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人简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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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海

康进之

康有为

康与之

孔平仲

孔  融

孔尚任

寇  准

况周颐

康  海 

明代文学家。字德涵,号对山、浒西山人、□东渔夫。陕西武功人。弘治十五年(1502)状元,任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等。正德五年(1510),刘瑾被诛,康海受牵连而免职。归乡里后,以山水声伎自娱。他是前七子之一。作品有杂剧《中山狼》、散曲集《□东乐府》、诗文集《对山集》。

康海创作的杂剧《中山狼》是讲述东郭先生救一只中箭逃命的狼,自己几乎反被狼所害的故事。通过对狼的本性的揭露,骂尽一切负国家、 负父母、 负师友的无耻之徒,同时嘲讽了迂腐的东郭先生“无所不受”的“仁心”,颇有深意。全剧紧凑,富有戏剧性。曲白生动而自然,具有爽直古朴的特点,剧中狼、老杏、老牛开腔说话,情态逼真,饶有童话色彩。一说《中山狼》杂剧是为影射李梦阳负恩而作。

康海的散曲,今存套数 30余首、小令200余首,曲作的主要内容一是抒发其愤世嫉俗的情怀,如“真个是不精不细丑行藏,怪不得没头没脑受灾殃。从今后花底朝朝醉,人间事事忘。刚方,溪落了膺和滂;荒唐,周全了籍与康”(〔雁儿落带过得胜令〕)。表现了他自认为无辜遭殃的满腹牢骚,并夹杂着几分玩世不恭的幽默。二是倾吐其徜徉山水的闲情逸致,如〔叨叨令〕《秋兴次□陂韵》就着重表现了作者对“有时节望青山看绿水乘嘉树,有时节伴渔樵歌窈窕盟鸥鹭”生活的欣喜之情。他的散曲一般都写得豪放爽健。但有时过多的生造和堆砌词藻,是其缺点。

康海也有诗,数量颇繁富,但多率直之作,比较粗糙。

康进之 

元代戏曲作家。棣州(今山东惠民)人。生卒年及生平事迹均不详。作杂剧两种:《黑旋风老收心》、《梁山泊李逵负荆》,今存《李逵负荆》一剧。

《李逵负荆》写在梁山附近开酒店的王林的女儿满堂娇,被冒充宋江、鲁智深的恶棍宋刚、鲁智恩抢去。李逵听说后,不加分辨回山寨怒斥宋江、鲁智深二人。李逵还立下军令状,同宋、鲁一起下山找王林对质。后真相大白,李逵知错,负荆请罪,宋江即命李逵除二恶棍,将功折罪。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李逵的英雄形象。他鲁莽、轻信,却又直率而勇于认错。这一切都出自对梁山义军的忠诚,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剧情发展虽然建立在误会的基础上,却符合李逵性格鲁莽刚直的特点。正是通过李逵维护梁山泊名声的行动,展现了梁山义军和人民的血肉关系。作者还善于运用生动的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如李逵下山时的赏景、背诗,寄托了他对山寨的感情;下山对质时急如星火,生怕宋江等二人不肯前去;负荆请罪时,既羞愧又装傻装呆,希望得到宽恕;惩办恶棍时又是勇猛果敢。这些描写,不仅具体表现了李逵嫉恶如仇、豪爽天真的性格,还加强了剧本的喜剧色彩。全剧曲词豪放,曲白生动。明代戏曲家孟称舜评为“曲语句工当行,手笔绝高绝者”。历来元剧研究者都以为它是元代水浒戏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论者也有认为本剧写李逵下山时一路赏景追逐水流桃花的较细致的刻画,负荆前一度想到自尽的描写,都是传说中的李逵性格还未最后定型的标志。此可备一说。

康有为 

近代思想家、 政治家、 文学家。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家为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祖父赞修,道光举人,曾为州学正、训导。父亲达初,早年从朱次琦游学,做过知县。

生平和思想 咸丰八年(1858),康有为生于南海西樵之银塘乡(亦名苏村)(见彩图广东南海县苏村康有为故里)。7岁能文,被目为神童。又有志于圣贤之学,开口不离圣人,乡里戏呼为“圣人”。19岁得从同县大儒朱次琦学习。朱次琦,号子襄,道光年间进士,教授于本乡礼山草堂,学者称九江先生。他沟通汉学与宋学,而直溯孔子,自有一套教学体系。除教授生徒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外,又注意学生孝悌、气节、气质、威仪等品德修养,“一时咸推为师表”(缪荃孙《朱次琦传》)。康有为从朱学习三年,思想颇受其影响,也为学业奠定了基础。

康有为从礼山草堂回西樵山后,开始了接触新知识的时期。他在西樵山独学的4年中,除研究史学并由宋明性理而扩及佛学外,因结交张延秋编修,得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道、咸、同三朝掌故”(《自订年谱》)。又遍读当时所能见到的、由江南制造局及西方教会所译的各种西书。光绪八年(1882),他赴京师应顺天乡试下第南归,复游上海。前此他曾游览香港,至此愈加感到“西人治国有方”,不可像古人那样把外域都看做是不开化的夷狄,更大量购买西书而归。从此遂大讲西学。由于广读西书,思想变化日益显著,自成其独特的体系。他学习算学,“以几何著人类公理”(同前),并著内外《康子篇》,内篇言天地人物之理,外篇言政教艺乐之事。

