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柳亚子
近代诗人。南社发起人。原名慰高,字安如;后改名人权,字亚卢；又改名弃疾,字亚子。江苏吴江人。出身大地主家庭。他早年即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光绪二十八年(1902)加入中国教育会。次年入上海爱国学社求学，积极从事诗文创作，自此成为革命派文化宣传队伍中的活跃分子。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同盟会江苏分会创办的健行公学教书，加入同盟会。同时又加入光复会，成为“双料的革命党”（《南社纪略》）。为配合《民报》和改良派的论战，与田桐等出版《复报》。光绪三十三年冬在上海与陈去病、高旭等酝酿结社。宣统元年(1909),南社在苏州虎丘成立,被选任书记员。此后历任编辑员、主任等职。在整个南社存在期间，他始终是实干派和急进派。
南北议和时,柳亚子任上海《天铎报》主笔,以“青兕”为笔名撰文反对和袁世凯妥协。五四运动时，同情新文化运动。1923年，在家乡主编《新黎里》月刊，宣称“醉心于马克思之学说，布尔萨（什）维克之主义”（《吴根越角集后序》）。同年10月，与邵力子、叶楚伧、陈望道等组织新南社。次年加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1925年任江苏省党部常委兼宣传部长。他积极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共产党人团结合作,成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逃亡日本。次年归国,与鲁迅、何香凝往来。1937年日本侵略军进占上海，柳亚子因病留居租界，自题居室为“活埋庵”。1940年赴港。次年因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拒绝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被开除党籍。1944年在重庆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48年在香港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柳亚子先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柳亚子一生坚持革命，不断前进。何香凝说：“亚子先生自早年参加同盟会的活动以来，一直坚定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他一生坚贞不屈，爱憎分明，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从来没有屈服过。”（《纪念柳亚子先生》）
柳亚子重视文学的思想性，他反对叹老嗟卑的个人主题的吟咏,也反对批风抹月的流连光景之词,主张“国恨家仇，耿耿胸臆间，吐之不能，茹之不忍，于是发为文章，噌□镗□，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天潮阁集序》）。光绪三十年（1904），他积极支持陈去病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提倡演出革命新戏，借以“运动社会，鼓吹风潮”（《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在诗风上，他崇尚唐音，承继夏完淳、顾炎武、龚自珍三家，贬斥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在词风上，他推崇辛弃疾，誉之为南宋词人第一，贬斥吴文英。在文风上,他反对韩愈和桐城派。对清末民初的几个诗派,他几乎都有批判。王□运的汉魏派被指责为“古色斓斑真意少”;郑孝胥、陈三立的宋诗派被指责为“枯寂无生趣”；樊增祥、易顺鼎的中晚唐派被指责为“淫哇”。其中，尤以对“同光体”的指责为多。柳亚子认为这一派诗人“少习胡风,长污伪命”,及至辛亥革命后，仍然以“夏肆殷顽”自命，始终效忠并眷恋清王朝，因此，“必须摧陷而廓清之”(《习静斋诗话序》)。1917年张勋复辟前后，因社中姚锡钧、闻宥、朱玺等人吹捧“同光体”，柳亚子愤起辩论，并驱逐朱玺出社。他认为，民国肇兴，应该博综今古,创作“堂皇□丽”、“朗然有开国气象”的民国之诗，而不应该再奉晚清遗老为诗坛圭臬（《答野鹤》）。
对“五四”时期的白话诗，柳亚子最初持反对态度。他认为：文学革命，所革当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理想宜新。白话诗断断不能提倡。1924年前后，柳亚子转变为白话诗的热烈拥护者。
