶肆”的挽歌手。后其父因事入京，知道荥阳生堕落情形，恨他玷辱门风，乃毒打几致于死。虽得同伴救护，但仍沦为乞丐。一日大雪，他乞食恰至李娃住处。李娃感念旧情，不顾鸨母阻止，毅然赎身与之同居，并竭力勉励他奋志读书，以求功名。郑生遂连中高第，授成都府参军。这时，李娃却坚决要与他分离。恰好他父亲移官成都，父子如初，并为子娶李娃为妻，郑生后居高官。李娃亦封为□国夫人。唐代士族婚配，极重门第。此篇写李娃求去时说：“君当结嫒鼎族，以奉蒸尝。中外婚媾，无自黩也。”她自以为出身卑贱，不能与高门相配。这正是当时社会门阀婚姻制度的真实反映。而在李娃的鼓励下，郑生通过读书应试，终于获取高位，享受富贵荣华，则体现了当时封建文人的普遍理想。《李娃传》在当时之所以广泛流传，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李娃传》故事情节波澜起伏，引人入胜。对李娃、郑生的描写，能与其身份、经历切合，其形象较有个性；对某些具体场景的描绘亦颇为细致逼真，表现了唐代传奇创作中写实手法的高度成就。
李娃的故事曾广为传播。白行简之友元稹所作《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有“光阴听话移”之句，元氏自注云:“又尝于新昌宅(白居易住所)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已,犹未毕词也”。据研究，“一枝花”即李娃。元稹又作有《李娃行》诗，今有佚句留存。后世将《李娃传》故事演为戏曲，如元石君宝《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杂剧、明《绣襦记》传奇戏曲等。
另外,白行简还撰有《三梦记》,叙“或彼梦有所往而此遇之者,或此有所为而彼梦之者,或两相通梦者”三事，皆篇幅短小，文辞简质，而情节颇为离奇。《聊斋志异》中《凤阳士人》一篇，即受其影响。
白行简去世后，白居易整理其诗文，编成《白郎中集》20卷，今不传。
班 彪
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汉书》作者班固的父亲。家世儒学，造诣颇深。西汉末年，群雄并起，隗嚣在天水拥兵割据，他避难相随，后至河西，为大将军窦融“画策事汉”。经窦融推荐，被汉光武帝征召，任为徐县令。不久因病免官，专心史籍。晚年任望都长。
司马迁后，许多人采集时事以接续《史记》，“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班彪博学多才，对于《史记》及续写《史记》的情况作了细心的考察，据《后汉书·班彪传》载,他一方面赞扬司马迁“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另一方面又批评司马迁不与孔子同是非，背离了“五经之法言”，“大敝伤道”。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班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这就是后来班固撰写《汉书》的基础。此外，《后汉书》载其“所著赋、论、书、记、奏事合九篇”。今存《北征赋》、《览海赋》、《冀州赋》等，《文选》、《艺文类聚》有收录。其中《北征赋》写他在西汉末年避难凉州、从长安行至安定时沿途的见闻和感慨，对当时人民生活的困苦和动荡的社会面貌有所反映。这篇赋采用楚辞的形式，重在抒情，与铺张扬厉的西汉大赋风格迥异，开了东汉末年抒情小赋的先声。他另有《王命论》一篇，系劝隗嚣兴复汉室之意，见于《汉书·叙传》、《后汉书》本传及《文选》。
班 固
东汉辞赋家、史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年少时，就能属文，16岁入洛阳太学。又性情宽和谦让，因此深为当时儒者所钦重。其父班彪是当时著名学者，曾作《史记后传》65篇，补写《史记》以后西汉的历史。班彪死后，他想要补完全书，后有人告发他私改国史，捕入京兆狱。其弟班超上书辩解，获释，汉明帝很赞赏班固的才能,召为兰台令史，转迁为郎,典校秘书。自明帝永平中奉诏修史，经过多年努力，于章帝建初七年(82),基本完成《汉书》的写作。章帝时,班固任玄武司马。建初四年(79)帝诏诸王、诸儒集合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令班固撰集其事,纂成《白虎通义》。和帝永元元年(89),随大将军窦宪征匈奴,为中护军。宪骄横获罪，班固被牵连入狱，死于狱中。