光绪十四年(1888)以后,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刺激下,康有为开始接触实际政治,并以自己学习所得教授生徒和著书立说,扩大影响。光绪十四年他赴京师应顺天乡试,又落第,鉴于中法战争后,国势日蹙,乃于九月发愤上万言书(《上清帝第一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书虽为顽固派所阻,未得上达,但引起朝野很大震动。次年归粤后,学海堂学生陈千秋、梁启超以弟子礼来请教,康有为对他们“所挟诗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梁启超《三十自述》)。陈、梁闻所未闻,遂退出学海堂,跟从康有为学习。康有为于光绪十七年(1891)开万木草堂,讲义理之学、经济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从学者日益增多,有韩文举、梁朝杰、麦孟华、徐勤等,而陈千秋、梁启超为学长。康有为“讲中国数千年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断之”。同时又著书多种,以《新学伪经考》为最著名,陈千秋、梁启超协助编纂。光绪十九年(1893)康有为中本省举人。次年会试落第,他的著述与讲学遭到给事中余晋珊严词弹劾,斥为“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自订年谱》)。经梁启超奔走营救始得解脱。冬游桂林,住风洞山,着手著述《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这年下半年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战败,洋务破产,举国悲愤。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康有为与梁启超一同入京参加进士考试,正值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订定和约成,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举国哗然,各省入京会试的举人情绪激烈。先有广东梁启超等联名数十、百人到都察院上书请代奏,各省分批继之,但毫无结果。于是康有为复主其事,以一昼二夜草疏万数千言,“伏乞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上清帝第二书》),合十八省举人集议于松筠阉,参与上书联名的共1200余人,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是近代一次带有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而都察院以和约已签字,无法挽回,拒不收。上书后几日,会试榜发,康有为中进士第八名,授工部主事,他不到任,于两个月中又连上两书,对变法的内容、步骤作了具体补充,仍不得上达,遂南归。曾到南京游说张之洞开强学会,因学说不同未成。此后继续在万木草堂讲学,续成《孔子改制考》等书。又曾至澳门,与何君穗创办《知新报》,并完成由光绪十二年即着手编辑的《日本变政考》。又到桂林与唐景崧、岑春萱开圣学会。康有为墨迹

光绪二十三年(1897),德国藉口曹州教案,派兵强占胶州湾。十二月康有为“万里浮海”,再赴京师上书言事。指出“瓜分之祸,迫在目前,其所以致之者,‘兼弱攻昧’之历史公例然也。夫今日在列大竞争之中,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按轻重缓急,提出变法的次第,第一策“采法俄、日以定国是”,第二策“大集群才而谋变政”,第三策“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上清帝第五书》)。接着又上一书,均不得行。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正月初三康有为被邀到总理衙门,李鸿章、翁同□、荣禄、廖寿恒、张荫桓等问以变法之宜。顽固派荣禄仍反对变法。次日,康又进呈《日本变政考》及《俄彼得变政记》。初八日又应诏上统筹全局摺,复又上一书。自光绪十四年至此共上清帝七书。四月二十八日康有为被光绪帝召见。至九月二十九日奉光绪帝密诏离京,共90日,即近代史上著名的“百日维新运动”,终因顽固派的镇压而失败。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国外,赴日本、加拿大、英国,继续坚持君主立宪的保皇立场。在日本与梁启超一起拒绝与孙中山革命派合作。在英国,幻想借助英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扶助光绪帝重掌大权,没有成功。光绪二十五年(1899)七月组织保皇会。次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京师。康有为组织门人唐才常创立自立军“勤王”。自立军失败,康避居印度大吉岭,除撰述《大同书》等书外,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写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其坚持立宪保皇、反对革命的种种论调遭到革命派章炳麟的严厉驳斥。此后,康有为离开印度,往返游历东南亚诸国和欧美十余国,后居南洋。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在日本,仍坚持反对民国,遭到孙中山指责。1913年因母丧归国,移居上海。19176,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张勋拥清废帝复辟,他至京,任弼德院副院长。张勋复辟失败,他去青岛。

康有为属于今文经学派,著作丰富,最能代表其思想的有:①《新学伪经考》。他认为西汉只有十四今文博士,没有所谓古文经。西汉末刘歆力争新立博士的古文经,如《周礼》、《左传》、《毛诗》等,都是刘歆伪作。刘歆所以作伪经,是为帮助王莽篡汉,以乱孔子制作《六经》之真。所以伪经是新(王莽国号曰新)学,不是汉学。这样便动摇了清正统学派所谓汉学的基础,并启发学术界对古代典籍的怀疑。其说虽缺乏说服力,却发生了重大影响,直接波及“五四”以后的疑古派。②《孔子改制考》。他认为《六经》皆孔子所创作,目的在改定制度。为要取得人们的信任,孔子托之古代圣贤,而且以为周秦诸子无不托古改制。他所说改制,实即政治革命,社会改造。所以他喜言《春秋》公羊学派“通三统”、“张三世”之说,以为时代不同当随时因革,愈改革而愈进步。此说实为康有为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并动摇了尊古信古的风气,使汉学宋学都失去基础。而其尊孔实置孔子于诸子之列,无形中又启发了人们疑孔。③《大同书》。此书在著作时间上有问题,康有为生前无完本。据云康密不以示人。此书以《春秋》公羊义的三世说,傅会《礼记》里《礼运》上一段话,以“大同”为“太平”之世。大同之世,无国家、种族、阶级、家庭等界限,儿童、老人各有教养,人人平等,无贵无贱,有享乐,无痛苦,有公德,无私产。实糅合佛教极乐世界、儒家大同思想和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悬拟而成。康有为认为当时为小康之世,未到大同之世,公布则徒乱人意,故终生没有公布。