柳亚子是一个以诗歌为武器的政治诗人。他的诗，紧密结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激情，具有鲜明的战斗性。《放歌》批判封建制度，揭示祖国面临的巨大危险：“上言专制酷，罗网重重强。人权既蹂躏，《天演》终沦亡。众生何酣睡，民气苦不扬。豺狼方当道，燕雀犹处堂。天骄闯然入，踞我卧榻旁。瓜分与豆剖，横议声洋洋。”它是柳诗思想内容的一个纲领性的表述。《题洪北江〈更生斋诗集〉》批判忠君思想，通过典型的历史人物揭露封建伦理对“读书人”的毒害。《题留溪钦明女校写真为天梅作》控诉男尊女卑、三从七出等观念对妇女的束缚。《元旦感怀》抒发对未来的憧憬和献身革命的强烈渴望：“理想飞腾新世界，年华孤负好头颅。椒花柏酒无情绪，自唱巴黎革命歌。”它很好地表现了一个青年革命党人的情怀。
在广泛的革命交游中，柳亚子写下了大量的怀人诗和赠友诗。《有怀章太炎、邹威丹两先生狱中》写于“苏报案”期间，以精练准确的语言刻画两个革命家的不同性格。《赠孙竹丹》写对同志的期待：“千里皖江凭掌握，会看天际起风云。”《赠马君武》勉励战友“右手弹丸左《民约》，聆君撞起自由钟。”这些诗，都写得乐观豪迈,高昂阔大,反映了上升阶级朝气蓬勃的心理状态。另一些诗或痛心于革命派屡次武装起义的失败，或哀悼死难烈士，都写得凄楚动人，一往情深。如《哭威丹烈士》、《有悼二首为徐伯荪烈士作》、《吊鉴湖秋女士》、《吊刘烈士炳生》、《哭伯先》等。革命派的英勇斗争使柳诗充满了慷慨激昂之气，这一斗争的多灾多难的历程又使他的诗具有沉郁苍凉的风格，两者交融，形成一种悲壮美。
柳亚子从年轻时起，就“喜考宋明末造忠臣、义士、佚民、遗老之书”(《潘节士力田先生遗诗序》)，以之作为反清的精神武器。《西湖岳王冢》将咏史和对现实的讽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无愁天子朝廷小,痛哭遗民涕泪多。”既是对南宋小朝廷的谴责，又隐含着对清末现状的批判。《题张苍水集》、《题陈黄门集》、《题夏内史集》等缅怀明末抗清志士。“悲歌慷慨千秋血,文采风流一代宗”（《题夏内史集》），热忱赞颂明末青年英雄夏完淳。
辛亥革命后，柳亚子的诗歌主题转为对这次革命不彻底的批判。他多次作诗总结南北议和的失计。1914年，高旭以《变雅楼三十年诗征》索题，柳亚子感赋二律说：“铙歌慷慨奏平胡，全局终怜一着输。”1915年，袁世凯积极准备复辟帝制，柳亚子作《孤愤》诗谴责：“岂有沐猴能作帝，居然腐鼠亦乘时，宵来忽作亡秦梦，北伐声中起誓师。”五四运动后，柳亚子的创作转入了新时期，一直歌唱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柳亚子的词作不如诗作数量之多，大体都是苏轼、辛弃疾一类壮词，如〔满江红〕《祝〈民呼日报〉，用岳鄂王韵》、〔沁园春〕《寿巢南三纪初度》、〔金缕曲〕《三月朔日，南社同人会于武林，泛舟西湖，醉而有作》等。
对于柳亚子的诗词创作，茅盾给过很高的评价。他说：“柳亚子是前清末年到解放后这一长时期在旧体诗词方面最卓越的革命诗人”，他的诗反映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如果称它为史诗，我以为是名副其实的”（《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发言》）。
在风格上,柳亚子进行过曲折的探索。1902年至1905年受梁启超“诗界革命”影响，大胆地以卢梭、斯宾塞、民权、自由一类新名词入诗，力求在旧格律中创造出新意境。1906年以后,广泛涉猎诸家诗作,确定了“别创一宗”，经由夏完淳、顾炎武等而上追唐风的道路。他的诗,既慷慨激昂,又敦厚诚挚。毛泽东曾经赞誉说：“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给柳亚子的信》）
柳亚子的散文在早年颇负盛誉。陈去病说：“高以诗词鸣，柳则以文。”（《高柳两君子传》）。柳亚子17岁时就在《江苏》杂志上发表了《郑成功传》。此后，又陆续发表了《中国立宪问题》、《台湾三百年史》、《女界钟后叙》、《中国革命家第一人陈涉传》、《夏内史传略》、《哀女界篇》、《中国第一女豪杰、女军人花木兰传》等多篇作品。它们大都是“笔锋常带感情”的“新民体”文字，感情充沛，或则大声以呼，或则垂涕以诉，文势奔腾磅礴,散发着灼人的热气。1906年,柳亚子还写过一篇《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是作者写作白话文的最初尝试。
刘 因
元代诗人。字梦吉。初名□，字梦骥。河北容城人。3
岁识字，过目即能记诵。6岁写诗，7岁作文，落笔惊人。年刚20，才华出众。性不苟合。家贫教授生徒，皆有成就。因爱诸葛亮“静以修身”之语，题所居为“静修”。至元十九年(1282)应召入朝，为承德郎、右赞善大夫。不久借口母病辞官归。母死后居丧在家。至元二十八年，忽必烈再度遣使召刘因为官，他以疾辞。
刘因是居留北方的汉族人，他的诗作《登武遂北城》、《塞翁行》、《武当野老歌》、《渡白沟》、《白沟》、《感事》等都流露出对宋朝的追忆和怀恋。而《白沟》一诗更为人所乐道。诗中追溯宋朝开国之初采取重南轻北方针，对于造成丧失北部中国的失误提出了批评。刘因本怀有政治抱负，他在《秋夕感怀》诗中说：“整顿乾坤了，千古功名立。”想做一番事业，但是“头上无绳系白日，胸中有石补青天”（《除夕》），现实社会并没有可能让他真正地施展才能。他对当时一些人不择手段、丧尽廉耻地追逐名利特别反感。他写道：“多少白面郎，屈节慕身肥。奴颜与婢膝，附势同奔驰。吮痈与舐痔，百媚无不为。丈夫宁饿死，岂无需□斯。鸿鹄凌云志,燕雀安能知。二禽登寥廓,尺□笑藩篱。世态尽伥鬼，吾将谁与归。”（《拟古》）刘因为人清高傲岸，他写《和陶诗》，引陶渊明为知己。