班固是东汉前期最著名的辞赋家，著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东汉建都洛阳，“西土耆老,咸怀怨思”(《两都赋序》)，仍希望复都长安,而班固持异议,因此作《两都赋》。赋中以主客问答方式,假托西都宾向东都主人夸说西都长安的关山之险、宫苑之大、物产之盛。东都之人则责备他但知“矜夸馆室，保界河山”，而不知大汉开国奠基的根本，更不知光武迁都洛邑、中兴汉室的功绩，于是宣扬光武帝修文德、来远人的教化之盛,最后归于节俭,“以折西宾淫侈之论”。《两都赋》体制宏大，写法上铺张杨厉，完全模仿司马相如、扬雄之作，是西汉大赋的继续。但在宫室游猎之外,又开拓了写京都的题材,后来张衡写《二京赋》、左思写《三都赋》，都受他的影响。《两都赋》虽也铺采□文，但未过分堆砌辞藻，风格比较疏宕。《幽通赋》为述志之作，表示他守身弘道的志向。写法仿《楚辞》，先述自己家世,后写遇神人预卜吉凶,再写他誓从圣贤的决心。所谓幽通，即因卜筮谋鬼神以通古今之幽微的意思。另有《答宾戏》，仿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表现自己“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的志趣。此外，他为窦宪出征匈奴纪功而作的《封燕然山铭》，典重华美，历来传诵，并成为常用的典故。
班固在《汉书》和《两都赋序》中表达了自己对辞赋的看法。他认为汉赋源于古诗,是“雅颂之亚”,“炳焉与三代同风”。他不仅肯定汉赋“抒下情而通讽谕”的一面,而县肯定它“宣上德而尽忠孝”的一面,实际上也肯定了汉赋的歌功颂德的内容。在《离骚序》中，班固对屈原作了不正确的评价，他认为屈原“露才扬己”，虽有“妙才”、“非明智之器”。都表现了他囿于儒家正统思想的局限性。班固另有《咏史诗》，
咏缇萦救父故事，为完整五言体，虽质木无文，却是最早文人五言诗之一。
《隋书·经籍志》有《班固集》17卷。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班兰台集》。
班 昭
东汉女辞赋家。一名姬，字惠班。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生卒年不详。班彪女，班固妹。嫁曹世叔，早年守寡。兄班固著《汉书》，八《表》及《天文志》未成而去世。昭博学高才，和帝下诏令其续成。她经常出入宫廷,担任皇后和妃嫔的教师,号为“曹大家”。每有贡献异物，常令昭作赋颂。及邓太后当朝，班昭与闻政事。著名学者马融，曾从其授业。著有赋、文等16篇。萧统《文选》所载《东征赋》，是一篇纪游作品，记她于和帝七年春东游河、洛一带的见闻，抒写瞻仰某些古人遗迹时的感慨，征引详博，风格疏朗，表现出女作家的学识和文学修养。后世纪游赋作如潘岳《西征赋》等，受其影响。另有《女诫》7篇,是《礼记·内则》之后的封建女教著作。又曾为兄班超求征还上疏1篇,情词恳恻，感动了皇帝，下诏自西城召回班超。此文亦是世传名笔，是班昭现存作品中最好的
1篇。曾为班固《幽通赋》作注，今存《文选》李善注中。
鲍令晖
南朝宋女诗人。生卒年不详。东海（治所在今山东郯城）人。鲍照之妹。钟嵘《诗品》说她是南齐人，但从鲍照的《请假启》中讲到仅有的一个妹妹死去等语看来，她似乎在宋孝武帝时就已去世。
据钟嵘《诗品》载，鲍照有一次曾对孝武帝刘骏说：“臣妹才自亚于左棻，臣才不及太冲尔。”可见鲍令晖诗才出众。其诗今存7首,其中为人所传诵的是拟古之作。如《题书后寄行人》、《拟客从远方来》等。钟嵘说她的诗“往往崭绝清巧，拟古尤胜”，但又批评她“百愿淫矣”，这大约是指她那些诗主要写相思之情。这些诗多凄婉之辞，真挚感人，如“木有相思文，弦有别离音；终身执此调，岁寒不改心”等。
