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人简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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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鹗

高观国

高  濂

高  明

高攀龙

高  启

高  适

高叔嗣

高文秀

高  旭

高  翥

葛立方

龚  开

宫天挺

龚自珍

关汉卿

 

高  鹗 

清代文学家。字兰墅,一字云士。因酷爱小说《红楼梦》,别号“红楼外史”。汉军镶黄旗内务府人。祖籍铁岭(今属辽宁),先世清初即寓居北京。少年时喜冶游。中年一度在外课馆。熟谙经史,工于八股文,诗词、小说、戏曲、绘画及金石之学亦颇通晓。诗宗盛唐,词风近于花间派,论文则“辞必端其本,修之乃立诚”,强调以意为主。他热衷仕进,累试不第,乾隆五十三年(1788),始为顺天乡试举人。六十年进士。历官内阁中书,内阁侍读。嘉庆六年(1801)为顺天乡试同考官。十四年,由侍读选江南道监察御史。十八年,升刑科给事中。在任以“操守谨、政事勤、才具长”见称。晚年家贫官冷,两袖清风。所以虽著作如林,却多未及问世而赍志以终。清代乾隆五十六年萃文书屋活字印本《红楼梦》(程甲本)序

据张问陶《船山诗草·赠高兰墅鹗同年》诗自注说:“传奇《红楼梦》80回以后,俱兰墅所补。”并有“侠气君能空紫塞,艳情人自说《红楼》”之句。一般认为长篇小说《红楼梦》的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一说是程伟元与高鹗共同续成,也有据乾隆间萃文书屋本《红楼梦》程伟元“序”及“引言”谈及陆续购得后40回续书残抄本事,认为另有续写之人,程、高只做了修补整理工作。程伟元(?~约1818)字小泉,苏州人。以科场失意,一生未仕。乾隆末年流寓京师,得与高鹗相识,其时高鹗正当科场蹭蹬,“闲且惫矣”,遂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共同以活字版首次刊行 120回《红楼梦》(世称“程甲本”)。翌年又大量改动前80回文字情节,续书亦多有修改,仍由萃文书屋印行(世称“程乙本”),此后坊间通行即此种刊本。

《红楼梦》后40回续书,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显然不如曹雪芹所著前80回。但其最大贡献在于能遵循曹雪芹隐喻暗示的线索,大体完成全书的悲剧构思,使故事首尾完整,因而使《红楼梦》得以迅速广泛地流传开来。对于一些重要情节的处理,如贾府日渐衰败,大祸迭起而导致锦衣军的查抄,黛死钗嫁、宝玉出家以完成爱情故事的悲剧结局等,都能体察原作的艺术用心,与前书有所呼应,气氛也较一致,并具有一定感染力量。某些章节如夏金桂撒泼、贾政作官、黛玉焚稿及袭人改嫁等描写都写得较为生动。但续书存在严重缺陷,根本之点是背离了曹雪芹原著的精神,结尾写贾宝玉科考中举,贾府衰败后居然又“沐皇恩”、“延世泽”、“兰桂齐芳”、“家道复初”,等等,显然有乖原作主旨,也未能摆脱“大团圆”的窠臼。它还过多渲染了神鬼显灵、因果报应之类的迷信色彩。在人物性格、情节发展和细节描写等方面也存在许多失败之处。此外,程伟元、高鹗对前80回的改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原著。例如对贾宝玉的对话、心理活动和细节描写等方面的多处文字修改和尤三姐故事的变动,反映出他们无论在思想认识、艺术才能还是审美情趣上,都与曹雪芹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尽管如此,这种续书与同时代的其他各种《红楼梦》续书相比,显然胜过一筹。它得以随曹著前80回而广泛流传,不是偶然的。

高鹗另有诗文著作多种,《清史稿·文苑二》著录有《兰墅诗抄》,杨宗羲《八旗文经》著录《高兰墅集》,今俱佚。现存《兰墅十艺》(稿本)、《吏治辑要》及诗集《月小山房遗稿》、词集《砚香词·簏存草》等。

高观国 

南宋词人。字宾王,号竹屋。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卒年不详。生活于南宋中期,年代约与姜夔相近。从其作品中看不出有仕宦的痕迹,大约是一位以填词为业的吟社中人。

高观国的词作,句琢字炼,格律谨严。继承了周邦彦的传统,同时也受到“体制高雅”的姜夔词风的影响,所以又被称为姜夔的羽翼(汪森《词综》序)。他同史达祖交谊厚密,叠相唱和。竹屋、梅溪,一时并称。陈造在高观国的词集《竹屋痴语》序中说:“其与史邦卿皆周秦之词,所作要是不经人道语。其妙处少游(秦观)、美成(周邦彦),若唐诸公亦未及也。”(《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张炎在《词源》中也说:“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卿、吴梦窗此数家格律不侔,句法挺异。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曼之词,自成一家,各名于世。”可见对高观国的词历来评价甚高。其词如“岸花香到舞衣边,汀草色分歌扇底”(〔玉楼春〕),有柳欹花□的风致。又如“开遍西湖春意烂,算群花,正作江山梦。吟思怯,暮云重”(〔贺新郎〕《赋梅》),亦清隽可喜。不过他有的作品,如“古驿烟寒,幽垣梦冷,应念秦楼十二”(〔齐天乐〕《中秋夜怀梅溪》),未免勾勒太露,失于浅薄。冯煦所云“竹屋精实有余,超逸不足”的情况,也确实是存在的。

高观国词作仅存《竹屋痴语》1卷,收词108首,收入《□村丛书》中。

高  濂 

明代戏曲作家。字深甫,号瑞南。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曾在北京任鸿胪寺官,后隐居西湖。他约生于嘉靖初年,创作活动主要在万历前期。

高濂所作传奇戏曲《节孝记》,分上下2卷,包括两个剧本。上卷《赋归记》写陶渊明辞官归隐的节操;下卷《陈情记》写李密侍奉祖母的孝道。

《玉簪记》描写女道士陈妙常与潘必正的爱情故事。故事素材来源于《古今女史》。写南宋时陈娇莲与母亲避金兵乱,途中走失,娇莲入金陵城外女真观为女道士,法名妙常。观主之侄潘必正应试落第,不愿回乡,也寄居观内。一日妙常乘月明弹琴,潘生寻琴声来访。潘生奏〔雉朝飞〕,妙常奏〔广寒游〕,情意愈合,潘生遂以情挑,妙常以礼相拒。又一日,妙常在屋中假寐,潘生来访,在书桌上得妙常题情诗,遂共明心愿。一夜,潘生赴约会途中,被姑母训诫,又逼他早日赴试,并亲送至江畔。妙常私雇小舟,追赶上潘生,以玉簪为表记相赠,潘生酬以鸳鸯扇坠,二人相泣而别。后潘生及第授官,得以成婚。全剧共34出。从第16出“弦里传情”(即“琴挑”)起,再通过“旅邸相思”、“媒姑议亲”、“词□私情”(即“偷诗”)、“姑阻佳期”(即“姑阻”)、“知情逼式”(即“逼试”)、“秋江哭别”(即“秋江”)等出的发展,全剧展开了主要人物的矛盾冲突,深刻细致地揭示了两人的恋爱心理,具有强烈的喜剧效果。全剧语言典雅华美,是“着意填词”之作。在上述几个主要出折中,成功地表述了人物的心情,没有雕凿、堆砌的痕迹。虽有不合韵律处,但还是成为长期流传演出的名作。

所作传奇戏曲有《玉簪记》、《节孝记》;散曲现存小令十余支,套曲十余套,见于《南词韵选》、《南宫词记》、《吴骚合编》、《词林逸响》等书。此外,有《雅尚斋诗草》初集、二集,《芳芷楼词》和《遵生八笺》等。

高  明 

元代戏曲作家。字则诚,自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人。瑞安属古永嘉郡,永嘉亦称东嘉,故后人称他为高东嘉。他的长辈、兄弟均能诗擅文。他曾从名儒黄□游,黄为官清廉,并以至孝见称。高明的思想、品格受家庭、老师影响颇深。明代万历刻本《琵琶记》插图

高明青年时期用世之心很盛,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以《春秋》考中进士,历任处州录事、江浙行省丞相掾、福建行省都事等职。高明为官清明练达,曾审理四明冤狱,郡中称为神明。他能关心民间疾苦,不屈权势,受到治下百姓爱戴,处州期满离任时,百姓曾为他立碑。由于数忤权贵,晚年退居于明州(宁波)栎社之沈氏楼,“以词曲自娱”(《留青日札》等)。相传明初太祖朱元璋慕其名,遣使征召,他“佯狂不出”(《南词叙录》),不久病卒。糟糠自厌 选自明代万历二十五年玩虎轩刻本《琵琶记》插图

高明善书法工诗文。他的诗文中有不满黑暗政治、同情人民疾苦的内容,如《题画虎》斥责“人间苛政”,《乌宝传》抨击元朝的宝钞政策;有表现晚年厌倦尘世奔波、向往隐居生活的思想,如《次韵酬高应文》等。他还借咏史抒发黍离之叹,对宋王朝的昏暗,岳飞父子的愚忠给予批判。至于《孝义井记》、《华孝子故址记》、《王节妇诗》等,则是颂扬孝义、表彰贞节贤德之篇。

南戏《琵琶记》是高明得以名扬后世的代表作,它是在宋元时民间流行的蔡伯喈故事,尤其是在“戏文之首”《赵贞女蔡二郎》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而成。在宋代民间讲唱、戏文中,蔡伯喈是一个弃亲背妇的反面人物,高明却把他改写成孝义两全的正面形象。关于高明作《琵琶记》的起因及剧中人物是否有所影射,前人曾经有过种种不同的说法,不过多为捕风捉影之谈。姚华《□猗室曲话》说:“柔克所讥,□属世情之常,不必意中实有其人,即以为讽世之作可也。”