刘因还有一些描写民生疾苦的诗，如《豳风图》、《送人官浙西》、《杂诗五首》、《有客》、《里社图》、《仲诚家藏张蔡公石女剪制香奁绝巧，持以求予诗》等。他写道：“东家健妇把锄犁，西家处女负薪归。哀哀正念诛求苦，对此无言空泪垂。”他还描写一些因苦于征战而逃亡者的生活，如《对菊》一诗写道：“画本流民今复见，诗家逃屋为谁留。黄茅安得千间厦，白布空歌万里裘。”
刘因在《易州太守郭君墓志铭》中，对元军所到的地方,庐舍为墟，表示不满,而对聚众保乡里，拥城为官者亦有微词。但是刘因在这方面又不敢作过多表示。他说:“客来恐说闲兴废,茶罢呼棋信手拈。”(《老大》)十分小心谨慎，企图逃开罗网而遗世独立。而他所写的《唯诺说》、《唯诺后说》，还主张做一个唯唯诺诺的人。他在无可奈何中出仕元朝，反映了他思想的矛盾。
刘因是一个宋代欧（阳修）、苏(轼)、黄（庭坚）诗的崇拜者,有些诗富于哲理意味。他曾自选作品100余篇,名为《丁亥集》,寓意深远,人莫能解,有乌冲、安熙都为它作注。有《静修先生文集》22卷，《四库全书》本作30卷。
刘 迎
金代诗人。字无党，号无诤居士。东莱（今山东掖县）人。曾为唐州幕官。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以荐书对策为当时第一，次年登进士第，授豳王府记室，改任太子司经，颇受金世宗第二子显宗允恭的亲重。大定二十年“从驾凉陉”，因病去世。
刘迎在金代中叶以诗名世。当时由于金、宋互相妥协，各自偏安。大定年间金朝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局面。刘迎不仅为这一繁荣兴盛时期唱出了“岁熟多同社,村闲绝诟租”（《秋郊马上》）一类的颂歌,而且揭示了暂时趋于缓和的社会矛盾，对民间疾苦寄予关切。如《河防行》、《修城行》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其诗气骨苍劲、健朴。元好问在《中州集》中选存其诗达76首之多，超过了先后主盟文坛的宇文虚中和蔡松年、党怀英、赵秉文诸家，可见他在当时深受推重。所著诗文词作集《山林长语》,金章宗时诏国学刊行,今佚。其诗见《中州集》卷三，词见《中州乐府》。
柳 永
北宋词人。原名三变，字耆卿。福建崇安（一作乐安）人。其生卒年未见史籍明载，据今人唐圭璋《柳永事迹新证》，约生于宋太宗雍熙四年
(987)，卒于宋仁宗皇佑五年(1053)。他的文学活动期间约略相当于仁宗朝(1023～1063)。其年齿与晏殊相近。因排行第七，故也称为柳七。官至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他又做过余杭令，昌国州晓峰盐场大使，监督制盐，因此深知贫苦盐民的悲惨生活。他的《煮海歌》说他们终年“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驱妻逐子课工程,虽作人形俱菜色”。他的诗流传下来的不多，只有两三首。但即如上引《煮海歌》，已可见其风格和他的词完全不同。
他为后人所重视的，是他在宋词方面的贡献。他在这方面之所以有显著的成就，和他生性放浪、风流倜傥的私生活有关。据宋人笔记，他因在〔鹤冲天〕词中说过：“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为宋仁宗所不喜,说：“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因此他屡试不中。直到他改名为“永”，才中了景□元年(1034)的进士。按〔鹤冲天〕开头说“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则此词正为“下第”而作，并非先有此词而后仁宗除他的名。其次，像他这种似乎颓废的牢骚是当时一般士大夫常有的习气，连堂堂宰相范仲淹都说：“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人世都无百岁，……忍把浮名牵系？”（〔易银灯〕柳永的牢骚，正是从范仲淹那里来的。又据说，因为仁宗对他的批评，他就自称“奉圣旨填词”(《艺苑雌黄》)。其实，他平日填词，所奉的不是皇帝的圣旨，而是和他亲密交游的歌女舞伎的“芳旨”。
柳永年轻时是个风流才子，喜欢为秦楼楚馆的姑娘们和教坊的乐工们（演奏员）用当时的口语为她们填词，写出她们的心思。柳永大概没有结婚，他死后没有家属为之营丧葬,由歌女们聚资为他营葬,因此他变成了一个传奇人物;以后她们每年还为他举行“吊柳会”,《清平山堂话本》中的《江楼记》即是敷衍此事成为小说。把柳永恋爱故事的传说写成剧本的，有元曲《钱大尹智宠谢天香》,关汉卿著,剧本说明他赴考以前尚未结婚。从他的词中可以看出他常在旅行中，在城中则就宿在歌女家中。