文学创作 康有为的文学创作主要是诗。他不以诗人自命,而好吟咏,以余事为诗。他的诗散佚甚多,今存千余首。“检收坠简写乌丝,五十年来千首诗”(《旧作诗篇,……辑成题之》)。自称“其数多于李杜,比古人为大集矣”(《吾诗久多流佚……》)。这还只是一般诗歌大家的表现,更重要的是他对诗界的开拓。他不满意清中叶以来的诗风:“一代才人孰绣丝,万千作者亿千诗;吟风弄月各自得,覆酱烧薪空尔悲。”他和改良派的其他诗人如黄遵宪、梁启超一样,自觉地反映新世界,扩大诗的领域,创造诗的异境和新声。“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与菽园论诗……》)。他自豪地说:“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着元明。”(同前)诗到李杜,意境和领域已空前扩大。杜甫有句云:“诗尽人间兴,兼须入海求”(《西阁二首》其二);韩愈也有句云:“谁能驾飞车,相从观海外”(《感春三首》其二);他们还想写及更广大的领域,但受时代局限,终于没能写出中国九州之外的大九州,没有写出瀛海,没有写出整个世界,而康有为却做到了这一点。康有为在自编诗集《自序》中说:“然性好游,嗜山水,爱风竹……则余事为诗,天人之感多矣。及戊戌□祸,遁迹海外,五洲万国,靡所不到,风俗名胜,托为咏歌。莫拔抑塞磊落之怀,日行连□奇伟之境。临睨旧乡,□回故国,阅劫已夥,世变日非。……河梁陇首,游子何之;落月屋梁,水波深阔。嗟我行迈,皆穷于诗……”比较全面地触及作诗的态度、诗的内容以及其诗与其特殊政治生活遭遇的关系。他又有《避地槟榔屿不出日诵杜诗消遣》一诗,以杜甫自况并欲学为杜甫诗史,虽不很确切,但其身世行迹却有与杜甫相似之处。特别是杜甫的忠君爱国的思想,尤其引为同调。康有为的诗为其思想、政治活动所掩,在晚清,梁启超以“元气淋漓”、“卓然称大家”称之,与黄遵宪并列,是有识见的评价(《清代学术概论》三十一)。

康有为的诗可分三个时期:戊戌以前是一期,海外流亡是一期,辛亥回国后又是一期。这后一期可以不论,即以前二期观之,亦足以为一大家。其第一期,不为科名,从事改良运动,讲学以培养人材,博学以致力于吸收外国文化历史新知识。其为诗以反映时局变化和改良运动为突出内容。如光绪十四年(1888),他第一次以诸生上书请变法,不达,作《出都留别诸公》 5首,其一云:“天龙作骑万灵从,独立飞来缥缈峰。怀抱芳馨兰一握,纵横宙合雾千重。眼中战国成争鹿,海内人材孰卧龙?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锋!”怀抱着救国的理想,高瞻远瞩,对国家民族的命运,表示十分关切,志气豪迈,自视不凡,跃跃欲试。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步步进逼和改良运动的日益发展,他写了许多反映时事的诗篇,密切地为改良运动服务,亦成为近代诗史的篇章。如《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歌颂变法运动,表现着昂扬的爱国主义感愤,亦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虽然康有为诗的精神和黄遵宪一致,但在创作方法上,却和黄有所不同。他在戊戌变法前所写的诗大抵是政治抒情诗,直抒感慨怀抱,不作具体描写,表现一种飞动的气势和冲破约束的解放精神。康有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和他早年自学西学分不开的。他能体会西学和西方科学文化的特点和优点,而不固执于东方古老文化的独尊,是康有为能成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一个重要的条件。他游历香港和上海,看出西方治道有方,而思有所学习,《初游香港□欧亚各洲俗(己卯冬月)说:“关岛神皋聚百□,别峰通电线卑微。半空楼阁陵云起,大海艨艟破浪飞。夹道红尘驰□□,沿山绿囿闹芳菲。伤心信仰非吾土,锦帕蛮□满目非。”赞美香港的物质文明、现代科学技术成就和都市的繁华秩序,而伤心其为西人的殖民地。赞美的是西学,伤心处是中国处于贫弱的地位而为西人所统治。

康有为很大部分的诗,是第二期流亡海外所作。他以政治为专业,考查各国政治历史,虽其目的在于保皇,在于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君主立宪,但他在此时期所作的诗,实远超出他的政治意图之外。他通过诗,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大九洲,即新世界,此中国传统诗前所未有,而为改良派人物所独辟。康有为不厌其烦反复地游览异国,表现他所见闻的一切。如《偏游欧洲十一国题词》:“留滞欧洲半载余,遍游十国走飞车。腥鱼乾脔难为饱,华屋巍楼颇可居。风化何能比中土,物华差或胜方舆。地中有海生人白,二者天骄我不如。”他的东西方学术的深厚修养和诗人好吟咏的兴味,又完全足以达到其目的。这使他的诗成为杜甫以后新的最大的诗史,他的女儿康同璧在跋文中说:“世之读其诗者,作中国维新史观可也,作世界风俗史观亦可也。”晚清诗论家陈衍说:“中国与欧美诸洲交通以来,持□与敦□者,不绝于道。而能以诗鸣者,惟黄公度。其关于外邦名□之作,颇为夥颐。而南海康长素先生,以逋臣流寓海外十余年,多可传之作。”(《石遗室诗话》卷九)康有为大量的海外之作,成为他考察各国政教风俗、史迹文化和风景名胜的记录,不同于旧时山水游览诗的新派诗。其气势汪洋恣肆,共文辞瑰丽自然,无□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之弊。梁启超对康有为诗的高度评价,殆非虚语。《槟榔屿放歌行》、《地中海歌》、 《罗马怀古》、 《巴黎登气球歌》、《纽约楼阁高二三十层……》、《五渡大西洋放歌》等,可见其视野开阔,心奇壮观,确非传统诗歌所能有。“巨浪掀天不知远,但看海月夜中生”(《己亥二月……渡太平洋》);“云垂大野星辰炯,水接长天岛屿微”(《五月出利物浦,渡大西洋……》);“两洲连跨三邦土,半日飞行一叶舟”(《除夕携眷自摩洛哥返西班牙……》);如此海洋景色,非身历其境而又敏于即景描绘的诗人,何能想象而得之!康有为众多可传的诗篇,是“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难得的结晶。山东青岛康有为墓