《琵琶记》写蔡伯喈被其父逼迫赴京应试。中状元后,牛丞相奉旨招他为婿。他辞婚、辞官均不获准,被逼入赘相府。时值家乡遭逢荒年,其妻赵五娘历尽艰辛,奉侍公婆。她求得赈米供养二老,自己却暗吞糠□,年迈双亲盼子不归,气饿而亡。五娘剪发买葬,安葬公婆后,又琵琶卖唱,寻夫至京。最后夫妻团圆,庐墓一门受旌表。

这是一部思想内容比较复杂的作品。它一方面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专横自私、欺压百姓的黑暗社会现实,告诫读书人应试求官会带来灾难,宣扬“真乐在田园,何必当今公与侯”的避世思想;另一方面又以提倡道德风化为创作宗旨,不厌其烦地宣扬子孝、妻贤等封建伦理观念。在元朝统治即将灭亡,重开科举,妄图拉拢知识分子为其服务的时候,作品中表现的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思想,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在元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背景下,这毕竟是一种消极的反抗,而作品以彰孝义、美教化作为拯救社会的灵丹妙药,也暴露了作者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局限性。

赵五娘是剧中塑造得最成功的形象,她的不幸遭遇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里许多妇女身受的深重苦难,体现了中国妇女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传统美德和克己待人的牺牲精神。蔡伯喈是一个软弱动摇的知识分子,他被迫屈从权势,生活在富贵之中,内心却充满痛苦。他希望忠孝两全,结果却忠孝两不全。这个悲剧形象暴露了封建道德自身的矛盾及其不合理性。剧中牛氏以贤惠著称,但是以她为主的几场戏充满了令人生厌的封建说教。张大公古道热肠、扶危济困,反映了中国古来民间的睦邻风尚。剧中人物各具性格,五娘、伯喈、张大公、蔡公、蔡婆都写得有血有肉,情态逼真。

《琵琶记》被称为戏文中的“绝唱”(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它描写人情,真实细腻,婉转曲折,能深深打动读者。剧中双线交错发展,以富衬贫,以喜衬悲,二者成鲜明对比,有力地突出了封建时代的社会矛盾,加强了悲剧的气氛,文词以本色为主而又文采斐然。明代王世贞说:“则诚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回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艺苑卮言》)传说高明写剧本时,“其足按拍处,板皆为穿”,表明他的创作态度是十分认真的。高明墨迹

《琵琶记》是把民间戏文与文人创作结合起来的成功之作,它把南戏创作提高到艺术上比较成熟、能为雅俗共赏的新阶段。它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赞赏,获得不同阶层人们广泛的爱好。自它以后,文人雅士、名公大臣纷纷起而制作戏文,以致蔚然成风。《琵琶记》成为南戏创作的范本,获得“曲祖”(魏良辅《曲律》)、“南曲之宗”(黄图□《看山阁集闲笔》)的称誉,对后世的戏剧创作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还被译为法文、日文,传播国外。中国戏剧家协会曾于1956年在北京召开关于评价、整理《琵琶记》的讨论会。

《琵琶记》的传本很多,《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收有清陆贻典钞本《蔡伯喈琵琶记》,是保持古本原貌较好的本子。明嘉靖苏州坊刻巾箱本与此相近。1958年在广东揭阳出土的嘉靖写本,也属“元本”范畴,是今存最早的艺人演出本。其余均经后人删改,与原本差异较大。据《南词叙录》载,高明还有《闵子骞单衣记》戏文一部,今无存。

高明的诗文集,有《柔克斋集》20,已佚。近人冒广生曾辑其诗49,1首,刊于《永嘉诗人祠堂丛刻》中。另有《碧梧翠竹堂后记》、《孝义井记》、《华孝子故址记》、《乌宝传》等多篇,散见于《玉山名胜集》、《黄岩志》、《常州府志》、《南村辍耕录》等书籍中。

高攀龙 

明代文学家、政治家。字存之,又字云从、景逸。无锡(今属江苏)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授行人。上书指责“陛下深居九重”,被贬谪为揭阳县典史,又逢亲丧家居,30年不被起用。在此期间,他与顾宪成在家乡东林书院讲学,抨击阉党、议论朝政,影响较大,时人称为“东林党”。高攀龙为首领之一。天启元年(1621),被召入朝任光禄寺丞,又升少卿。后因“红丸案”,上书责□臣,帝不听,反被夺禄一年。后又议任大理少卿、刑部右侍郎。天启四年(1624)擢升左都御史,与左副都御史杨琏等上书弹劾太监魏忠贤,揭发魏忠贤的党羽崔呈秀贪污受贿事状,被革职返乡。后崔呈秀派锦衣卫缇骑前往逮捕,他投池水自尽。

高攀龙能诗文。前人称他“立朝大节,不愧古人,发为文章,亦不事词藻而品格自高”。

高攀龙的文章平易流畅,格调清遒。他的记叙性散文,如《南京光禄寺少卿泾阳顾先生行状》和《祭顾泾阳先生》,深情地描述了东林领袖顾宪成的生平事迹、东林书院建立经过及顾的为人品德,亲节感人。文中称:“先生于世,无所嗜好。食取果腹,衣取蔽体,居取坐卧,不知其他。四壁不垩庭草,不除帷帐,不饰一几一榻,敝砚秃笔,终日俨然冥坐读书,四方酬答而已。忧时如疾痛,好善如饥渴。”素淡几笔,写出一位以清廉自守的正直士人形象。又如《薛文清公传》,仅载几件小事,而将薛□公正廉明、敢于力谏的品德勾画如生。他的游记散文虽不多,但也可见出善于借景抒情的功力。如《武林游记》,记杭州数日游,写湖中雨景道:“是时雨丝阴□,水烟笼树,远山层叠,浓淡相间。内湖荷香袭人,游人歌吹与点点渔舟错落,左右瞻眺,恍然自失。”读文如观画。又如《三时记》描绘大姑滩的险急,栩栩如生,由此想到“张旭、右军观之,书法当更适”,颇有深意。高攀龙墨迹

高攀龙的诗歌,朴素自然,文字简洁,恬淡中别有寄托,颇有陶渊明风格。沈德潜称他“无心学陶,天趣自会”。如《夏日闲居》:“长夏此静坐,终日无一言,问君何所为?无事心自闲。细雨渔舟归,儿童喧树间。北风忽南来,落日在远山。顾此有好怀,酌酒遂陶然。池中鸥飞去,两两复来还。”清幽的环境衬托出悠闲的情绪。

著有《高子遗书》12,还有《周易易简说》、《春秋孔义》等。

高  启 

明代诗人。字季迪,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元末隐居吴淞青丘,自号青丘子。明洪武元年(1368),应召入朝,授翰林院编修,以其才学,受朱元璋赏识,复命教授诸王,纂修《元史》。

高启为人孤高耿介,思想以儒家为本,兼受释、道影响。他厌倦朝政,不羡功名利禄。因此,洪武三年(1370)秋,朱元璋拟委任他为户部右侍郎,他固辞不受,被赐金放还;但朱元璋怀疑他作诗讽刺自己,对他产生忌恨。高启返青丘后,以教书治田自给。苏州知府魏观修复府治旧基,高启为此撰写了《上梁文》。因府治旧基原为张士诚宫址,有人诬告魏观有反心,魏被诛;高启也受株连腰斩。

高启青年时代即有诗名,与杨基、张羽、徐贲合称“吴中四杰”。其文学思想,主张取法于汉魏晋唐各代,师古之后成家,认为要“兼师众长,随事模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独庵集序》)。但他死于盛年,尚未能够达到自成一家的目的。他的诗体制不一,风格多样,学习汉魏晋唐诸体,均有模拟痕迹。不过他才思俊逸,诗歌多有佳作,为明代最优秀诗人之一。

高启作官只有三年,长期居于乡里,故其部分诗歌描写了农民劳动生活,如《牧牛词》、《捕鱼词》、《养蚕词》、《射鸭词》、《伐木词》、《打麦词》、《采茶词》、《田家行》、《看刈禾》等。这些诗没有把田园生活理想化,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阶级剥削和人民疾苦。如《湖州歌送陈太守》写:“草茫茫,水汩汩。上田芜,下田没,中田有麦牛尾稀,种成未足输官物。侯来桑下摇玉珂,听侬试唱湖州歌。湖州歌,悄终阕,几家愁苦荒村月。”又如《练圻老人农隐》、《过奉口战场》、《闻长枪兵至出越城夜投龛山》、《大水》等诗,还描写了农民在天灾兵燹下的苦难。这些作品,是高启诗歌中的精华部分。

高启诗中十之八九是个人述志感怀、游山玩景以及酬答友人之作。这类诗歌,有时也对统治阶级微露讽刺。如五古《寓感》其七云:“大道本夷直,末路生险□,杯酒出肺肝,须臾起相疑。田□排窦婴,赵高诬李斯。倾挤不少假,权宠实灾基。”对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进行了揭露。又如他去官后的《太白三章》之三:“新丰主人莫相忽,人奴亦有封侯骨。”实际上是讥讽明朝新贵的。但高启思想比较复杂,他也写了不少感沐皇恩、遁世消极的诗,未能摆脱自身的阶级局限性。

高启诗在艺术上有一定特色。首先,他的某些诗崇尚写实,描摹景物时细致入微。如“江黄连渚雾,野白满田冰”;“鸟啄枯杨碎,虫悬落叶轻”;“犬随春□女,鸡唤晓耕人”等句,均产生于生活实感,新颖逼真。其次,注重含蓄,韵味深长。如《凿渠谣》:“凿渠深,一十寻;凿渠广,八十丈。凿渠未苦莫嗟吁,黄河曾开千丈余。君不见,贾尚书。”只是寥寥数句,收煞处戛然而止,给人以深远的回味。再次,用典不多,力求通畅,有些只有数句的小诗,更具有民歌风味。如《子夜四时歌》之二:“红妆何草草,晚出南湖道。不忍便回舟,荷花似郎好。”明白如话,亲切动人。这些诗的创作,与他乡居时多与下层人民接近有关。高启的诗,对明代诗歌影响较广,以致有人把他誉为明代诗人之冠。