其诗见于《玉台新咏》。今人钱仲联《鲍参军集注》附有鲍令晖诗。
包世臣
清代学者、文学家、书法家。字慎伯,号倦翁,又自署白门倦游阁外史、小倦游阁外史。安徽泾县人。泾县于东汉时曾分置安吴，包氏旧居接近其地，所以学者称安吴先生。自幼家贫，勤苦学习，工词章，有经济大略，喜谈兵。嘉庆十三年(1808)中举，多次考进士不中，以大挑试用为江西新喻县令，年余，又被弹劾免职。此后曾先后为陶澍、裕谦、杨芳等人幕客。他毕生留心于经世之学，并勤于实际考察，对于漕运、水利、盐务、农业、民俗、刑法、军事等，都能提出有价值的见解。东南大吏每遇兵、荒、河、漕、盐诸巨政，经常向他咨询，以此名满江淮。鸦片战争时期，他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实况和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曾有记述与议论，颇具卓见。
包世臣思想、学术皆不同于乾嘉以来一般学人。他论文也贯穿经世之旨，与当时古文家、经学家异趣。他反对脱离民事,将道抽象化,批评韩愈、柳宗元以来古文家抽象地载道之文是“离事与礼，而虚言道以张其军”(《与杨季子论文书》);讥刺“近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则无以自尊其文”;提出“道附于事而统于礼”,“事无大小，苟能明其始卒，究其义类，皆足以成至文，固不必悉本忠孝,攸关家国”,提倡“言事之文”“记事之文”(同前)。这是与明代归有光、唐顺之以来的古文派及当时的桐城派针锋相对的，反映了近代要求文章与经世相结合的潮流。他的文章也大都关切时务政事，谭献称其“深切著明”（《复堂日记》）。姚柬之评他的文章说：“少事谨严，老弥健肆，一洗数百年门户依傍之陋。”(《书安吴四种后》)其诗亦“廉质竣整”（林昌□《射鹰楼诗话》）。以五古为最好。他学书30年，为书家大宗,论书法尤精,所著《艺舟双楫》为中国书学理论重要著作。篆刻亦为当世推重，间亦作画。包世臣墨迹
著作有《中衢一勺》、《艺舟双楫》、《管情三义》、《齐民四术》，合刻为《安吴四种》36卷，又有《小倦游阁文稿》2卷。
鲍 照
南朝宋文学家。字明远。本籍东海（治所在今山东郯城）；一说上党（今属山西），可能是指东海鲍氏的祖籍。他的青少年时代，大约是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一带度过的。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鲍照20多岁时,为了谋求官职，去谒见临川王刘义庆，献诗言志，获得赏识，被任为国侍郎。刘义庆在这一年任江州刺史，他也在同年秋到江州赴职。元嘉二十一年(444),刘义庆病逝，他也随之失职，在家闲居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做过一个时期始兴王刘□的侍郎，在刘□和太子刘劭一起谋杀宋文帝之前，他已离去。宋孝武帝刘骏起兵平定刘劭之乱后，他又出任过中书舍人、秣陵令等小官。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做了临海王刘子顼的幕僚，次年,子顼任荆州刺史，他随同前往江陵，任刑狱参军等职。孝武帝死后，明帝刘□杀前废帝子业自立，子顼响应了晋安王子勋反对刘□的斗争。子勋战败，子顼被赐死，鲍照亦为乱兵所害。
鲍照一生沉沦下僚,很不得志,但他的诗文，在生前就颇负盛名，对后来的作家更产生过重大影响。他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诗、赋、骈文都不乏名篇，而成就最高的则是诗歌，其中乐府诗在他现存的作品中所占的比重很大，而且多传诵名篇。最有名的是《拟行路难》18首。这18首诗,不是同时所作,所咏的内容亦非一事,但在艺术风格上比较一致，具有“文甚遒丽”（《宋书·鲍照传》）的特点，即感情强烈，很有气势，辞藻华美，在锻炼字句上很见功夫。其中如第4首(“泻水置平地”)和第6首（“对案不能食”）,抒发了寒门出身的正直之士在仕途中备遭压抑的痛苦。第4首比较偏于哀怨,“妙在不曾说破，读之自然生愁”(沈德潜《古诗源》)。第6首则较激愤,一开始就说：“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最后归结为“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几乎近于控诉。这两首诗都是作者在仕途中经历了许多挫折以后的心声，感染力很强。另外有一些描写游子、思妇和弃妇的诗，写得也很细致动人。如第12首（“今年阳初花满林”）写思妇想念游子：“朝悲惨惨遂成滴，暮思