他在词史上的贡献有两个方面:其一,他是长调（慢词）的倡导者。其二,他用俗语填入词中。宋初词宗《花间》，多唱小令。由柳永大力开拓新局面。试看北宋初年直到徽宗时代，几个大名家的词集几乎全是小令；例如晏殊的〔珠玉洞〕，全部130多首中，除了卷末5首应酬的寿词〔拂霓裳〕、〔连理枝〕是中调外，几乎全部是小令。欧阳修的《六一词》，也绝大部分是小令，而且有些调子用得特别多,如〔渔家傲〕30调,〔玉楼春〕29调，〔蝶恋花〕17调,〔采桑子〕13调。这些情况,都是符合《花间》和南唐的本色传统的。在北宋大家的集子中,保存长调最多的要算柳永的作品,而且以《乐章》名集,又在许多慢词的调名上还注明宫调名称,以指导乐器的演奏员按调奏乐。如“正宫”、“仙吕宫”、“大石调”等。可见他不但提倡写长调，而且着重证明长调也和小令一样，可以入乐演唱；他的作品不仅是诗集而且是唱本，故名《乐章》。
和柳永约略同时的张先也写了一些慢词，但比柳永要少得多。《乐章集》中除少数当时流行的小令如〔玉楼春〕、〔巫山一段云〕、〔少年游〕、〔木兰花〕、〔蝶恋花〕等外，绝大多数是长调，其中有不少是他自创的。其最长者如〔戚氏〕多至
212字，〔抛球乐〕也有
188字，这是以前所没有的。自他开创了写长调的风气，后来苏轼也写〔戚氏〕、〔哨遍〕等长调。柳永的〔忆帝京〕说：“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苏轼的〔雨中花慢〕说：“算应负你,枕前珠泪,万点千行。”从这些材料中,最可以看出,正是苏轼受柳永的影响。世人论苏轼词称他以柳永为舆台（奴仆），不符合事实。
柳永的〔八声甘州〕，“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三句曾被苏轼评为“不减唐人高处”（《侯鲭录》）。此词上片“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即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所本。下片“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即温庭筠词“过尽千帆皆不是”之意。北宋词家融化前人佳作，大率如此。
柳永在仁宗时相对繁荣安乐的社会环境中，享受汴京的都市生活。除了一部分作品是描写歌女舞伎的闲愁别恨以外，也写了不少他自己不得意的牢骚，以及羁旅行役之苦。在这些作品中描写祖国的如画的江山，真可谓“一洗绮罗香泽之态”。如〔满江红〕“暮雨初收”，〔望远行〕“长空降瑞”，〔雨霖铃〕“寒蝉凄切”都是一幅幅山水画卷，读之如置身大自然中。至于他铺写都市风物之美，也可以使读者眼明神旺。相传金主完颜亮因为读了柳永的〔望海潮〕而动南侵之念，妄想“立马吴山第一峰”。柳词〔望海潮〕称“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又称：“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关于柳永作品的评价，自宋以来即有分歧。各家评语有一点比较一致的，即认为他引用俗语，不登大雅之堂，作品主题多与妇女有关，不免尘下，但也因此而为广大人民所喜爱。从西夏来的使臣说，凡有饮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这和他采用民间俗语入词有关。可是就现有柳词之见于《乐章集》者来看，他的词中用俗语者其实不多，还不如黄庭坚，大概编集时已经删削。
宋人中评柳词较公允者，王灼说他“序事闲暇，有首有尾，亦间出佳语，又能择声律谐美者用之”（《碧鸡漫志》）。陈振孙说：“其词格固不高，而音律谐婉，语意妥贴,承平气象,形容曲尽。”（《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这是因为柳永用晚唐律赋的笔调铺陈当时京城的承平气象，富丽风光，如《乐章集》第一首〔黄莺儿〕：“黄鹂翩翩，乍迁芳树。观露湿缕金衣，叶映如簧语。晓来枝上绵蛮，似把芳心深意低诉。”用流利酣畅的文字，写出春光明媚的形象气氛。因此，比写凄苦之词如“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更为不易。他尤其擅长用老百姓日常的生活语言溶化入词，所谓“□□从俗”，能使“天下咏之”。文人雅士在这方面比赛不过他,只好承认他的词“极工致”。但又说他的词“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
比较有分析眼光的是近人夏敬观的评语,他认为:柳词当分雅俚二类。雅词用六朝小品文赋作法。层层铺叙，情景兼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俚词袭五代淫□之风气，开金元曲子之先声。比于里巷歌谣，亦复自成一格。
说柳词应分雅俚二类,极有见地,对于后世许多词人的作品，也都应该如此看待。例如向子□的《酒边词》，他自己先分为新词（南宋）和旧词（汴京）二集。苏轼、辛弃疾、李清照诸人的作品，都应一分为二，分别看待。
柳永《乐章集》有汲古阁《宋六十名家词》本，《□村丛书》本。
王禹成
宋代诗人、散文家。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属山东)人。出身贫寒。太宗太平兴国八年
(983)进士，授成武县（今属山东）主簿。次年，改任长洲（今江苏苏州）知县。端拱元年(988)召试,擢右拾遗并直史馆，复拜左司谏、知制诰,直言敢谏。淳化二年