高启也写词,大多内容平泛,情调低沉,逊于他的诗作。他的散文,独创性不多,但《书博鸡者事》一文很有光采,它塑造了一个敢同豪绅斗争的义勇少年形象,语言凝炼,情节动人,有唐人传奇之风。

高启著作,诗歌数量较多,初编有5,2000余首;后自编为《缶鸣集》,存937首。景泰元年(1450),徐庸搜集遗篇,编为《高太史大全集》,今通行《四部丛刊》中,《高太史大全集》即据此影印。高启的词编为《扣舷集》,文编为《凫藻集》,另刊于世。

高  适 

唐代诗人。字达夫。居住在宋中(今河南商丘一带)。少孤贫,爱交游,有游侠之风,并以建功立业自期。早年曾游历长安,后到过蓟门、卢龙一带,寻求进身之路,都没有成功。在此前后,曾在宋中居住,与李白、杜甫结交。天宝八载(749),经睢阳太守张九皋推荐,应举中第,授封丘尉。十一载,因不忍“鞭挞黎庶”和不甘“拜迎官长”而辞官,又一次到长安。次年入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为掌书记。安史乱后,曾任淮南节度使、彭州刺史、蜀州刺史、剑南节度使等职,官至左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世称“高常侍”。《旧唐书·高□传》说:“有唐已来,诗人之达者,唯□而已。”

高适生平和创作可分四个时期:①开元二十年前,谋事不成,困守宋中,是诗歌创作开始时期;②开元二十年至天宝八载,首次出塞,浪游无成,为创作极盛时期;③天宝八载至十四载,侧身下僚,从戎入幕,创作才能继续得到发挥;④至德元载(756)后,仕途得意,虽然也写过一些佳作,但总的说来,较前三个时期逊色。

高适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现实性较强。主要有以下几类:①边塞诗,成就最高。代表作如《燕歌行》、《蓟门行五首》、《塞上》、《塞下曲》、《蓟中作》、《九曲词三首》等,歌颂了战士奋勇报国、建功立业的豪情,也写出了他们从军生活的艰苦及向往和平的美好愿望,并揭露了边将的骄奢淫逸、不恤士卒和朝廷的赏罚不明、安边无策,流露出忧国爱民之情。高适有些赞美不义战争、歧视少数民族的作品,如《李云南征蛮诗》等,是这类诗歌的糟粕。②反映民生疾苦的诗。这些诗比较深刻地揭露了统治者与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如《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之九、《东平路中遇大水》等,真实地描写了广大农民遭受赋税、徭役和自然灾害的重压,对他们的困苦境遇表示同情,他还写过一些赞美“良吏”的诗,从“仁政”思想出发,提倡轻徭薄赋,在当时也有一定的进步作用。③讽时伤乱诗。大抵指斥弊政,对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有所批判,如《古歌行》、《行路难二首》等。还有一些诗作于安史乱后,对政局流露出忧虑和愤慨,如《酬裴员外以诗代书》、《登百丈峰二首》等。④咏怀诗,数量最多,思想内容比较复杂。象《别韦参军》、《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效古赠崔二》、《封丘作》等,抒写了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忧愤,对现实有所不满。而象《赋得还山吟送沈四山人》、《人日寄杜二拾遗》等,或抒发友情和别意,或向往隐居生活,情意真挚,颇有感染力。这类诗中也有一些企羡功名富贵和吹捧达官贵人之作,并无可取。此外,还有一些咏史之作如《宋中十首》,以及某些描写旅途景色的诗如《使青夷军入居庸三首》、《赴彭州山行之作》,也颇有佳句。

高适的诗在当时已享有声名。《新唐书·高适传》说他“以气质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传布”。殷□《河岳英灵集》也称许他“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王士□指出高诗风格为“悲壮而厚”(《带经堂诗话》)。感情深挚,意气骏爽,语言端直,笔力浑厚,是高适诗风的基本特点。以诗体而论,高诗古体胜过近体,尤以七古最为擅长。歌行长篇,波澜浩瀚,声情顿挫,最是沉雄激壮。五古质朴古直,接近汉魏古诗的气息。近体则以七律和七绝为优。

高适作品的编集,原有天宝七载左右张九皋编、颜真卿作序的诗集,今佚。新、旧《唐书》著录其文集20卷,亦不存。今有《四库全书》所收明汲古阁影宋抄本《高常侍集》,凡诗8卷、文2卷。又有《四部丛刊》影印明活字本8卷。另有明张逊业、许自昌等辑本,皆为2卷。明杨一统辑《高适集》 1卷。敦煌《唐诗选残卷》、《高适诗集残卷》等,尚存部分佚诗。注本有今人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孙钦善《高适集校注》,皆附年谱。研究高适生平的著述有王达津《诗人高适生平系诗》、彭兰《高适系年考证》、周勋初《高适年谱》、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高适年谱中的几个问题》。

高叔嗣 

明代诗人。字子业,号苏门山人,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少年即有才华,16岁所作《申情赋》数万言,见者无不惊叹。嘉靖二年(1523)进士。官至湖广按察使。

高叔嗣的诗歌较少描写外界客观事物,偏重于抒发主观情思,即使有一些景物描写,也是为了渲染、烘托他的感情活动。诗歌的主要内容是为自己高材遭忌、身羸多病、客居他乡和友朋贬谪而嗟叹悲歌。他20岁后写的《被言后作》就有“守官郎署”、“若临高坠”的伤心之辞,以后的作品中更是多有“憔悴宛笃,令人心折”,“我生岂断梗,逐处任飘沦”一类凄凉之语。他也常常以己度人,对一些朋友被贬谪深表同情,叹息“怜君方迁戍”、“已矣复谁陈”(《送别永之》)等。

高叔嗣诗歌写得淡雅清旷。他年轻时虽受知于李梦阳,但他却并不效学李梦阳诗风。有人称其诗为“本朝第一”,显然是过誉。不过他的诗曾受到当时的广泛注意,所表达的情绪及表达的方式,在封建时代也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著作有《苏门集》8卷。

高文秀 

元代戏曲作家。东平(今属山东)人。生卒年及生平事迹均不可详考。曾为府学生员。早卒。《录鬼簿》列为“前辈已死名公才人”。他一生短暂而创作颇多,据《录鬼簿》及《太和正音谱》载,计有杂剧32,数量仅次于关汉卿。剧作深受时人赞誉,称为“小汉卿”。可知其年辈低于关汉卿。他的作品题材颇广,或写历史故事,或写神怪传说,或写现实生活。他写了很多水浒戏,其中“黑旋风”戏有8:《黑旋风双献功》、《黑旋风乔教学》、《黑旋风诗酒丽春园》、《黑旋风穷风月》、《黑旋风大闹牡丹园》、《黑旋风借尸还魂》、《黑旋风斗鸡会》和《黑旋风敷演刘耍和》。最后这一种,一说非剧名,而是注文,“敷演刘耍和”意为黑旋风的敷演者是刘耍和,刘是由金入元的著名艺人。李逵是元代水浒戏中重要角色,半数以上的水浒戏以他为主人公,高文秀的剧作又占了黑旋风戏的半数以上。水浒戏在元代的戏曲行话中称作“绿林杂剧”,当时有专工绿林杂剧的演员。高文秀当是写绿林杂剧的能手。

高文秀现存作品《黑旋风双献功》,写李逵奉宋江之命,下山保护孙孔目去泰安神州烧香还愿,孙孔目被白衙内陷害入狱,李逵扮成一个庄稼后生前去探监,装呆作傻,骗狱卒吃下放了蒙□药的羊肉泡饭,最终救出朋友,杀死白衙内等坏人。此剧表现了李逵勇敢的性格,并且突出了李逵在特定环境下粗人用细这一喜剧性情节,关目紧凑,曲白出色,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此剧和康进之的《李逵负荆》可称是元代“黑旋风杂剧”的双璧。

高文秀现存作品还有《渑池会》,通过“完璧归赵”、“渑池赴会”、“廉颇负荆”三个事件的描写,刻画了战国时代杰出政治家蔺相如的光辉形象,歌颂了他不畏强暴的精神和顾全大局、不计私仇的崇高品德,表现了团结御侮和关心人民疾苦的主题思想。此剧在元杂剧大量以春秋战国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剧本中,是具有重要地位的优秀作品,成就仅次于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报仇》。

高文秀作品气调豪迈奔放,文字本色当行,形象鲜明生动,风格与关汉卿相近,《太和正音谱》评他的文词如“金瓶牡丹”。其作品多已散佚,今仅存杂剧 5种,除上述两剧外,还有《赵元遇上皇》、《须贾谇范睢》及《刘玄德独赴襄阳会》。另,《周瑜谒鲁肃》仅存第二折曲词。高文秀还作散曲,今存小令两阕。

高  旭 

近代诗人。字天梅,号剑公,别字慧云、钝剑。江苏金山人。出身大地主家庭。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松江创办《觉民》杂志。三十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任江苏分会会长,创办《醒狮》杂志。三十二年,在上海创办健行公学,曾以一夜之力伪造石达开遗诗,刊刻印行,发生很大影响。三十三年,与陈去病、柳亚子一起创立南社。辛亥革命后,任金山军政分府司法长。他反对与袁世凯妥协。1912年,与人展开“孔墨异同之辨”,认为墨子是民主主义者,孔子是君主主义者,尊孔必将危害共和政体。1913年,任众议院议员。1923年,因参加曹锟贿选,受到舆论谴责。陈去病、柳亚子等南社诗人发表声明,宣布“不再承认其社友资格”(19231029日《民国日报》)。