康有为的散文,主要是政论文,也有自己的特点。他以新旧学或中西学为基础,思想奔放,直抒己见,据古证今,畅所欲言,意无不达。无视传统古文的程式定局,而又能吸取其所长。或散行,或骈偶,偶多于奇,朴实自然。富于想象和瑰丽之词,也有龚自珍散文的影响,但比龚文汪洋雄伟、放纵和流畅,而奇诡钩棘较少。实开梁启超“新文体”的先路。“上清帝”七书可视为他政论文的代表作。

本集和资料研究 康有为诗集最初有梁启超手写 4卷,上海广知书局影印本。卷首有康有为《自序》,光绪三十四年出版。梁写成4卷时,康已编诗至11卷(自延香老屋集至南兰堂诗集)。后有康同璧续编 4卷(卷十二至卷十五),为崔斯哲手写,19414月商务印书馆影印。康同璧跋文后,复有崔斯哲的跋文。此诗集仍非全本,集外尚有佚诗。

《康南海文集》与《梁任公文集》合刻,1914年上海共和编译局印行。此集共分9类,其中著述有4种,游记有 5种。文则有论说、序跋、奏议、拟案、书牍、祭文等,最后为诗。其书为临时编印,所缺甚多。1917年,有所谓“足本”《康南海文集汇编》,共 8卷。卷一至卷四为《言论》;卷五至卷七为《政策》;卷八为《学术》、《艺林》(附诗词),则其非“足本”明甚。

康有为学术著作单行本有《新学伪经考》,《大同书》,《论语注》,《广艺舟双楫》,《欧洲十一国游记》等。又有新编《康有为和保皇会》、《康有为政论集》等。诗文有《康有为诗文选》。台湾蒋贵麟编辑的《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共22集,所收康氏著作最齐全。

关于康有为研究资料,传记则有《康南海自订年谱》截至戊戌变法以前。其后则有其子编《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以传记名者,最初则有梁启超作《南海康先生传》,后有东莞张伯桢著《南海康先生传》,又有《清史稿·康有为传》。其见于近代研究者则有: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清代学术概论》,侯外庐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编《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

康与之 

南宋词人。字伯可,号顺庵。滑州(今河南滑县)人。生卒年不详。建炎年间,高宗驻维扬,康与之曾上《中兴十策》,劝谏高宗“移跸关中,号召两河”,“选天下英才,日侍以讲利病”。主张组织河北人民自相择帅,团结抗金,加强对江淮漕运的管理等。他的建议虽未被采纳,但在当时名声甚著。后来秦桧当国,他趋附求进,为“秦十客”之一,被擢为台郎。每当两宫宴集,专写应制的谀颂歌词,从此声名扫地。秦桧死后,他被除名,解送钦州,接着移至雷州,不久又解往新州牢城收管。 康与之的词多为记宫廷游赏和以闺情为题的应制之作,如〔瑞鹤仙〕《上元应制》、〔汉宫春〕《慈宁殿元夕被旨作》等,竟把南宋的偏安说成是“喜皇都旧日风光,太平再见”,完全是对现实的粉饰。他有一部分怀古词,如〔诉衷情令〕《长安怀古》、〔菩萨蛮令〕《金陵怀古》等,流露了一些时代丧乱、国家败亡的感慨。还有被贬岭海后的作品,如〔丑奴儿令〕《自岭表还临安作》、〔满江红〕《杜鹃》等,表现了天涯羁旅、思乡念旧的情怀。

宋代人鄙夷他的为人,可是对其作品却有过较高的评价。如黄□《中兴以来绝妙词选》认为他的词“篇篇精妙”,竟选入23首之多。词人沈义父、张炎等都把他和柳永并称为“康、柳”,说明他在艺术风格上与柳永词有相近之处。清人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中也说:“其词哀感顽艳,尽有佳者。”两人都从音律的和协、句法的精美方面赞扬了他的成就。

著有《顺庵乐府》5,已佚。今人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辑得30余首。

孔平仲 

北宋诗人。字义甫,一作毅父。新喻(今江西新余县)人。生卒年不详。治平二年(1065)举进士,曾任秘书丞、集贤校理,又提点江浙铸钱、京西刑狱。绍圣年间,言官参劾他元□时附和旧党当权者,因而被削官,出知衡州(今湖南衡阳市)。又有人弹劾他不推行常平仓法,而徙官韶州(今广东韶关市)。因他曾上书辩解,再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县东)别驾。安置编管于英州(今广东英德县东)。徽宗即位,才召为户部、金部郎中,后出任外官,提举永兴路刑狱,帅□延、环庆等路。党论再起,被罢官,不久去世。

孔平仲长于史学,工文词,富于词藻,著有《珩璜新论》、《续世说》、《孔氏谈苑》、《朝散集》等。他的诗富有现实内容,如《铸钱行》揭露铸钱扰民:“三更趋役抵昏休,寒呻暑吟神鬼愁。从来鼓铸知多少,铜沙叠就城南道。钱成水运入京师,朝输暮给苦不支。海内如今半为监,农村斗粟却空归。”《熙宁口号》数首,有的歌颂新法的成效,有的指出新法的弊病。他的诗豪放流丽、近于苏轼,如《霁夜》:“寂历帘栊深夜明,睡□清梦戍墙铃。狂风送雨已何处?淡月笼云犹未醒。”