绕绕最伤心,膏沐芳馀久不御，蓬首乱鬓不设簪”。第13首（“春禽喈喈旦暮鸣”）写征夫想念妻子：“我初辞家从军侨，荣志溢气干云霄。流浪渐冉经三龄，忽有白发素髭生。今暮临水拔已尽，明日对镜复已盈”，都能抓住最富特征的现象，刻画他们的心理。第2首(“洛阳名工铸为金博山”)；第
9首(“□檗染黄丝”)都是描写弃妇的诗。也很凄婉动人。此外,《拟行路难》中还有几首写人生无常和提倡及时行乐的诗，情绪比较消极，这恐怕是由作者的坎坷经历所造成的。
除了《拟行路难》外，《梅花落》也是鲍照乐府诗的一首名作。这首诗在《乐府诗集》中属“汉横吹曲”，其内容是咏梅“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然而不免“零落逐风飚，徒有霜华无霜质”。显然是用比兴手法借物喻人，曲折地流露对封建社会黑暗现实的不满。
《拟行路难》和《梅花落》都是杂言诗，在五言、七言句中，有时还夹杂着九言句。在南朝以前，虽然汉魏乐府民歌中有一些杂言诗,傅玄等文人也写过一些,但都不象鲍照的这些诗显得那么光气煜耀、活泼自然。而鲍照以后一些齐梁文人拟作的这种诗，笔力又远不如鲍照雄健。直到唐代的李白、杜甫等人，才运用杂言诗体写出了传诵名作。
鲍照的五言体乐府诗也有许多名作。这些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敢于反映当时的现实，不象同时一些诗人一味流连山水或追求典雅、庄重，以适应上层统治者的口味。在这些诗中《代东武吟》、《代苦热行》和《代出自蓟北门行》写的都是出征军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前两首是写他们在战争中历尽艰辛，而最终却得不到统治者的顾惜，流露了对朝廷刻薄寡恩的不满。如《代东武吟》写一个下级军官多年随军转战，“少壮辞家去，穷老还入门。腰镰刈葵藿，倚杖牧鸡豚。昔如□上鹰，今似槛中猿。徒结千载恨，空负百年怨”。《代苦热行》用夸张的手法极写征战之苦和南方地理环境的险恶。篇末归结为：“戈船荣既薄,伏波赏亦微。爵轻君尚惜,士重安可希”，怨愤之情颇为强烈。《代出自蓟北门行》，着重写的是报国立功的雄心壮志。全诗以“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作结,情调激昂,和曹植的某些诗相近。在南朝诗中,这种近似于建安诗人“梗概多气”的作品,是极少见的。但鲍照的这首诗不仅继承了建安诗人的传统，在艺术上也颇有独创，艺术构思和锻炼字句都以奇险取胜。例如诗中“马毛缩如□，角弓不可张”等句写苦寒景象，就颇见特色。对于这种诗句，从前的批评家虽有微词，但后来不少诗人都深受其影响。
鲍照的乐府诗，还对当时不少现实问题作了较深刻的揭露。如《代陆平原君子有所思行》，“筑山拟蓬壶，穿池类溟渤”诸句，显系针对宋文帝刘义隆大修玄武湖和景阳山而发。诗中“绣甍结飞霞，璇题纳行月”二句，被明胡应麟《诗薮》称为六朝诗人的名句。《代白头吟》一变《白头吟》原意，把写弃妇哀怨之情的诗，改为批判仕途黑暗之作。诗中“人情贱恩旧，世议逐衰兴。毫发一为瑕,丘山不可胜”诸句,对统治者颇有讥刺；“食苗实硕鼠，玷白信苍蝇”，则是对腐朽官僚的公开斥责。《代贫贱苦愁行》的风格最为质朴，诗中写穷人的苦况：“贫年忘日时，黯颜就人惜。俄顷不相酬，恧怩面已赤。或以一金恨,便成百年隙。心为千条计,事未见一获。”这些诗句饱含着作者的血泪，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贫苦士人的生活状况。