高旭较多地接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的影响。他反对“专讲保存国学的倾向”,认为“国因时势而迁移,则学亦宜从时势而改变”。对传统文化,主张“拾其精英,弃其糟粕”(《学术沿革之概论》)。但是也偶有动摇,笼统地鼓吹过“保存国学”。反映到创作思想上,他反对“伪韩伪杜”,剽窃模拟。认为“世界日新,文界、诗界当造出一新天地”。但又说:“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诗词,终不若守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愈有味也。”(《愿无尽庐诗话》)

高旭作诗,主张“鼓吹人权,排斥专制,唤起人民独立思想,增进人民种族观念”(同前)。《路亡国亡歌》指斥帝国主义对中国路权的掠夺,号召人民同心同德,奋起斗争:“倘使我民一心一身一脑一胆团结与之竞,彼虽狡焉思启难逞强权强。”《海上大风潮起作歌》指斥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号召人民奋起推翻。他的诗,常常洋溢着一种甘愿为国牺牲的英雄主义气概。如“大事毕矣吃一刀,滚滚头颅好男子”(《登金山卫城怀古》);“炸弹光中觅天国,头颅飞舞血流红”(《盼捷》)。

高旭以歌行见长。其优点是跳踉恣肆,热气腾腾,表现了革命鼓动诗歌的特色;其缺点是浅露粗糙,锤炼不足。辛亥革命后,看不到出路,思想苦闷、□徨,诗风也随之变化,叱咤风云的气概日少,而缠绵悲戚的成分日多。

高旭早年受过“诗界革命”的影响。他的少数诗以儒、释、道三教掌故与近代科学知识相糅合,走谭嗣同、夏曾佑路子。他的另一些诗则效法黄遵宪的《军歌》等新体,比较通俗,不受五、七言束缚,可以配谱歌唱,如《女子唱歌》、《爱祖国歌》、《军国民歌》、《光复歌》等。

著有《天梅遗集》。

高  翥 

南宋诗人。字九万,号菊□。余姚(今属浙江)人。游荡江湖,布衣终身。

高翥是江湖派中较有才情的诗人。他的一些诗具有民歌风味,如《秋日田父辞二首》写农村风俗,语言朴素自然;《春情四首》如民间情歌;《无题》诗也写得与竹枝词相仿佛,如:“风竹萧萧淡月明,孤眠真□可怜生。不知昨夜相思梦,去到伊行是几更?”他擅长以平易自然的诗句写出寻常不经意的景色,如“草色溪流高下碧,菜花杨柳浅深黄”(《晓出黄山寺》),把草色和溪流、菜花和杨柳这些常见的景物写得相映成趣。《多景楼》以深秋晚景衬托故国之思,笔致雅淡。

所著《菊□小集》,有《南宋群贤小集》本,《信天巢遗稿》,有《四库全书》本。

葛立方 

南宋诗论家、词人。字常之,自号懒真子。祖籍丹阳(今安徽宣城),后定居湖州吴兴(今浙江湖州)。其父葛胜仲也是填词名家,父子齐名于世。葛立方于绍兴八年(1138)举进士。曾任正字、校书郎及考功员外郎等职。后因忤秦桧而得罪,罢吏部侍郎。二十六年归休于吴兴汛金溪上。

葛立方“博极群书,以文章名一世”(沈洵《韵语阳秋序》)。曾自题草庐:“归愚识夷涂,游宦泯捷径。”所以名其集为《归愚集》。著述除现存《归愚集》、《韵语阳秋》外,还有失传的《西畴笔耕》、《万舆别志》等书。《韵语阳秋》20卷,又名《葛立方诗话》,主要是评论自汉魏至宋代诸家诗歌创作意旨之是非。《四库全书总目》以为“未免舛误”,“然大旨持论严正,其精确之处,亦未可尽没也”。葛立方词现存40首,多是写景咏物和赠答之作,较少伤时感乱的内容。《四库全书总目》评其词说:“多平实铺叙,少清新宛转之思,然大致不失宋人规格。”他写有数首咏梅词,赞美梅花的“傲霜凌雪”、“高标孤韵”,都比较清丽。其〔卜算子〕《席间再作》中共用了18个叠字,新颖、巧妙,很受人们的赞赏,周密称许为“妙手无痕”(《词林纪事》卷九引《梦窗词评》)。

葛胜仲著述至明以后即失传,今存《丹阳集》24卷,是清人修《四库全书》时,据《永乐大典》所辑,其中文15,7,1卷。其《丹阳词》有《宋六十名家词》本。葛立方《归愚集》有《常州先哲遗书》本,《韵语阳秋》有《历代诗话》本。《归愚集》中有词1卷。《归愚词》1卷别行,有《宋六十名家词》本。

龚  开 

南宋末诗人、画家。字圣予,号翠岩。淮阴(今属江苏)人。景定年间,曾在两淮制置司李庭芝幕府任职,南宋灭亡后隐居不仕。

龚开长于绘画,擅画人物山水,也善画马。诗文亦能自成一家。其题画诗写道:“一从云雾降天关,空尽先朝十二闲。今日有谁怜瘦骨,夕阳沙岸影如山。”(《瘦马图》)表现了宋亡后的落寞心情。另外,龚开作有《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赞扬宋江“识性超卓,有过人者”,“为盗贼之圣”。这36,除宋江外,有后来《水浒传》中的主要人物吴学究(吴用)、卢俊义、鲁智深、武松、李逵,以及阮小七、刘唐、阮小二、戴宗、阮小五等,为《水浒传》的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他曾为文天祥、陆秀夫作传,以寄托其思念故国的情怀。

著有《龟城叟集》1,附录1,有冒广生辑本,收入《楚州丛书》第1集。

宫天挺 

元代戏曲作家。字大用,大名开州(今河南濮阳)人。生卒年不详。他曾任钓台书院山长、遭权豪诬陷,虽然事情得以辨明,也不见任用。他与《录鬼簿》作者钟嗣成的父亲为莫逆之交,与钟嗣成幼时常得晤面。钟嗣成后来在吊词中说他“豁然胸次扫尘埃,久矣声名播省台”,可见其为人。宫天挺工诗能文,惜诗文都已佚。所作杂剧今可知的有6,现存《死生交范张鸡黍》、《严子陵垂钓七里滩》两种。

《死生交范张鸡黍》取材于《后汉书·范式传》,亦见《搜神记》。写太学生范式和张劭愤恨□佞当道,不愿做官,辞归故里,临别时约定两年后至汝阳张劭家赴“鸡黍会”。届时张劭杀鸡炊黍以待,范式果然不远千里而至。后张劭病亡,范式又千里送葬,并为之修坟守墓百日。作品歌颂了朋友间真挚深厚的友谊和生死不渝的信义。还穿插了一个倚仗岳父权势窃文得官的丑角人物王韬。剧中通过王韬与范式的辨难,揭露了社会黑暗:“有钱的无才学,有才学的却无钱”,抨击把持科举的考官“都是些要人钱谄佞臣”,痛斥当朝权贵“都是些装肥羊法酒人皮囤,一个个智无四两,肉重千斤”,不平之辞,痛快淋漓。作品寓含了托古讽今的意图,也表现了作者在政治上受打击后的愤慨。《严子陵垂钓七里滩》歌颂严子陵逍遥自在的隐士生活。这多少反映了作者对官场的厌恶之情,也流露出逃避现实的消极思想。此剧一说为张国宾作,经近人王国维、傅惜华考证,定为宫天挺作。《太和正音谱》评宫天挺词“如西风雕鹗”,大致说出了他雄劲遒丽的风格。

龚自珍 

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字尔玉,又字□人;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又号羽□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祖父□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著有《吟□山房诗》。父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著有《国语注补》、《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书。母段驯,著名小学家段玉裁之女,著有《绿华吟榭诗草》。

生平 龚自珍一生可分三个阶段:

20岁以前,在家学习经学、文学。他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小学。12岁从段玉裁学《说文》。他搜辑科名掌故;以经说字、以字说经;考古今官制;为目录学、金石学等。同时,在文学上,也显示了创作的才华。13岁,作《知觉辨》,“是文集之托始”;15岁,诗集编年;19岁,倚声填词;到21岁,编词集《怀人馆词》3卷、《红禅词》2卷。段玉裁作序说他“所业诗文甚夥,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喜为长短句”,“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认为“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怀人馆词序》)。这可以说是对龚自珍20岁以前学习的概括总结。

20岁至28岁,应乡试至入仕时期。嘉庆十五年(1810),龚自珍19,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28名。二十三年(1818)又应浙江乡试,始中举,主考官为著名汉学家高邮王引之。次年应会试落选,嘉庆二十五年(1820)开始入仕,为内阁中书。这时期他逐渐接触社会政治现实,并从科试失意中体验到政治腐败,产生改革的要求和思想,并从刘逢禄学习《公羊传》。他写出了《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尊隐》、《平均篇》等政论文。嘉庆二十二年,他曾以文集《伫泣亭文》及诗集一册请教“吴中尊宿”王芑孙。王认为他“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定□年谱外纪》)。同年,他开始戒诗。今存这时期诗,有《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等。

29岁至去世。嘉庆二十四年会试落选后,他又参加五次会试。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会试,始中进士,时年38岁。在此期间,他仍为内阁中书。道光十五年(1835),迁宗人府主事。改为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两年后,又补主客司主事。这类官职都很卑微,困厄下僚。48岁,辞官南归(道光十九年,1839)。50岁,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为鸦片战争第二年。这时期,他对政治现实认识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写出许多著名评论,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历史、哲学论文如《古史钩沉论》等。也有不少文学散文名篇,如《捕蜮》、《书金伶》、《已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等。他的许多著名诗篇,如《能令公少年行》、《咏史》、《西郊落花歌》和《己亥杂诗》等,也都是这时期作品。龚自珍墨迹

政治学术思想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是统一的封建国家面临没落崩溃、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新阶段,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断加深。龚自珍从青年时起,就深刻地意识到封建国家的严重危机,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梁启超说:“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指龚自珍、魏源)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清代学术概论》)早在嘉庆二十五年,他已指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户”,“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议》)。在道光三年,他深刻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阮尚书年谱第一序》)。他对时代的危机,不止是敏锐地感觉它,而且也积极地建议挽救它;他肯定未来时代的必然变化,并寄以热情的幻想和希望。