孙平仲与其兄文仲、武仲俱有文名,时号“三孔”。孔平仲“工词藻,故诗尤夭矫流丽,奄有二仲”(《宋诗钞·平仲清江集钞》)。有《清江三孔集》40卷,内文仲2卷,武仲17,平仲21卷,有《豫章丛书》本和振绮堂钞本。钱钟书认为郭祥正《青山集》续集几乎全是孔平仲作品(《宋诗选注》)。

孔  融 

东汉文学家。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灵帝时,辟司徒杨赐府。中平初(185),举高第,为侍御史,与中丞不合,托病辞归。后辟司空府为僚属,拜中军候,迁虎贲中郎将。献帝初平元年(190),因忤董卓,转为议郎,出至黄巾军最盛的青州北海郡为相。兴平二年(195),刘备表荐他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袁绍之子袁谭攻青州,孔融只身出奔,妻子被俘。曹操迁献帝都许昌,征孔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在许昌,不满曹操雄诈,多所乖忤,被奏免官。后复拜太中大夫,退居闲职,好士待客,座上客满,奖掖推荐,声望甚高。终为曹操所忌,枉状构罪,下狱弃市。 孔融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继蔡邕为文章宗师,亦擅诗歌。魏文帝曹丕悬赏征募他的文章(《后汉书·孔融传》),誉为建安七子之首,叹为“扬(雄)、班()俦也”(《典论·论文》)。文章以议论为主,内容大抵为申张教化,宣扬仁政,荐贤举能,评论人物,多针对时政直抒己见,颇露锋芒,个性鲜明。在艺术上,文句整饬,辞采典雅富赡,引古论今,比喻精妙,气势充沛。《荐祢衡疏》力荐青年才士祢衡,要求“令衡以褐衣召见”,称赞祢衡“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若仇”,盛夸他“飞辩骋辞,溢气坌涌,解疑释结,临敌有余”;《与曹公论盛孝章书》引经据典,反复论证,从人情友道、宰相惜贤等方面讽谕曹操解救被孙权围困的盛孝章,义不容辞;至于讽刺曹丕纳袁熙妻为妾,比喻为“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与曹公书》);嘲弄曹操远征乌桓,可以把从前“肃慎氏不贡□矢,丁零盗苏武牛羊”一并查究;反对曹操禁酒,则发怪论说“尧非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难曹公表制酒禁书》)等;都可见文如其人,以才气取胜。所以曹丕论其文“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典论·论文》)。

孔融诗今存5首。《临终诗》抒泄忠悃孤愤之情:“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靡辞无忠诚,华繁竟不实。”风格与无名氏古诗相近。题一作《折杨柳行》(《北堂书钞》)卷一百五十八),亦可见当时古诗与乐府五言往往相混。其六言诗 3首叙汉末董卓作乱及曹操迁许史事,为咏史一类,而语言通俗,叙史简明。此外,《古文苑》载有孔融《杂诗》2,但《文选》李善注引屡作李陵诗,真伪莫定。而其诗亦近无名氏古诗一类,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系入《李陵录别诗》。

孔融著述,《隋书·经籍志》载《孔融集》9,已散佚。今存其集都是明、清人辑本,通行本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孔少府集》 1卷。孔融文又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其诗又见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汉诗》和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

孔尚任 

清初诗人、戏曲作家。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岸堂,又号云亭山人。曲阜(今属山东)人,为孔子64代孙。父亲孔贞□,崇祯六年(1633)举人,博学多才,崇尚气节,终生不仕。

生平事略和文学创作 孔尚任为孔子后代,继承了儒家的思想传统与学术,自幼即留意礼、乐、兵、农等学问,还考证过乐律,为以后的戏曲创作打下了音乐知识基础。

20岁前后,孔尚任考取县府学生员。后来参加岁考,没有录取。但孔尚任并没有放弃做官的念头,他典卖了家中田地,捐资纳了一个“例监”(国子生)。31,他于县北石门山,读书著述,谈古论今。在少年时代和读书石门山时期,孔尚任已对南明兴亡引起注意。这期间,他曾从亲友处采取轶闻,又从诸家记载中撷取史实,准备写一部反映南明兴亡的传奇。这就是《桃花扇》创作的酝酿时期。清代康熙刻本《桃花扇》

康熙二十一年(1685),孔尚任35岁时,应衍圣公孔毓圻之请出山,修《家谱》与《阙里志》,教习礼乐子弟,采访工师,监造礼乐祭器,为康熙帝玄烨第一次南巡祭孔活动作准备。次年康熙亲自到曲阜祭孔。这是清统一全国以后第一次最引人瞩目的尊孔大礼。孔尚任被选为御前讲经人员,撰儒家典籍讲义,在康熙面前讲《大学》,又引康熙观赏孔林“圣迹”。因讲经、导览都能称旨,康熙破格升他为国子监博士。意外的恩荣遽然激发了他对清统治者感恩戴德之情,他一面对“不世之遭逢”受宠若惊,一面准备“犬马图报,期诸没齿”,充分反映了这个局限于个人升沉知遇的儒生对新统治者的依附态度。

康熙二十四年(1658)初,孔尚任进京,正式走上仕途。当他还来不及显现其儒学经纶的才能时,七月初,即奉命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往淮扬,协助疏浚黄河海口。孔尚任本期望为朝官,意在于“清华要津”,现一旦与渔人为邻,鸥鹭为伍,颇为失望。滞留淮扬四年,孔尚任时有迁客羁宦、浮沉苦海之感。他亲见河政的险峻反复,官吏的挥霍腐败,人民的痛苦悲号,发而为“呻吟疾痛之声”,成诗630余首,编为《湖海集》。这些作品摆脱了早期宫词和应酬、颂圣之作的不良倾向,较深切地反映了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些认识。