(991),庐州尼姑道安诬告著名文字学家徐铉。当时禹□任大理评事，执法为徐铉雪诬,又抗疏论道安诬告之罪,触怒太宗，被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县）团练副使。淳化四年移官解州（今属山西）。同年秋召回京城,不久又外放,随即召回。任礼部员外郎，再知制诰。太宗至道元年(995),以谤讪朝廷的罪名，贬知滁州(今安徽滁县)。次年改知扬州。真宗即位(997)，再召入都，因撰修《太祖实录》,直书史事，引起宰相的不满，又遭谗谤,于咸平二年(999)再次被贬出京城，知黄州（今湖北黄冈）。咸平四年冬改知蕲州（今湖北蕲春），不久在蕲州去世。
王禹□为官清廉，关心民间疾苦；秉性刚直，不畏权势。一生中三次受到贬官的打击,乃作《三黜赋》,申明“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表现了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
王禹□在政治上主张改革，曾向朝廷提出许多建议，在《端拱箴》、《三谏书序》、《御戎十策》以及知扬州时作的《应诏言事疏》等著作中，他提出了重农耕、节财用、任贤能、抑豪强、谨边防、减冗兵冗吏、淘汰僧尼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主张，虽大多数未被太宗、真宗采纳，却为宋仁宗时范仲淹等人的“庆历变法”开了先声。
北宋初期，文坛上沿袭唐末五代颓靡纤丽文风。王禹□为了革除这种流弊,以宗经复古为旗帜,提倡继承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精神，主张“远师六经”，“近师吏部（韩愈）”，写“传道而明心”的古文。他特别强调“不得已而言”，文章要“句易道”、“义易晓”，发挥了韩愈古文理论与实践中“文从字顺”的一面。他的散文作品内容充实，感情充沛，语言晓畅。《待漏院记》是一篇政论，提出“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的论题，规劝执政者要勤政爱民，而不能“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义正辞严，笔触锋利。《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写于贬官黄州时期。文中极力渲染谪居之乐，把省工廉价的竹楼描绘得幽趣盎然，含蓄地表现出一种忿懑不平的心情。文章多用排比，音调优美，富于诗味。《唐河店妪传》记述边地一位老妇人机智杀敌的故事，又借题发挥，谴责了当权者在军政措施上的不当，既有生动的人物描写，又有恳切的议论。此外《录海人书》、《答张扶书》等都是他散文的代表作品。王禹□是宋初最重要的散文家，他的古文理论和创作，对宋代散文风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苏轼称他“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王元之画像赞并序》），当非溢美之辞。
在诗歌方面，王禹□推崇杜甫和白居易。他说过：“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他在创作中努力实践白居易“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对雪》、《感流亡》、《竹□》、《对雪示嘉□》等诗，以深厚的同情描写了当时农民、士兵的苦难境况，揭露了现实的黑暗,而且严于针砭自身,继承和发扬了杜甫“三吏”、“三别”与白居易《秦中吟》的风格。《畲田词》
5首生动地记录了山区刀耕火种的情景，赞扬了普通人民勤劳刻苦和团结互助的美德。他的诗同散文一样，语言平易流畅,风格简雅古淡。他还有一些写景抒情的短诗,却笔调清丽，饶有风韵。如《村行》：“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描绘了山村黄昏的动人情景和诗人的感触。他还善于向民歌吸取思想艺术营养。如《畲田词》：“鼓声猎猎酒醺醺，斫上高山入乱云。自种自收还自足，不知尧舜是吾君。”洋溢着劳动者的乐观感情，饶有民歌清新活泼的风味。他的长篇诗歌，叙写自己生平事迹与怀抱，能挥洒自如，畅所欲言，已开宋诗散文化、议论化风气。林逋称赞他：“纵横吾宋是黄州。”胡仔也说：“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二）
王禹□自编《小畜集》30卷，今有《四部丛刊》本。另有其曾孙王汾裒辑《小畜外集》，有清光绪年间孙星华刻本。近人徐规所著《王禹□事迹著作编年》，收集佚诗佚文多篇。
柳 恽
南朝齐梁间诗人。字文畅。河东解（今山运城）人。父柳世隆,以功官至尚书令。齐末,梁武帝萧衍起兵，柳恽往投帐下，得到任用。后曾两度任吴兴太守，“为政清静”，受到吏民称赞。
柳恽多才艺，善诗。其诗今存者不足20首，但不乏佳作。名篇如写闺怨的《江南曲》，刻画妇女得到丈夫音信，而又怀疑他另有新欢的半喜半忧的复杂心理，颇为细致。起句“汀洲采白□，日落江南春”，后人诗词常作为典故化用。其他如《捣衣诗》中的“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从（梁）武帝登景阳楼》中的“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等名句,历来为论诗者所激赏。又《独不见》写失意惆怅之情，也颇为深挚含蓄。他的诗，虽然反映的生活面比较狭窄，但诗风清新流丽，情调也比较健康，在当时诗坛上占有一定地位。