龚自珍处在过渡时代的开始阶段。他的思想发展,有一个艰苦、复杂和曲折的过程。他最初接受的是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代表的正统派考据学。但他冲出考据学的藩篱,不为家学和时代学风所囿。在现实社会运动主要是农民起义的启发下,他以特有的敏锐的眼光,观察现实,研究现实。在《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等文中,他对腐朽黑暗的现实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平均篇》指出了贫富不均所造成的社会败坏现象及其危险的后果:“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提出“均田”的改革主张,要求“贵乎操其本源,与随其时而剂调之”,“挹彼注兹”,平均贫富。在《尊隐》中,他隐晦曲折地表现出对农民起义的大胆想象和热情颂扬,向往着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但他的政治思想和理想是不彻底的。后来他看到均田制是办不到的,又作《农宗篇》。主张按宗法分田:大宗百亩,小宗、群宗二十五亩,其余闲民为佃农。其目的是“以中下齐民,不以上齐民”,建立以中小地主为基础的封建统治。由于未能突破封建阶级的根本立场,因此,他在《农宗答问第一》及《农宗答问第四》中又肯定大地主的地位。

龚自珍到30岁前后,在学术思想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从对正统派考据学严历地批判到坚决抛弃考据学,接受今文经学《春秋》公羊学派的影响,从刘逢禄学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但他肯定考据学的有用的部分;同时也批判今文经学杂以谶纬五行的“恶习”,而主张“经世致用”,倡导学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从此他更自觉地使学术研究密切地与现实政治社会问题联系,研究的课题更为广泛。他“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研究地理学,而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撰《蒙古图志》,完成了十之五六;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写《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舶议》,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巩固西北边疆。

随着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的增长,以及政治、学术思想的逐渐成熟,他深入探讨了天地万物以及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并把经史、百家、小学、舆地以及当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历史观。他说:“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则周存,史亡而周亡。”(《古史钩沉论二》)这里有前辈章学诚“六经皆史”观点的影响,但比章说更扩大、通达、完整,更有科学性和战斗性。他把古代的一切历史文化的功罪完全归结到史官,并以当代的史官即历史家自任。他认为史官之所以可尊,在于史官能站得高,从全面着眼,作客观的、公正的现实政治社会的批判。这实际是要使历史和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即“当今之务”联系起来,应用《春秋》公羊学派变化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尊史”的口号下,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社会作全面的批判。这就是他在《尊隐》里所尊“横天地之隐”的具体化。

与此同时,他继续不断地关心现实政治社会的重大问题,不断地提出批判和建议,始终没有与庸俗官僚同流合污。道光九年(1829)殿试《对策》中,他肯定经史的作用,更指出经史之用必以现实问题为依据,“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对现实问题,特别关切西北边疆和东南海防,要求皇上“益奠南国苍生”,“益诫西边将帅”。同年十二月,有《上大学士书》,建议改革内阁制度。他对腐朽的官僚机构和庸俗官僚深恶痛绝。道光十二年(1832)夏,又有手陈“当今急务八条”,其中之一就是“汰冗滥”(《已亥杂诗》自注)。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奉命到广东海口查禁鸦片,他作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则徐“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主张严禁鸦片,坚决抵抗英国侵略者;主张和外国作有益的通商,严格禁止奢侈品的输入;并驳斥了僚吏、幕客、游客、商贾、绅士等等各式投降派的有害论调。在中英鸦片战争发生后,江苏巡抚梁章巨驻防上海,他在丹阳书院于暴死前数日写信给梁“论时事,并约即日解馆来访,稍助筹笔”(梁章巨《师友集》卷六《仁和龚定庵主事》条),表示希望参加梁章巨的幕府,共同抵抗英国侵略者,更表现出坚决反抗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

龚自珍在中年以后,随着仕途失意,感慨日深,思想也陷入矛盾、烦恼和痛苦,“坐耗苍茫想,全凭琐屑谋”(《撰羽□山馆金石墨本记成,弁端二十字》)。有时想以“搜罗文献”自慰,“狂胪文献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缘”(《猛忆》);甚至想“发大心”,寄幻想于佛教,以求超世间的解脱。但他爱祖国,关心现实,无法排除“外缘”,终于成不了佛教徒。龚自珍的思想就其主导方面说,虽然他的批判不彻底,改良的目标不明确,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现实统治为“衰世”,为“日之将夕”,确信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并寄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也是始终一贯的。他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一个主张改革腐朽现状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启蒙思想家。

文学创作 龚自珍的文学创作,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开创了近代文学的新篇章。龚自珍认为文学必须有用。他说,“曰圣之时,以有用为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语在斯,求文学之美,岂不在斯”(《同年生吴侍御杰疏请唐陆宣公从祀瞽宗……》)。指出儒学、政事和诗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他认为诗和史的功用一样,都在对社会历史进行批评,文章、诗歌都和史有源流的关系。他认为《六经》是周史的宗子;《诗经》是史官采集和编订起来的,而且“诗人之指,有瞽献曲之义,本群史之支流”(《乙丙之际箸议第十七》)。因此,选诗和作史的目的,都是“乐取其人而胪之,而高下之”,进行社会历史批评。所以他把自己的诗看成“清议”或“评论”,“贵人相讯劳相护,莫作人间清议看”(《杂诗,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佐评论”(《夜直》)。从这一诗论观点出发,他认为诗歌创作的动机是由于“外境”即现实生活所引起,“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与江居士笺》),不得不然。而创作方法则和撰史一样,应利用一切历史资料(《送徐铁孙序》)。

龚自珍的诗和他的诗论是一致的。他打破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绝少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而总是着眼于现实政治、社会形势,发抒感慨,纵横议论。他的诗饱含着社会历史内容,是一个历史家、政治家的诗。他从15岁开始诗编年,47,诗集共有27卷。他很珍惜他的少作,“文侯端冕听高歌,少作精严故不磨”;“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己亥杂诗》)。这些“精严”而“字字真”的少作,虽然都已失传,但当时却是针对政治腐败和官僚庸俗的“伤时”、“骂坐”之作,被一般文士视为“大不可”的。因此他又曾几次戒诗。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秋天,他开始戒诗,次年夏因考军机章京未被录取,赋《小游仙》15首,遂又破戒。道光七年(1827)十月,他编了两卷《破戒草》后,又发誓戒诗,“戒诗昔有诗,庚辰诗语繁”正是愤慨于他的诗不能为腐朽庸俗社会所容忍。所以后来他又破戒作诗。

龚自珍诗今存的600多首,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主要内容仍是“伤时”、“骂坐”。道光五年的一首《咏史》七律是这类诗的代表作。诗中咏南朝史事,感慨当时江南名士慑服于清王朝的险恶统治,庸俗苟安,埋头著书,“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诗末更用田横抗汉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诱骗文士的用心:“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又如道光六年(1826)所作七律《释言四首之一》,愤怒反讥庸俗官僚对自己的诽谤,“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僚对自己的嫌弃,“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晚年在著名的《己亥杂诗》中,诗人不仅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危害,统治阶级的昏庸堕落,而且也看到了人民的苦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内疚,如“只筹一缆十夫多”、“不论盐铁不筹河”等,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龚自珍更多的抒情诗,表现了诗人深沉的忧郁感、孤独感和自豪感。如道光三年(1823)的《夜坐》七律二首,“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在沉寂黑夜的山野景观中,寄托着诗人清醒的志士孤愤,抒发着对天下死气沉沉的深忧。道光六年的《秋心三首》七律,“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深深为边塞形势担忧,感慨仗剑报国的志士无多,更缺少知音的同志。他常常用“剑”和“箫”、“剑气”和“箫心”来寄托他的思想志向。“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漫感》);“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己亥杂诗》);对于自己的志向抱负不能实现,深为苦闷。在“抛却湖山一笛秋,人间天地署无愁”(《梦中作四截句》)的现实环境下,诗人除了抒发感慨、纵横议论之外,回忆值得留恋的快乐的过去,幻想现实之外美妙的境界和世界,乃成为诗人思想中一种必然的发展和出路。因此,在诗人的许多作品中表现了重重矛盾。作于道光元年的《能令公少年行》一首七言古诗相当集中地表现了诗人思想中的矛盾。诗中有逃向虚空的消极因素,更多的积极意义在于诗人对无可奈何的现实社会环境的极端厌恶和否定,因而在《己亥杂诗》“少年尊隐有高文”、“九州生气恃风雷”二诗中,他确信前所未有的、巨大时代变化必然到来,希望“风雷”的爆发,以扫荡一切的迅疾气势,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气沉沉的局面。

龚自珍诗的特点:①政论、抒情和艺术形象的统一。他的许多诗既是抒情,又是议论,但不涉事实,议论亦不具体,而只是把现实的普遍现象,提到社会历史的高度,提出问题,抒发感慨,表示态度和愿望。他以政论作诗,但并不抽象议论,也不散文化。②丰富奇异的想象,构成生动有力的形象。在他的诗中,“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飞”、“爪怒”、“灵气怒”等等,习见的景物变得虎虎有生气,动人耳目,唤起不寻常的想象。又如《西郊落花歌》描写落花,使引起伤感的衰败的景物,变为无比壮丽的景象,更高出寻常的想象之外。“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则从衰败中看出新生。“天命虽秋肃,其人春气腴”(《自春徂秋,偶有所触,得十五首》),从没落的时代中,也看到新生的一面。③形式多样,风格多样。诗人自觉地运用古典诗歌多种传统形式,“自周迄近代之体,皆用之;自杂三四言,至杂八九言,皆用之”(《跋破戒草》)。实际他写得多的还是五七言“古体诗”,七言的“近体诗”,而以七言绝句为大宗。一般趋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缚,自由运用,冲口而出。这也以七言绝句表现得最突出。作于道光十九年(1839)的《己亥杂诗》 315首,独创性地运用了七言绝句的形式,内容无所不包,诗人的旅途见闻,以及生平经历和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历历如绘,因而成为一种自叙诗的形式。它们可以作为一首诗读。由于作者这种充分地、富于创造性地运用,自然地使七言绝句成为一种最轻巧、最简单、最集中的描写事物、表达思想感情的形式。复杂深刻的思想内容,多种多样的语言形式,是龚诗风格多样化的基础。“从来才大人,面貌不专一”(《题王子梅盗诗图》),诗人是以风格多样化自勉和自许的。他的古体诗,五言凝炼,七言奔放;近体诗,七言律诗含蓄稳当,绝句则通脱自然。④语言清奇多采,不拘一格,有瑰丽,也有朴实;有古奥,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一般自然清丽,沉着老练,有杜韩的影响,有些篇章由于用典过繁或过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带来艰深晦涩的缺点。