淮扬一带是明清之际政治军事斗争的重要地区。在这里,孔尚任驻足于南明江北河防之地。在扬州登梅花岭,拜史可法衣冠冢;在南京过明故宫,拜明孝陵,游秦淮河,登燕子矶,他特地到栖霞山白云庵,访问了后来被写进《桃花扇》的张瑶星道士。这表明,孔尚任正为《桃花扇》的创作积极进行着实地考察。这时,他还结交萃集在这些地方的明代遗民,其中有与明末政治斗争有密切关系,或与清政权持不合作态度的冒襄、黄云、邓汉仪、许承钦、龚贤、石涛,谈古论今,过从密切,有时“所话朝皆换”,竟秘而不为“门外人道”。淮扬四年不仅是孔尚任对现实认识的深化时期,也是创作《桃花扇》最重要的思想和素材的准备时期。

康熙二十九年(1690),孔尚任回京,开始了10年京官生涯。前5年,他仍做国子监博士,三十四年(1695)秋升为户部主事,奉命在宝泉局监铸钱币。三十九年(1700)三月,为户部广东司员外郎,同月即罢官。这时期,虽然结束了湖海生活,但始终遭到冷遇,更无法发挥他颇为自许的管晏济时之才。10年中,他写了《岸堂稿》、《长留集》(与刘廷玑合著)等诗文作品,时时感叹自己穷愁潦倒、碌碌无成。“弹指十年官尚冷,踏穿门巷是芒鞋”,正是他10年宦情的概括。这些苦闷,无疑没有摆脱个人仕途升沉变迁之感,但有些诗却也加深了思想深度,诸如否定君王“造命”,揭露官场倾轧,直指“盛世”为“浊世”之类,都表现出对康熙的所谓知遇之恩、险恶的宦海风波、现实的黑暗混浊等方面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因而,当他以东鲁狂生自命,“弹铗燕市中,独歌不逐吠”的时候,表现出了难以抑制的激愤。

孔尚任是一个具有儒家正统立场和思想倾向的士人。他需要依附于统治阶级,他对康熙皇帝一度怀着强烈的感激之情,但因为不得志,他对清廷的掌权派不满,并逐渐对康熙的“知遇”之恩表示怀疑。他希望用世,施展才能,不羞谈仕途经济,但在浊流中仍保持着自己的情操,并且对历史和现实有自己的见解。他时而讴歌新朝,时而怀念故国;时而攀附新贵,时而与遗民故老神交莫逆。清初复杂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形成了他复杂的变化着的思想立场。这就是孔尚任从事戏曲创作时的思想状况。山东曲阜孔尚任墓

康熙三十年(1691),孔尚任购得唐代宫廷著名乐器小忽雷。三十三年(1694),与顾彩合作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传奇《小忽雷》。作品以梁厚本购小忽雷、郑盈盈弹小忽雷,二人终于结成夫妇的遭遇为线索,表现了一代文人的沉郁不平,歌颂了郑盈盈不慕富贵,不畏强暴,坚贞不屈的反抗精神;作品着重描写了帝王的昏庸、藩镇的跋扈,权臣、宦官的专横与倾轧,反映了唐代元和至开成之间朝政的腐败情况。在史料的取舍上,剧本充分重视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很多人物、事件“斑斑可考”;但在具体的人物(如梁厚本、郑盈盈)关系、情节发展上,又进行着大胆的虚构。这部剧本是孔尚任在创作《桃花扇》之前的探索性成果。它为《桃花扇》的创作提供了艺术经验。

经过10年的苦心经营并三易其稿,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孔尚任完成了他的传奇戏曲名著《桃花扇》。一时,“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歌台演出,“岁无虚日”。它的出现,标志着汤显祖以后,中国戏曲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他与洪□一起,成了清代最享盛名的戏曲作家。

《桃花扇》的故事及其思想意义 《桃花扇》写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避乱南京,结识了秦淮名妓李香君。两人一见钟情,定情次日,香君得知婚事费用皆出于魏忠贤余孽阮大铖,其意在结纳方域,以求开脱恶名。香君义形于色,立即下妆却奁以还。大铖衔恨,乘左良玉移兵南京之时,谣言方域为良玉内应。为避害,方域往淮南投奔史可法,为之参赞军务。甲申三月,李自成入京,崇祯自缢,□臣马士英、阮大铖等即于南京迎立福王,建立南明朝廷。昏王□臣不理朝政,征歌逐舞。马士英、阮大铖又屡屡加害香君,香君不屈,守楼明志,血染桃花,廷筵骂座,入宫软禁。方域回到南京,与复社文人一起被阮大铖捕获,也锒铛入狱。不久清兵南下,弘光、马、阮出逃。方域出狱,随张瑶星往栖霞山。香君趁乱出宫,也随人入山。侯李二人在祭坛相遇,张道士以国恨、家恨之言点醒他们,二人双双入道。全剧在一派悲歌声中结束。