柳恽有集12卷，今已佚。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其文
1篇，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其诗18首。
刘禹锡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他是匈奴族后裔，七世祖刘亮随魏孝文帝迁洛阳，始改汉姓。父刘绪因避安史之乱，举族东迁，寓居嘉兴（今属浙江）。刘禹锡出生在嘉兴。
生平 第一阶段,德宗贞元六年(790)以前。刘禹锡自幼好学，熟读儒家经典，浏览诸子百家。童年时代曾经到吴兴陪侍诗僧皎然、灵澈吟诗,得到他们的指点,并为权德舆所器重。他后来一直对江南保持着良好的印象，自称“江南客”。
第二阶段，从贞元七年到顺宗永贞元年
(805)。刘禹锡19岁左右游学长安。贞元九年与柳宗元同榜登进士第,接着又登宏词科。贞元十一年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开始踏上仕途。他希望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入仕以前，自称“道未施于人，所蓄者志”（《献权舍人书》）。《华山歌》中“明志”说：“能令万国人，一见换神骨。高山固无限，如此方为岳。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入仕以后，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贞元十六年入杜佑幕掌书记，参与讨伐徐州乱军。十八年调任渭南县主簿。次年任监察御史。贞元二十一年（当年八月改元永贞）一月，德宗死，顺宗即位，任用王叔文等人推行一系列改革弊政的措施。刘禹锡当时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与王叔文、王□、柳宗元同为政治革新的核心人物,称为“二王刘柳”。革新只进行了半年,就遭到宦官、藩镇的强烈反对。顺宗被迫退位，宪宗即位。九月,革新失败,王叔文被赐死。刘禹锡初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行至江陵，再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同时贬为远州司马的共八人，史称“八司马”。
第三阶段，从宪宗元和元年(806）至敬宗宝历二年(826)。八司马被贬后,宪宗曾下诏：“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纪》）从这时起，刘禹锡开始走上“穷愁著书”的道路。在贬所，他写了不少政治讽刺诗，大胆地揭露宦官与大官僚的丑行，以抒发胸中的愤懑。
元和九年十二月，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次年三月,刘禹锡写了《元和十一（一字衍）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得罪执政，被外放为连州刺史。后来又担任过夔州刺史、和州刺史。所到之处，访问疾苦，关心民瘼，写了不少诗篇。由于长期遭受斥逐，思想陷于苦闷，早在朗州时期就以佛教作为安慰。到连州后，与佛教徒往还密切，写了不少酬僧诗，宝历二年冬，从和州奉召回洛阳。二十二年的贬谪生涯至此结束。
第四阶段，从文宗大和元年
(827)至武宗会昌二年(842)病故于洛阳。大和元年,刘禹锡任东都尚书省主客郎中。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他一到长安，就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以后历官苏州、汝州、同州刺史。从开成元年
(836)开始，改任太子宾客、秘书监分司东都的闲职。会昌元年(841),加检校礼部尚书衔。世称刘宾客、刘尚书。他在地方官任上颇著政绩，但总觉得自己的政治才能没有充分发挥，长抱“天与所长不使施”(《子刘子自传》)之恨。晚年寄希望于宰相裴度，想协助裴度刷新政治。但裴度在“牛李党争”中受到排挤,无所施为,也未能实现这一愿望。刘禹锡在黑暗现实下感到没有出路，便借老、庄旷达思想排遣苦闷，而内心不甘沉沦，写下“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一类诗句以自勉，所以明代胡震亨说他晚年“精华不衰”（《唐音癸签》）。临终前撰《子刘子自传》，为他早年参加的永贞革新辩护，为王叔文恢复名誉，表明他至死不渝的志节。
诗歌创作