鲍照的其他诗歌如《拟古》、《咏史》等，风格比较刚健，内容也主要写当时的现实，与乐府诗相似。如《拟古》第六首写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岁暮井赋讫,程课相追寻。田租送函谷，兽藁输上林。河渭冰未开，关陇雪正深。笞击官有罚，呵辱吏见侵”。在当时作品中极其罕见。他有一些与友人赠答的诗，其中也不乏佳作，如《赠故人马子乔》六首的第三首：“松生陇坂上，百尺下无枝。东南望河尾，西北隐□崖。野风振山籁。朋鸟夜惊离”之句，风格颇似阮籍的《咏怀诗》；第六首“双剑将别离,先在匣中鸣。烟雨交将夕,从此遂分形”，以双剑比喻自己和马子乔的友谊,写法也颇为别致。《赠傅都曹别》纯用禽鸟来比喻自己和傅“邂逅两相亲，缘念共无已”之情，末尾“落日川渚寒，愁云绕天起。短翮不能翔，徘徊烟霞里”诸句，感情真挚，显得自然流畅。他还有一些诗，也善用比兴，如《山行见孤桐》中“幸愿见雕□，为君堂上琴”之句，是暗喻自己希求知音之意；《见卖玉器者》则托言买者不识玉器的真伪以讽刺统治者不能赏识自己的才能。
鲍照的写景诗也很有特色，主要是描写道路的艰险与旅途的苦辛，如《行京口至竹里》、《发后渚》、《歧阳守风》、《发长松遇雪》等。这些诗所描写的大抵是秋冬肃杀的景象，通过画面所显示的作者心理大多偏于抑郁，遣词造句也常常显出奇险和生涩的特点。如“高柯危且竦，锋石横复仄”（《行京口至竹里》），“饮泉冻马骨，□冰伤役疲”（《发长松遇雪》）诸句，就是如此。他也有一些写景诗比较注意色泽和辞藻，与谢灵运的诗风相近，如《望孤石》中的“朱华抱白雪，阳条熙朔风”等句。还有一些写旅途苦辛的诗则比较注意对仗的工整，下开齐梁诗的先河。例如著名的《上浔阳还都道中作》一诗，半数以上是对偶句，对后来沈约的《早发定山》等诗有较深的影响；《玩月城西门廨中》一诗的“归华先委露，别叶早辞风”等句。也和后来谢□的诗风相近。这些诗的长处是通篇流畅而且富于文采，缺点在于有时过于追求形似，反而陷于呆拙。鲍照还有一部分写景诗是陪同达官贵人们游览时所作，写得比较平板。这恐怕和鲍照生平坎坷，较少闲情逸致有关。
鲍照的辞赋以《芜城赋》最为传诵。它历来被视为六朝抒情小赋的代表作之一。这篇赋的内容是借广陵在汉代的繁荣和当时的荒凉来抒发怀古之情。赋中描写广陵城的残破景象，颇多夸张之辞。有时只用简短的几个字，就使人有身历其境之感，如：“饥鹰厉吻，寒鸱吓雏”；“孤蓬自振，惊沙坐飞”诸句，确实有动人心魄的效果。据不少学者说这篇赋是他在大明三、四年间经过广陵，目□此地在竟陵王刘诞之乱中，遭到沈庆之的残酷破坏后所作。这篇赋写到了盛衰无常，指出统治者所幻想的“万祀而一君”必然要化为泡影。因此，《芜城赋》不但在艺术技巧方面算得上是一篇杰作，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在六朝抒情小赋中，也是很突出的。鲍照其他辞赋都不如《芜城赋》那样著名，但它们在艺术上也颇有特色，如《舞鹤赋》、《野鹅赋》等，都能巧妙地使用比兴手法。《舞鹤赋》中尤多名句，如：“烟交雾凝，若无毛质”等句，实为传神之笔。
鲍照的文基本上属于骈文的范畴，但由于当时周□的《四声切韵》尚未问世;沈约所提倡的“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宋书·谢灵运传论》)的理论亦未出现，所以在声律方面还不象后来的骈文那样严格。过去的文人比较重视鲍照的《河清颂》。沈约《宋书》对鲍照的生平记述极为简略，而把此文全部载入。后来明人张溥等也把它作为鲍文的代表作。其实这篇歌功颂德的文章不过是文字写得典雅瑰丽而已。鲍照真正有价值的文章，当首推《登大雷岸与妹书》。这是一篇写景之作，在手法上吸取了汉赋的铺陈和夸张的手法，而又把作者的感情熔铸于写景之中，字句基本整齐，文中时时夹入一些抒情和议论的散句,显得文气跌宕,而辞藻绚丽，兼有骈散两种文体的长处。其中写长江、写庐山的许多片段，都极尽描绘之能事，所以有些评论家认为其妙处甚至连李思训等名家的画图也难企及。
除了《登大雷岸与妹书》以外，鲍照还有两篇文章颇可称道，这就是《石帆铭》和《瓜步山□文》。前者是一篇写景文字，但笔力雄浑朴茂，和当时流行的文风不大一样。后者实际上是一篇杂文，说瓜步山不过是江中一座小山，因地势关系,居然成了登高眺远的处所,因此作者说：“故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这些话实际上是对凭借家世窃居要职的高门权贵的嘲讽。