《桃花扇》的思想意义在于:明朝灭亡以后,孔尚任第一个以戏曲的形式,展现了明末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评价了南明的历史,艺术地总结了这一段历史教训。但由于他的阶级立场和清政府专制统治所导致,孔尚任歪曲了农民革命和明王朝的矛盾,回避了清兵入关、南下的暴行,有时甚至对清统治者加以粉饰,损害了这种总结的正确性和深刻性。但是,作品暴露了南明小朝廷的昏庸和腐败,揭露了上层统治集团及各军事首领间的尖锐矛盾,刻画了马士英、阮大铖一伙迫害清议派和无辜百姓的凶残面目,鞭挞了他们在国家危急时的投降主义本质。在表现正面人物时,孔尚任描写了民族英雄史可法抗击清兵的决心,表现了他在“江山换主”以后沉江殉国的英雄气概。作者赞扬了李香君关心国家命运、反对邪恶势力的可贵气节,肯定了民间艺人柳敬亭、苏昆生为挽救国家危局不惜奔波以及他们和其他歌妓、艺人、书商等下层人民反对权□、关心国事、不做顺民的正义感和民族气节。在正反人物形象的强烈对比中,人们看出了明朝“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桃花扇小引》这一幕江山沦亡、“舆图换稿”的历史悲剧,激发了当代人的故国情感,唤醒了潜在的民族意识。孔尚任墨迹

《桃花扇》的艺术成就 《桃花扇》取得了多方面艺术成就。

在戏剧结构上,孔尚任以概括生活的巨大的艺术才能和独创性,通过侯、李的爱情线索,尤其是通过象征他们的爱情命运的一把扇子,把一部包括了南明兴亡史庞大内容的戏剧情节,有机地贯串在一起。从赠扇定情始,他们的爱情就被置于明末清议与阉党激烈斗争的政治旋涡之中;由于斗争的激化,侯、李被迫分离,结构上展开了由朝宗(侯方域)和香君联系着的两条线索:通过朝宗四处奔波这条线,写出了南明草创及四镇内讧等重大事件和矛盾。通过香君备受欺凌这条线,写出了弘光和马、阮之流倒行逆施、宴游偷安的腐败情形。这两条线索,“争斗则朝宗分其忧,宴游则香君罹其苦。一生一旦,为全本纲领,而南朝之治乱系焉”。这就反映了南明朝廷内外、上上下下广阔的历史画面。最后,作者摆脱了生旦团圆的俗套,以张道士撕扇,侯、李入道的爱情悲剧,来衬托国破家亡的严酷现实。作者以“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独特构思,在明代以来十分发展的爱情剧、时事剧的基础上另辟蹊径,成功地把爱情描写和政治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戏剧结构具有细密、宏伟、富于独创性的特点,把传统的爱情剧和时事剧都提到新的高度。

孔尚任是一位善于塑造人物形象的戏剧家。他善于在重大的现实矛盾中来展现人物性格,又善于通过一行一止、一颦一笑的细微末节来表现个性。他善于从人物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态度来展开他们的内心世界,又善于用浓淡不同的笔墨来塑造艺术形象。出现在《桃花扇》中的人物形象都具有独特的个性,其中如崇尚气节、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的李香君,关心国事、热心侠义的柳敬亭,力挽狂澜、慷慨捐躯的史可法,风流倜傥、软弱妥协的侯方域,两面讨好、圆滑世故的杨龙友,他们都有不同的内心世界和音容笑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作者不但塑造了不同类型的人物性格,而且写出了同一类型中不同人物的个性特点和一些复杂的性格。同是妓女,李香君不同于李贞丽、卞玉京;同为艺人,柳敬亭不同于苏昆生、丁继之;同为武将,左良玉不同于高杰、贡得功;同为□臣,阮大铖不同于马士英。侯方域、杨龙友这类复杂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表现了作者对人物个性的深刻把握和描绘复杂历史条件下复杂性格的杰出才能。在人物描写中,孔尚任竭力把人物的历史作用与自己的爱憎褒贬统一起来。在对他们的不同态度中,表现出作者进步的历史见解。这种鲜明的倾向性、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和对人物恰如其分的描写,形成了《桃花扇》中人物形象的显著特色。

《桃花扇》是一部历史剧,作者以数十年的工夫探求历史的真实性,达到“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的程度,可以称得上是当时历史舞台的一部“信史”,它的出现,极大地发展了历史剧忠于客观史实的传统。但是《桃花扇》不是历史教科书,它的杰出成就在于:作者从戏剧艺术的要求出发,完美地统一了历史的真实性和艺术的真实性。史实成为最好地体现艺术要求的骨架,必要的艺术加工也更深刻地反映了历史本质。例如,为了塑造李香君的形象,作者虚构了溅扇、染扇、骂筵、入宫等重要情节,使人物形象更丰满,更能反映人民的愿望;为了反映国破家亡的悲剧,孔尚任将侯方域两朝应举改为出家入道,虽对侯方域的行为有所掩饰,却概括了明末清初一部分士大夫的带有普遍性的道路。作者对史实的加工和虚构,大都使情节更为精练,人物更为典型,戏剧特征更为鲜明。

《桃花扇》的语言既有戏剧的表演性又富于文采,达到了戏剧性与文学性的统一。作者写出了许多有强烈抒情和个性化的曲辞,又严肃详备地写好了宾白,这在古代传奇中也是罕有的。这一切使《桃花扇》成为明清传奇戏曲的压卷之作。

《桃花扇》脱稿后 9个月,即康熙三十九年(1700)三月,孔尚任以“疑案”罢官。确切原因不详。今人从作者《放歌赠刘雨峰》“命薄忽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谤诽”等诗句及友人赠诗推测,罢官可能与《桃花扇》的内容有关。这一推论得到较广泛的承认。但是,因为《桃花扇》历演不衰,也没有禁止刊行,因此也有人怀疑此说,认为疑案与《桃花扇》无关。真实的原因,有待于确凿证据的发现。

康熙四十一年(1702)末,孔尚任带着悲愤的心情回到家乡,过着清苦寂寞的生活。其中,他曾往山西平阳、河南大梁、湖北武昌等地作过短期的漫游,做过幕僚,终在抑郁之中逝于曲阜。