刘禹锡生前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刘白”。白居易则称他为“诗豪”,推崇备至。他的诗歌,传诵之作极多。明代杨慎说:“元和以后,诗人全集之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第一。其诗入选及人所脍炙,不下百首矣。”(《升庵外集》)胡应麟认为,刘禹锡、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的诗歌各具风格，都是“大家材具”（《诗薮·外编》）。
刘禹锡存诗约
800余首，内容比较丰富。首先，他认真吸取民歌的营养，创作了一批反映下层社会民众生活和风土人情的好诗。他在贬谪朗州以后，发现“□谣俚音，可俪风什”(《上淮南李相公启》)，于是注意向民歌学习。《竞渡曲》、《采菱行》之类已经带有民歌风味。后经长期探索，终于取得很大成就。《竹枝词》、《浪淘沙词》、《堤上行》、《踏歌词》等篇，有的描写群众劳动场面，有的表现劳动人民的爱情生活，有的展示江南水乡的人情风俗，题材十分广阔。风格上汲取了巴蜀民歌含思宛转、朴素优美的特色，比起一般文人创作来,另有一番清新自然、健康活泼的韵味,充满着生活情趣。其中如“杨柳青青江水平”（《竹枝词二首》之一）、“日照澄洲江雾开”(《浪淘沙词九首》之六)，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余如《淮阴行》5首,也是写平凡生活，而显得“情调殊丽，语气尤稳切”（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题跋》）。
其次,刘禹锡的诗歌继承了《诗经》的美刺传统,以鲜明的爱憎感情反映中唐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他的政治讽刺诗每每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抨击镇压永贞革新的权臣、宦官，把他们比作“利嘴迎人著不得”的蚊子(《聚蚊谣》)，“瞥下云中争腐鼠”的飞鸢（《飞鸢操》）,“笙簧百啭音韵多”的百舌鸟（《百舌吟》,形象逼真，从不同的角度揭露他们的丑恶嘴脸和害人本性。另一些讽刺诗讽刺对象不限于一小撮上层统治集团，而是涉及较为广泛的社会现象，如《昏镜词》讽刺当时贤愚颠倒的用人之道,《调瑟词》反对过重的剥削,《武夫词》对当时将帅骄宠武夫、姑息养□深致不满，《贾客词》揭露大商人勾结大官僚谋取暴利，加速农民的贫困，用意深刻，针对性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晚年所作,风格转趋含蓄,如《和仆射牛相公春日闲坐见怀》,讽刺牛僧孺而不露痕迹，王夫之评为“深于影刺”（《唐诗评选》）。宪宗时,由于裴度的积极主张和周密部署,朝廷对淮西、淄青用兵取得胜利，刘禹锡写《平蔡州》三首及《平济行》二首，热烈歌颂。刘禹锡诗《夜泊湘川》插图
选自明代万历集雅斋刻本《唐诗七言画谱》
再其次,刘禹锡所写的寄托身世和咏怀古迹的诗,也历来为人称道。他在逆境中不肯屈服，经常以诗歌激励自己。《学阮公体三首》、《萋兮吟》、《咏史二首》、《答杨八敬之绝句》等，都直抒胸臆，表现了守正不阿的品格和对权贵佞幸的愤慨。他对生活充满激情，无论是在凄清的秋天，还是在衰病的晚年，都写出了昂扬乐观的佳作，如《始闻秋风》中的“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至今仍能激励人心。他能够从自然界的生生不息中得到启发，开拓心胸,写出了诸如“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类富于哲理意味的警句。他坚持理想，写出了“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之八)一类豪言壮语。咏怀古迹的诗歌如《西塞山怀古》、《金陵怀古》、《金陵五题》、《蜀先主庙》、《观八阵图》等，都是传诵千古的名篇，不仅艺术技巧纯熟，思想内容也达到很高的水平。《金陵怀古》通过景物描写，显示了“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的道理。《乌衣巷》以冷隽的语言写晋代显赫一时的王、谢世族没落后的衰败景象，借古讽今，暗示时下的权贵不会有比王、谢更好的命运。这些诗都写得精警超迈，韵味深长。《西塞山怀古》一篇，当时誉为骊珠，白居易为之搁笔罢唱（《唐诗纪事》）。
刘禹锡写的应酬诗较多。与白居易唱和的编为《刘白唱和集》，与令狐楚唱和的编为《彭阳唱和集》。另外，本集中还编有送僧诗一卷。这些作品，有不少是流连光景、谈玄论佛之作。
刘禹锡十分注重诗歌艺术的创新。他的诗既不象韩愈那样奇崛，又不象白居易那样浅显，而具有取境优美、精练含蓄、韵律自然的特色。