鲍照还写过不少骈体的应用文，文学价值不高。
鲍照的集子有南齐永明年间虞炎奉文惠太子萧长懋之命所编10卷。现存鲍照集以《四部丛刊》影印明毛□校本《鲍氏集》为较早。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鲍参军集》为最流行。
鲍照集的注释，始于清末的钱振伦，他的注本没有来得及刊行。近人黄节在钱注基础上作了补注，称《鲍参军诗注》，今人钱仲联作《鲍参军集注》，附有《鲍照年表》。
贝青乔
近代诗人。字子木，号无咎，又自署木居士。江苏吴县人。出身于低层士人家庭，科场不利，一生过着幕客生活。道光二十一年(1841)投效奕经军幕，参加浙东抗英军的斗争，曾潜入敌占之宁波刺探军情，并亲临战阵。军幕结束论功时，他援引《大清会典》，求为功贡生，所以世亦称他“贝明经”。道光末，游幕黔西。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先后入浙西及安徽戎幕。同治二年(1863)就直隶总督刘长佑之聘，卒于北上途中。1914年嘉业堂刻本《咄咄吟》
贝青乔的诗多写亲身所历情事，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鸦片战争中，除《过余姚县》、《骆驼桥纪事》等，真切地反映了浙东地区的战事和侵略军战火洗劫的惨象外，《咄咄吟》两卷，则是系统地反映奕经军幕及浙东军事的一组史诗。作者在奕经幕中听睹所及，凡属军中重要举措及所历主要战事,无不摄入诗中,深刻地暴露了军府内幕种种“不可解”之“怪事”，以及军吏的贪黩、庸懦和愚昧。两卷共120首,全为七言绝句,每诗一注,诗咏其事，注明本末。贝青乔还写下了不少揭露官府敲剥、民不聊生的诗篇，如《流民谣》、《鬻女谣》等，选择典型事例，深切感人。《哀甬东》等诗写出了官逼民反的现实。他游幕黔西时，写有《跳月歌》等反映苗民风俗的诗篇。刻画山水的诗篇，也有独到之处。
贝青乔的诗较少传统格调的拘束，以平易的诗风纪事抒怀，虽然有时语欠圆熟，却骨力坚实，古诗尤能曲尽情态。黄富民说他“语奇而卓，笔纡能达”。纪事绝句则往往具有冷隽的讽刺风格。由于作者提剑从戎，诗中激荡一种从征战士的豪壮情怀，也是当时他人诗中罕见的。
贝青乔的诗结集为《半行庵诗存稿》8卷，共800余首，由叶廷□等于同治五年刊刻。《咄咄吟》
2卷单行，有1914年嘉业堂刊本。
边 贡
明代文学家。字廷实，号华泉。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弘治九年(1496)进士。为太常博士，又擢兵科给事中，升太常丞，出任卫辉、荆州知府，历陕西、河南提学副使，以母亡守丧家居。嘉靖元年(1522)起为南京太常少卿,官至户部尚书。因人弹劾他纵酒废职,罢归。他一生仕途顺利，晚年更是官显事闲，他所作的诗歌，调子平淡和粹，内容较为贫乏。他创作的乐府、古诗比李梦阳、何景明既少且差。偶尔写出的《筑桥怨》、《牵夫谣》,也是点缀历来乐府讽谕传统的应景之作,并无创作者的真情实感融贯其中，无多少艺术感染力。较能表现他的风格的是五七言律绝，曾受到不少诗评者的褒扬。但取材狭窄，大抵是赠、送、简、和、答、寄等应酬之词，或为逢元旦、生日、寒食等例行的抒怀之作。其中有一些诗歌吐露了诗人生活中的淡淡哀愁，但多数是无病呻吟。他也写了少量好诗，如“丞相英灵迥未消，绎帷灯火飒寒飚。乾坤浩荡身难寄，道路间关梦且遥，花外子规燕市月，水边精卫浙江潮。祠堂亦有西湖树，不遣南枝向北朝”（《倡文山祠》）。兴象飘逸，语亦清圆，也包孕着诗人对爱国民族英雄的崇敬心情。但总的说来，在“弘（治）、正（德）四杰（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中，他的创作成就较差。
著作有《华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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