著作版本及注本 孔尚任著作中《宫词》、《鲁谚》、《律吕管见》、《□堂集》、《介安堂集》、《岸堂文集》、《绰约词》、《节序同风录》、《祖庭新记》皆未见,部分存世的有《岸堂诗集》。存世诗文作品有《石门山集》、 《湖海集》、 《长留集》、《享金簿》、《人瑞录》等,近人汇为《孔尚任诗文集》。戏剧作品皆存,《桃花扇》有康熙刻本、兰雪堂本、西园本、暖红室本、梁启超注本。近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王季思、苏寰中合注本。

寇  准 

北宋政治家、诗人。字平仲。华州下□(今陕西渭南)人。太宗太平兴国五年 (980)进士。知巴东县。真宗时,曾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景德元年(1004),辽军大举侵宋,寇准力主抵抗,并促使真宗渡河亲征,起了稳定局势的作用。不久,被大臣王钦若排挤罢相。晚年再度被起用。封莱国公。后又因大臣丁谓等陷害遭贬,远徙道州、雷州。仁宗天圣元年病死于雷州。谥号忠□。

寇准与宋初山林诗人潘阆、魏野、“九僧”等为友,诗风近似,也被列入晚唐派。其五律如《冬夜旅思》之类,情思凄婉,很有贾岛诗的风味。与寇准同时的范雍为他的诗集作序,说他“平昔酷爱”王维与韦应物的诗。他的一些诗确实也受了他们的影响。他的七言绝句意新语工,最有韵味,如“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书河上亭壁》),“日暮长廊闻燕语,轻寒微雨麦秋时”(《夏日》)等,情景交融,清丽深婉,都是值得玩索的佳作。他不是词家,但偶有所作,也颇可读。《全宋词》共辑其词4首。

现存《寇莱公集》 7, 有《两宋名贤小集》本,《寇忠□公诗集》3卷,宋知河阳军范雍初刻、有序,清代有圣香楼刊本及辨义堂刊本。

况周颐 

近代词人。原名周仪,以避宣统帝溥仪讳,改名周颐。字夔笙,一字揆孙,别号玉□词人,晚号蕙风词隐。临桂(今广西桂林)人。原籍湖南宝庆。光绪五年(1879)举人。后官内阁中书、会典馆纂修,以知府分发浙江,曾入两江总督张之洞、端方幕府。其间,复执教于武进龙城书院和南京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以清遗老自居,寄迹上海,鬻文为生。

况周颐以词为专业,致力50年,为晚清四大家之一。20岁前,词作主“性灵”,“好为侧艳语”,“固无所谓感事”(赵尊岳《蕙风词史》)。光绪十四年(1888)入京后,与当时词坛名家同里前辈王鹏运同官,以词学相请益,得所谓重、拙、大之说,词格为之一变。稍尚体格,词情也较沉郁,如〔齐天乐〕《秋雨》等。中日甲午(1894)战争时,愤于外敌入侵,写下一些伤时感事、声情激越的篇什,如〔唐多令〕《甲午生日感赋》、〔苏武慢〕《寒夜闻角》、〔水龙吟〕《二月十八日大雪中作》、〔摸鱼儿〕《咏虫》、〔水龙吟〕“声声只在街南”等,反映“嘶骑还骄,栖鸦难稳”的现实和“壮怀空付,龙沙万里”的感慨。有一些作品则是对清室的兴衰、君臣的酣嬉,深致忧思,如〔三姝媚〕的“红楼依然,玉容歌舞”、〔莺啼序〕的“有恨江山,那能禁泪”等。

辛亥革命后,况周颐与朱孝臧唱和,受朱影响,严于守律,于词益工,但大都是“故国”之思,抒写封建遗老情绪。如〔倾杯〕《丙辰自寿》,以“老圃寒花”自比;〔水调歌头〕《壬戌六月十一日集海日楼为寐叟金婚贺》中,更明显地表露出“指顾光华复旦,仙仗御香深处,比翼更朝天”的复辟幻想。

况周颐尤精词评。著有《蕙风词话》 5卷,325则。是近代词坛上一部有较大影响的重要著作。1936,《艺文》月刊又载《续编》2卷,凡136则,系辑自况氏各种杂著。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取正续两编为一集,统名《蕙风词话》,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合刊出版。

况周颐的词学理论,本于常州词派而又有所发挥。他强调常州词派推尊词体的“意内言外”之说,乃“词家之恒言”(《蕙风词话》卷四),指出“意内为先,言外为后,尤毋庸以小疵累大醇”(《蕙风词话》卷一),即词必须注重思想内容,讲究寄托。又吸收王鹏运之说,标明“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他论词突出性灵,以为作词应当“有万不得已者在”,即“词心”,“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词”,“此万不得已者,由吾心酝酿而出,即吾词之真”。强调“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以必佳”。但亦不废学力,讲求“性灵流露”与“书卷酝酿”。有其自具特色的词论体系。此外,论词境、词笔、词与诗及曲之区别、 词律、 学词途径、读词之法、词之代变以及评论历代词人及其名篇警句都剖析入微,往往发前人所未发。朱孝臧曾称誉这部词话、认为它是“自有词话以来,无此有功词学之作”(龙榆生《词学讲义附记》引)。1911年惜阴堂丛书单行本《蕙风词话》

况周颐著作,有词 9种,合刊为《第一生修梅花馆词》。晚年删定为《蕙风词》2卷。又辑有《薇省词抄》11卷,《粤西词见》2卷,《联句和珠玉词》1卷。

此外,尚著有《词学讲义》、《蕙风□随笔》、《卤底丛谈》、《兰雪□梦楼笔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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