龚自珍先进的思想是他许多优秀诗篇的灵魂。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独创性,使龚诗别开生面,开创了诗的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不同于唐宋诗,实开近代诗的新风貌。龚诗在当时欣赏的人不多,它的影响始大于晚清,主要由于它的突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使抒情与思想政治内容结合,又不落于以文字、学问、议论为诗。

龚自珍文在当时比诗有名,也更遭到一般文士的非议,目为禁忌,不敢逼视。除几组学术论文外,它们重要的一部分是不同形式的政论文。有些“以经术作政论”,“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些文章都是用《春秋》公羊学派的观点与现实的政治联系,引古喻今,以古为用。如《乙丙之际箸议七》、《乙丙之际箸议九》和《尊隐》等,都是公羊“三世说”的运用。有些则是直接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揭露和批判,如《明良论》;以及各种积极建议的篇章,如《平均篇》、《西域置行省议》、《对策》、《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另一类是讽刺性的寓言小品,如《捕蜮》、《病梅馆记》等。还有许多记叙文,记人、记事、记名胜、记地方,如《杭大宗逸事状》、《书金伶》、《王仲瞿墓志铭》、《书居庸关》、《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等,内容不同,都富有现实意义。龚文的表现方法也很特殊。一般很简单,而简括中又有铺叙夸张,有的直率,有的奇诡。他的散文语言活泼多样。有的散行中有骈偶,有的瑰丽,有的古奥,甚至偏僻、生硬、晦涩。龚文区别于唐宋和桐城派的古文,是上承先秦两汉古文的一个独特的发展,开创了古文或散文的新风气。

龚自珍的词也很著名。谭献认为龚词“绵丽沈扬,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复堂日记》二)。实际上,他的词没有摆脱传统词的影响,偏重于词的言情本性。他也写了一些抒发感慨怀抱的词,如〔鹊踏枝〕《过人家废园作》抒发孤独而自豪的感情;〔凤凰台上忆吹箫〕《丙申三日》写与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实现的感慨;〔浪淘沙〕《书愿》写愿望,略同《能令公少年行》;〔百字令〕《投袁大琴南》写与袁琴南儿时同上家学的情景;〔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写思想上剑态和箫心的矛盾,有志于作为,又思退隐,留恋山水。但龚词大部分还是消闲之作,抒写缠绵之情,成就远逊于诗。晚年他发现自己词的缺点:“不能古雅不幽灵,气体难跻作者庭。悔杀流传遗下女,自障纨扇过旗亭。”(《己亥杂诗》)他所谓气体,就是风格,自知缺乏现实社会内容。

本集和版本 龚集传世版本甚多,最初有《定庵文集》3卷、《余集》1卷,附《少作》1,道光三年自刻本。《己亥杂诗》亦有道光十九年自刻本。龚自珍去世后第二年,魏源所辑《定□文录》12卷,又考证、杂著、诗词12卷(《定□文录叙》),无刻本。后有《定庵文集》3卷、《续集》4卷,同治七年吴煦刻本。

今有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排印《定□文集》4册,涵芬楼影印《定□文集》3册,均吴煦本。光绪以来至清末,传本益多,有光绪十二年朱之榛《定□文集补编》 4卷;以“全集”名者,有光绪二十三年万本书堂刻本《龚定□全集》;有宣统元年国学扶轮社排印本《精刊龚定□全集》;有宣统元年邃汉斋校订时中书局排印本《校订定□全集》10卷;有宣统二年扫叶山房石印本《定庵全集》等。民国以后,有1935年上海襟霞阁本《龚定庵全集》;1935年王文濡编校、国学整理社本《龚定□全集》;1937年夏同蓝编世界书局本《龚定□全集类编》等。1959年王佩□校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本《龚自珍全集》,此本基本上参照邃汉斋校订本编例,分为11辑,第1至第8辑为文,第910辑为诗,11辑为词。

关汉卿 

元代杂剧作家。是中国古代戏曲创作的代表人物。

生平 有关关汉卿生平的资料缺乏,只能从零星的记载中窥见其大略。据元代后期戏曲家钟嗣成《录鬼簿》的记载,“关汉卿,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已斋叟”,“太医院尹”别本《录鬼簿》作“太医院户”。查《金史》或《元史》均未见“太医院尹”的官名,而“医户”却是元代户籍之一,属太医院管辖。因此,关汉卿很可能是属元代太医院的一个医生。《拜月亭》中,他有一段临床诊病的描写,宛若医人声口,可以作为助证。

元末朱经《青楼集·序》载:“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仕进,乃嘲弄风月,流连光景。”杜散人即杜善夫,是由金入元的作家,白兰谷即白朴,金亡(1234)时才8岁,估计关汉卿的年代同他们接近,也是由金入元的作家,关汉卿今存〔大德歌〕10首,“大德”是元成宗的年号 (12971307),上距金亡已70年左右。由此可以推断出关汉卿约卒于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以后,他的生年,估计在1220年左右。《录鬼薄》作者钟嗣成称关汉卿为“前辈已死名公”,说“余生也晚,不得预几席之末”。《录鬼簿》成书于1330年,故将关汉卿卒年定在1300年左右,当去事实不远。

南宋灭亡(1279)之后,关汉卿曾到过当时南方戏曲演出的中心杭州,写有〔南吕一枝花〕《杭州景》套曲(中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句)。还曾到过扬州,写曲赠朱帘秀,有“十里扬州风物妍,出落着神仙”句。

关汉卿是一位熟悉勾栏伎艺的戏曲家,《析津志》说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明代臧晋叔《元曲选·序》说他“躬践排场,面敷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关汉卿在元代前期杂剧界是领袖人物,玉京书会里最著名的书会才人。据《录鬼簿》、《青楼集》、《南村辍耕录》记载,他和杂剧作家杨显之、梁进之、费君祥,散曲作家王和卿以及著名女演员朱帘秀等均有交往,和杨显之、王和卿更见亲密。

剧作的思想内容 关汉卿的剧作深刻揭露了元代社会的黑暗,是元代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一面镜子。关汉卿的代表作《窦娥冤》写一个弱小无靠的寡妇窦娥,在贪官桃杌的迫害下,被诬为“药死公公”,斩首示众。窦娥的冤案有巨大的典型意义,作家以“人命关天关地”的高度社会责任感,提出了封建社会里“官吏每(们)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这个带普遍意义的问题,强烈地控诉了封建制度与民为敌、残民以逞的罪恶。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错看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第三折这〔滚绣球〕一曲,通过窦娥血泪的控诉,引起人们对封建社会的现实秩序与传统观念的怀疑,把窦娥悲剧的意义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鲁斋郎》中,作家写鲁斋郎在光天化日之下先后强占银匠李四和中级官吏张□的妻子,而清官包拯却必须瞒过皇帝,把“鲁斋郎”的名字改成“鱼齐即”才能锄□除害。在《望江亭》中,杨衙内凭借皇帝赐予的势剑金牌便可以为所欲为,到潭州杀人夺妻。这些剧作批判的矛头,有意无意地指向最高的封建统治者。在《蝴蝶梦》中,权豪势要葛彪借口农民王老汉冲撞他的马头,三拳两脚把他打死后便无事人一般扬长而去。而王老汉的儿子为父报仇,打死葛彪却必须偿命。作家通过这一不合理的官司,提出了“使不着国戚皇亲,玉叶金枝;便是他龙孙帝子,打杀人要吃官司”这样闪烁着民主主义光辉的思想。在《救风尘》、《金线池》、《谢天香》中,关汉卿描写妓女的不幸遭遇,为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下层妇女喊出了要求自由,要求平等的心声:“我看了些觅前程俏女娘,见了些铁心肠男子辈,便一生里孤眠,我也直甚颓”(《救风尘》第一折);“你道是金笼内鹦哥能念诗,这便是咱家的好比拟,原来越聪明越不得出笼时”(《谢天香》第一折)。在《诈妮子》中,贵族小千户用花言巧语诱□了婢女燕燕,转眼就爱上别人,使燕燕的身心遭受极大的痛苦。在《拜月亭》中,尚书王镇反对女儿无媒自聘,逼女儿撇下了重病卧床的丈夫,硬把她从客店里拉回去。关汉卿杂剧中这些描写,深刻反映了封建社会官民之间、男女之间、主婢之间、父女之间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批判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救风尘》插图 选自明代万历刻本《元曲选》

在愤怒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暴露元代残酷的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的同时,关剧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正面形象,其中尤以描写下层妇女的形象最为突出。关汉卿留下的18种杂剧中,“旦本”戏占了12种。他笔下的妇女形象的主要特点是:①出身微贱,社会地位低下,像妓女、婢女、乳娘、农妇、小户人家、寡妇、寄人篱下的弱女等;②几乎毫无例外都是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物,她们都是封建统治阶级渔色猎艳或残酷奴役的对象;③这些下层妇女在反抗压迫斗争中,是桀傲不驯的勇者,并非任人宰割的羔羊。由于她们长期处于受压迫受侮辱的地位,使她们有可能掌握那些官长老爷、花花公子的脾性和弱点,也学会了对付他们的种种办法。从而有信心最终战胜各色各样的庞然大物。象以自己的美丽、勇敢与机智设计营救同行姐妹的赵盼儿;有胆有识、巧扮渔妇智赚杨衙内势剑金牌的谭记儿;力图摆脱奴婢的悲惨地位、敢于在贵族婚宴上闹婚的燕燕,都是明显的例子。关汉卿剧作中的妇女形象,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是极为突出的。《鲁斋郎》插图 选自明代万历刻本《元曲选》

关剧还深刻揭露了一小撮骑在人民头上的封建统治者横行霸道、贪赃枉法的丑恶行径,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封建统治阶级的“百丑图”。这其中有权豪势要、皇亲国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衙内公子、鸨母嫖客、流氓地痞……,由这些人织成一张元代社会的大黑网,正在捕掠着一个个弱小无辜的生命。象权倾朝野、“嫌官小不为,嫌马瘦不骑,动不动挑人眼、剔人骨、剥人皮”的鲁斋郎(《鲁斋郎》);“我是个权豪势要之家,打死人不偿命”、“只当房檐上揭片瓦相似”的恶霸葛彪(《蝴蝶梦》);草菅人命的贪官桃杌和心狠手毒的张驴儿(《窦娥冤》);“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对”、倚仗势剑金牌为非作歹的杨衙内(《望江亭》);玩弄女性的官僚子弟周舍(《救风尘》);逼女为娼的老虔婆李氏(《金线池》)……,这些骑在人民头上为所欲为的坏蛋□人,正是元代社会各种黑暗势力的代表人物。关汉卿揭露这些人本性的恶毒和本质的虚弱,在文学史上也是空前的,表现了一个人民戏剧家鲜明的爱憎与战斗的本色。

关汉卿还写了不少著名的历史剧。象《单刀会》、《单鞭夺槊》、《哭存孝》、《西蜀梦》等,这类戏以赞颂英雄业绩为主,展开正义和非正义的冲突。如在《单刀会》中,作者歌颂了忠心耿耿维护汉家事业的关羽,谴责了玩弄权术,一意孤行的鲁肃;《西蜀梦》通过关张的阴魂托梦刘备,要求他起兵报仇,突出了关张虽死犹生的气概,谴责了见死不救、卖身求荣的□佞小人;《单鞭夺槊》塑造了著名的草莽英雄尉迟敬德的形象,谴责了挟私愤报私仇的李元吉;在《哭存孝》中,谴责李克用在取得军事胜利后诬杀功臣良将的行为,突出了“太平不用旧将军”的主题。在这些历史剧中,关汉卿赞美正义的事业,歌颂英雄的业绩,表现了一个正直戏剧家的爱憎感情,这和他在其他剧作里所体现的精神是一致的。

当然,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关汉卿不可能站在起义农民的立场上来批判封建统治者,他对黄巢和梁山泊农民起义的看法依然摆脱不了传统的偏见。他的某些剧作还宣扬了封建道德。如《陈母教子》写陈母用儒家的道德教子读经,终于使三个儿子都中状元。有些作品存在着勾栏调笑作风,流露了低级庸俗的情趣。特别要指出的是关剧对清官、“王法”充满幻想。靠清官、“王法”来主持公道,昭雪民冤,虽然也表现了作家的正义感,但这只不过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的幻想,不可能是医治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

剧作的艺术成就 关剧是中国古典戏曲艺术的一个高峰。关汉卿娴熟地运用元代杂剧的形式,在塑造人物形象、处理戏剧冲突、运用戏曲语言诸方面均有杰出的成就。《窦娥冤》插图 选自明代崇祯刻本《酹江集》

关汉卿的剧作把塑造正面主人公放在首要的地位。《窦娥冤》自始至终把戏集中在窦娥身上,先写她悲惨的身世,继之展开她和流氓地痞的冲突,再集中写贪官污吏对她的压迫,最后写她的复仇抗争。《单刀会》在正面展开关羽与鲁肃的冲突之前,先用两折的篇幅由乔公与司马徽烘托关羽的英雄气概,使关羽虽未上场但已有先声夺人的强烈效果。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戏曲家象关汉卿那样塑造出如此众多而又鲜明的艺术形象。如同是妓女,赵盼儿、宋引章、杜蕊娘、谢天香等各具不同的个性。同在鲁斋郎的压迫下,都有着妻子被掠占的不幸遭遇,但中级官吏张□和工匠李四对事件的态度就截然不同。在《窦娥冤》、《望江亭》、《拜月亭》、《西蜀梦》、《诈妮子》等剧里,出色的心理描写打开了作品人物内心世界的窗扉,成为塑造主要人物形象不可缺少的艺术手段。

在处理戏剧冲突方面,关汉卿善于提炼激动人心的戏剧情节。这里有善良无辜的寡妇被屈斩而天地变色的奇迹(《窦娥冤》);有单枪匹马慑伏敌人的英雄业绩(《单刀会》、《单鞭夺槊》);有忍痛送妻子去让权豪霸占的丈夫(《鲁斋郎》);有让亲生儿子偿命而保存前妻儿子的母亲(《蝴蝶梦》);有被所爱的人抛弃而被迫为他去说亲的婢女(《诈妮子》)。这些情节看来既富有传奇色彩,又都是扎根在深厚的现实土壤里的。《望江亭》插图 选自明代万历刻本《元曲选》

关剧紧凑集中,不枝不蔓,省略次要情节以突出主要事件。《窦娥冤》在这方面最为杰出,它除用楔子作序幕,交代窦娥身世外,接下的四折戏都帷幕启处见冲突。至于窦娥的结婚、丈夫的病死等事件均一句带过,甚至连窦娥丈夫的名字作者都吝于交代。

关剧善于处理戏剧冲突还表现在它的过场戏简洁,戏剧场面随步换形,富于变化。这在《望江亭》、《拜月亭》、《单鞭夺槊》、《哭存孝》诸剧尤为突出,如《哭存孝》剧中,刘夫人到李克用处为李存孝说情,眼看李存孝就要得救了,突然刘夫人出去看打围落马的亲子,李存信乘机进谗,存孝随即被车裂。这样处理戏剧场面,摇曳多姿,变化莫测,出观众意想之外,又在人物情理之中,效果十分强烈。

关汉卿是一位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他汲取大量民间生动的语言,熔铸精美的古典诗词,创造出一种生动流畅、本色当行的语言风格。他是元曲中本色派的杰出代表,真正做到了“人习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无旁溢,语无外假”(臧晋叔《元曲选·序》)。

关剧的本色语言风格首先表现在人物语言的性格化上,曲白酷肖人物声口,符合人物身份。如窦娥的朴素无华,赵盼儿的利落老辣,宋引章的天真纯朴,谢天香的温柔软弱,杜蕊娘的泼辣干练,皆维妙维肖,宛如口出。同是反面人物,葛彪的语言粗鲁强横,不脱恶霸凶徒的本色;周舍的语言干练利索,很符合他“酒肉场中三十载,花星整照二十年”的老狎客身份;杨衙内口白粗鄙,有时却附庸风雅,装模作样;张驴儿语言流里流气,切合他流氓无赖的性格;鲁斋郎权势显赫,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大贵族官僚,他讲话时彬彬有礼,并不挟粗棍子吓人,有时甚至还带着几分幽默,这些表面上不瘟不火的说白,令他炙手可热的威势发出一股咄咄逼人的寒光,更见其性格的蛮横冷酷。语言切合人物的身份性格,这是关剧艺术描写上的一大特色。

关剧本色的语言风格还表现在作者不务新巧,不事雕琢藻绘,创造了一种富有特色的通俗、流畅、生动的语言风格。像《窦娥冤》中这段普通的说白:

(正旦云)婆婆,那张驴儿把毒药放在羊肚儿汤里,实指望药死了你,要霸占我为妻,不想婆婆让与他老子吃,倒把他老子药死了。我怕连累婆婆,屈招了药死公公,今日赴法场典刑。婆婆,此后遇着冬时年节,月一十五,有□不了的浆水饭,□半碗儿与我吃,烧不了的纸钱,与窦娥烧一陌儿,则是看你死的孩儿面上。这样朴素无华的说白,多么肖似窦娥这个封建社会里小媳妇的声口,从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加工的痕迹,就像生活本身那样自然、贴切、生动,正是这些平凡不过的话语,鲜血淋漓地揭示了这个从小就给人做童养媳的小媳妇屈辱的地位与悲惨的命运。

关汉卿是一位熟悉舞台艺术的戏曲家,他的戏曲语言既本色又当行,具有“入耳消融”的特点,没有艰深晦涩的毛病。不像明清时期有些文人剧作,搬弄典故、爱掉书袋。关剧在词曲念白的安排上也恰到好处,曲白相生,自然熨贴,不愧是当时戏曲家中一位“总编修师首”的人物。

散曲创作 关汉卿又是一位散曲作家,在元代散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今存关汉卿散曲,计套曲14、小令35(一说57)。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描绘都市繁华与艺人生活,羁旅行役与离愁别绪,以及自抒抱负的述志遣兴。

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杭州景》与〔南吕一枝花〕《赠朱帘秀》二散套,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宋元时期杭州的景象。“百十里街衢整齐,万余家楼阁参差,并无半答儿闲田地。”正是:“水秀山奇”,都市繁阜,人烟辏集,勾栏瓦舍星罗棋布,艺伎伶人大显身手。“看了这壁觑了那壁,纵有丹青下不得笔。”这些作品,通俗生动,率真本色,和北宋柳永著名的〔望海潮〕词可说异曲同工。

关汉卿描绘男女离愁别绪的散曲,写得十分动人。感情丰富而深沉,没有矫揉造作的虚假成分,一扫委靡纤弱的曲风,所谓“以健笔写柔情”,是这部分作品的特色。如〔双调沉醉东风〕小令:

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时间月缺花飞。手执着饯行杯,眼阁着别离泪。刚道得声“保重将息”,痛煞煞教人舍不得。好去者,望前程万里!又如〔黄钟侍香金童〕套:

〔神仗儿煞〕深沉院宇,蟾光皎洁,整顿了霓裳,把名香谨□;深深拜罢,频频祷祝:不求富贵豪奢,只愿得夫妻每早早圆备者。

这部分作品,和封建文人写爱情的作品大异其趣,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平民的爱情理想。

关汉卿散曲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自写身世、抒发胸中抱负的作品,如〔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套数写得诙谐老辣,笔力横肆,充满自负、自嘲、自乐的情趣,不但是研究关汉卿生平思想的重要依据,也是元代散曲中不可多得的名篇。如: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一粒铜豌豆 。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也会围棋、会蹴□、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这些作品,描写了一个勾栏艺术家的生活境遇,抒发了一个平民戏剧家的伟大抱负:永远和社会底层的烟花艺伎与书会才人一道,不怕压迫折挠,奋战不息,至死方休。这些堂堂正正的思想与抱负,是用极俏皮诙谐、佯狂玩世的文字来表现的,真是神韵独具,妙趣横生,活脱脱显现了一个多才多艺的戏剧家的韧性战斗精神。

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关汉卿是中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一位伟大的作家,他一生创作了许多杂剧和散曲,成就卓越。他的剧作为元杂剧的繁荣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元代杂剧的奠基人。他在生时就是戏曲界的领袖人物,《录鬼簿》中贾仲明吊词说他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姓名香四大神物”。从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明代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到近代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都把他列为“元曲四大家”之首。著名的杂剧作家高文秀被称为“小汉卿”,杭州名作家沈和甫被称为“蛮子汉卿”,可见关汉卿在当时就已享有崇高的地位。

关汉卿一生创作了60多个杂剧,从民间传说、历史资料和元代现实生活里汲取了许多素材,真实地表现了元代人民反对封建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的斗争。关汉卿从不写作神仙道化与隐居乐道的题材。他的严肃的创作态度与批判现实的战斗精神对后世有巨大影响。

关汉卿是一位杰出的戏剧艺术家,他的悲剧《窦娥冤》“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是中国古典悲剧的典范;他的喜剧轻松、风趣、幽默,是后代喜剧的楷模。他的杂剧无论在艺术构思、戏剧冲突、人物塑造、语言运用等许多方面,都为后世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艺术经验。他的许多杂剧经过改编一直在舞台上演出,为人民所喜爱,给人以强烈的美的享受。

但是,元明清三代只有少数慧眼独具的评论家能正确评价关汉卿。有的人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贬低他的影响,如朱权说“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太和正音谱·古今群英乐府格势》);明代有的封建文人还肆意篡改他的作品,把《窦娥冤》改成一部“翁做高官婿状元,夫妻母子重相会”的庸俗喜剧《金锁记》,磨平原作反抗的棱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关汉卿的作品是一个丰富多采的艺术宝库,早在一百多年前,他的《窦娥冤》等作品已被翻译介绍到欧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汉卿的研究工作受到高度重视,出版了他的戏曲全集。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北京隆重举行了关汉卿戏剧活动 700年纪念大会。他的作品已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关剧名目与版本 《录鬼簿》著录关汉卿杂剧名目共62种(今人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著录关剧存目共67种),今存18种,其中几种是否关作,人们尚有不同意见,现将诸本简介如下:

①感天动地窦娥冤:四折一楔子。此剧第四折写窦天章任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之职。据《元史·百官志》与《南村辍耕录》记载,至元二十八年(1291)改按察司为肃政廉访司。知此剧当作于至元二十八年之后,是关汉卿晚年的作品。本剧现存版本,主要有明代陈与郊编、万历十六年(1588)龙峰徐氏刊刻《古名家杂剧》本,明代孟称舜编《古今名剧合选·酹江集》本和明代臧晋叔编《元曲选》本。臧晋叔曾参照多种藏本进行加工校订,故关剧诸版本中以臧本为最佳(下同,不一一注明)。

②望江亭中秋切□:共四折。现存明息机子编万历二十六年(1598)《杂剧选》本、明王骥德编万历顾曲斋刊《古杂剧》本和《元曲选》本。前两本剧名作《望江亭中秋切□旦》。

③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共四折。现存版本,有《古名家杂剧》本与《元曲选》本。

④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四折一楔子。《录鬼簿》于关汉卿名下未著录此剧,故本剧是否关作,有人持怀疑态度。但明代《古名家杂剧》本和《元曲选》本都题“关汉卿撰”;《今乐考证》、《曲海总目提要》诸书也题“关汉卿撰”。从剧作艺术风格看来,也与关剧肖似。且第三折张□唱词中曾引用与关氏“莫逆交”的杨显之《酷寒亭》剧中的故事,故在未有新的否定材料发现之前,可暂定为关作。现存主要有《古名家杂剧》本与《元曲选》本。

⑤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四折一楔子。孟称舜、曹栋亭刊本《录鬼簿》未著录此居,故有人疑非关作。但天一阁本《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古名家杂剧》及《元曲选》均题关汉卿撰,故可以肯定为关作。现存有《古名家杂剧》及《元曲选》本。

⑥杜蕊娘智赏金线池:四折一楔子。现存有《古名家杂剧》本、顾曲斋《古杂剧》本、《古今名剧合选·柳枝集》本及《元曲选》本。

⑦钱大尹智宠谢天香:四折一楔子。现存《古名家杂剧》本及《元曲选》本。

⑧温太真玉镜台:四折。现存《古名家杂剧》本、《古杂剧》本、《古今名剧合选·柳枝集》本与《元曲选》本。

⑨尉迟恭单鞭夺槊:四折一楔子。现存明赵琦美《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本和《古名家杂剧》本、《元曲选》本。后二本题尚仲贤撰。尚仲贤所作为《尉迟恭三夺槊》,现存《元刊杂剧三十种》本,故从赵琦美钞校本,定为关作。

⑩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四折。现存《元刊杂剧三十种》本、《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本及近人王季列编《孤本元明杂剧》本。《录鬼簿》与《元刊杂剧三十种》著录本剧名目为《关大王单刀会》,脉望馆本作《关大王独赴单刀会》。

□王闰香夜月四春园:四折。《录鬼簿》有《钱大尹鬼报绯衣梦》,即本剧。天一阁本《录鬼簿》简名《非衣梦》,题目正名为“王闺香夜昂四春园,钱大尹智勘非衣梦”。说集本、孟称舜本《录鬼簿》简名《绯衣梦》,《也是园书目》作《钱大尹智勘绯衣梦》。现存《古名家杂剧》本、《古杂剧》本与《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本。

□刘夫人庆赏五侯宴:五折一楔子。本剧是否关撰,尚不能肯定。剧中较多描写了关剧其他本子中未出现过的农村生活场景,还采用了五折一楔子的形式。这在关剧中属破例。这些地方都说明本剧是否关撰确存在疑点。现存《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本及1941年王季烈编印的《孤本元明杂剧》本。

□邓夫人苦痛哭存孝:四折。现存有《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本与《孤本元明杂剧》本。

□山神庙裴度还带:四折一楔子(楔子在第四折前)。按元末明初贾仲明也有《裴度还带》剧,天一阁本《录鬼簿续编》题目正名为“长安市□涯报恩,山神庙裴度还带”。因此有人认本剧为贾作。现存《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本与《孤本元明杂剧》本。

□状元堂陈母教子:四折一楔子。本剧名目孟称舜本、曹栋亭本《录鬼簿》俱不载,思想倾向、艺术风格和关汉卿其他喜剧不类,疑非关作。现存《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本与《孤本元明杂剧》本。

□闺怨佳人拜月亭:原本未分折目,实应为四折一楔子。有《元刊杂剧三十种》本,仅存曲词及部分科白。

□诈妮子调风月:原本未分折目,实应为四折,有《元刊杂剧三十种》本,仅存曲词及部分科白。

□关张双赴西蜀梦:有《元刊杂剧三十种》本,无“题目正名”及科白,仅有四套曲词。

此外有剧目流传的尚有下列45种:

(1)董解元醉走柳丝亭(《录鬼簿》著录剧名,已佚,下同)

(2)丙吉教子立宣帝   (3)薄太后走马救周勃

(4)太常公主认先皇   (5)曹太后死哭刘夫人

(6)荒坟梅竹鬼团圆   (7)风月状元三负心

(8)没兴风雪瘸马记   (9)金银交钞三告状

(10)苏氏进织锦回文  (11)□仙桥相如题柱

(12)金谷园绿珠坠楼  (13)汉匡衡凿壁偷光

(14)刘夫人书写万花堂 (15)吕蒙正风雪破窑记

(16)晏叔原风月鹧鸪天 (17)姑苏台范蠡进西施

(18)开封府萧王勘龙衣 (19)柳花亭李婉复落娼

(20)甲马营降生赵太祖 (21)贤孝妇风雪双驾车

(22)双提尸鬼报汴河冤 (23)老女婿金马玉堂春

(24)宋上皇御断姻缘簿 (25)崔玉箫担水浇花旦

(26)隋炀帝牵龙舟   (27)风雪狄梁公

(28)屈勘宣华妃    (29)月落江梅怨

(30)管宁割席     (31)白衣相高凤漂麦

(32)孙康映雪     (33)唐明皇哭香囊

(34)唐太宗哭魏徵   (35)武则天肉醉王皇后

(36)翠华妃对玉钗   (37)汉元帝哭昭君

(38)刘夫人救哑子   (39)刘盼盼闹衡州

(40)吕无双铜瓦记   (41)风流孔目春衫记

(42)萱草堂玉簪记   (43)楚云公主酹江月

(44)鲁元公主三□赦  (45)醉娘子三撇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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