张为《诗人主客图》把刘禹锡列为“瑰奇美丽主”的上入室。他的诗歌取境优美，一是得力于瑰丽的藻思，如《浪淘沙词九首》造语流丽，形象鲜明。二是得力于比兴手法。如以“红雨”比落花(《百舌吟》)，以“白银盘里一青螺”喻洞庭湖中的君山（《望洞庭》），以“水流无限月明多”暗示倾诉不尽的美好的爱情（《堤上行》），都新颖可喜，形象优美。刘禹锡诗中的兴句往往与比喻相结合，即景起兴，情景相生，既烘托气氛，又兼有比喻之意，造成绚丽多采的意境。这在民歌体的诗作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刘禹锡的诗歌不事铺叙而讲究精练，不主浅露而强调含蓄。他说的“片言可以明百意”、“境生于象外”（《董氏武陵集纪》），深刻地概括了诗歌精练含蓄的特性，道出了他自己的艺术好尚。酬答诗如《答杨八敬之绝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和牛相公雨后寓怀见示》、《与歌者米嘉荣》等，篇制短小，而含意丰富，或婉曲地写出难言之衷，或深沉地传达出互相关切的友情，或寄寓感慨,或微言托讽,都能得韵外之致。怀古诗如《君山怀古》、《荆州道怀古》、《经檀道济故垒》等，往往从眼前的景物出发，驰骋丰富的想象。在对历史现象作深刻艺术概括的基础上，对古今隐微相似的某一端加以点染，因此形象鲜明而又发人深思。写景诗如《八月十五日夜玩月》、《秋江晚泊》、《途中早发》、《九华山歌》等，多以情景交融见长，在深邃的意境中，包蕴着作者的主观意念和感受。刘禹锡诗的精练含蓄，为白居易所深赏。近人陈寅恪说，这是因为“乐天平日之所蕲求改进其作品而未能达到者，梦得则已臻其理想之境界也”（《元白诗笺证稿》附论）。
刘禹锡不满于当时的某些乐府诗“不能足新词以度曲”(《董氏武陵集纪》)的倾向，而比较重视诗歌的音乐美。他努力掌握民歌曲调,学唱《竹枝词》,使“听者愁绝”(白居易《忆梦得》诗自注)。他的七言乐府小诗吸取了民歌曲调的优点,音调浏亮，节奏鲜明,“播在乐章”(《刘宾客文集》卷二七自注)。近人刘师培称之为“七言绝句之变调”（《论文杂记》），为绝句平添一格。他的律、绝、古诗,大都写得流畅自然,犹如孤桐朗玉,自有天律。即使像《平蔡州》一类古体,也具有民歌的音乐美。清翁方纲誉之为“以《竹枝》歌谣之调，而造老杜诗史之地位”（《石洲诗话》）。其他如六言诗《答乐天临都驿见赠》、《再赠乐天》，新体诗如《潇湘神》、《醉答乐天》、《叹水别白二十二》、《同留守王仆射各赋春中一物从一韵至七》等，句式、节奏、用韵都与律诗不同，逐渐向长短句演变。后两首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言诗，显然受到李白三五七言诗的启发而又有所创新。这些句式长短不齐的新体诗,较之整齐划一的律诗更适合于配乐歌唱。刘禹锡另有《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两首，说明按照《忆江南》的曲调来填词。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依曲填词的最早记录。明代胡震亨说刘诗“语语可歌”(《唐音癸签》)，基本上符合事实。
刘禹锡诗歌的这些特点，与崇尚风骨、讲究音乐美的盛唐诗风比较接近。前人有从整体上指出这一点的,如宋代蔡□说:“刘梦得诗典则既高,滋味亦厚。”（《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西清诗话》）明代胡应麟说:“梦得骨力豪劲。”（《诗薮·内编》）明代周履靖则直说刘诗“祖风骚，宗盛唐”（《骚坛秘语》）。翁方纲是从七言绝句这一体上指出这一点的，他说：“中唐六七十年之间”，“堪与盛唐方驾者，独刘梦得、李君虞两家之七绝。”(《石洲诗话》)方东树则举出具体篇章，说刘禹锡《石头城》诗“亦堪接武”盛唐(《昭昧詹言》)。
刘禹锡的诗歌在唐代流传极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京口（今江苏镇江）、襄阳、吴兴一带，民间传唱不绝(《旧唐书·刘禹锡传》、温庭筠《秘书刘尚书挽歌词》、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三)。后世文人从不同的方面向刘禹锡学习而各有所得。他的《竹枝词》后世继作者颇多。苏轼也写过《竹枝词》，但他主要学习刘诗的讽刺艺术，因此他的诗“多怨刺”（《后山诗话》）。苏辙则喜欢刘禹锡诗的“用意深远,有曲折处”(《宋诗话辑佚·童蒙诗训》)。王安石“七律似梦得”(《昭昧詹言》),徐渭、袁宏道的七绝“无不以梦得为活谱”(《姜斋诗话》)。刘禹锡关于诗中用字须有来历的主张,后来为江西诗派所利用。黄庭坚、陈师道标榜脱胎换骨，往往把刘禹锡的名作佳句“点化”为己诗（《诗人玉屑》和任渊《山谷诗集注》、《后山诗注》等）。刘禹锡的一部分内容平常而技巧较高的酬答诗，也为江西诗派所取法。
散文创作 刘禹锡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从事古文写作的时间比较早，贞元十年就鄙弃“沉溺于浮华”的骈体文，明确提出文章应该是“见志之具”（《献权舍人书》）。后又进一步指出，“文非空言”，“文之细大视道之行止”(《唐故相国李公集纪》)，并强调“文章之用”（《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这些观点，与韩愈、柳宗元的古文理论是一致的。李翱曾说：“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同时伦辈，惟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刘禹锡把这句话援引入自己文章，表明他同意这一观点。宋代谢采伯对刘禹锡在古文运动中的历史地位评价比较公允，说：“唐之文风，大振于贞元、元和之时。韩、柳倡其端，刘、白继其轨。”（《密斋笔记》）
刘禹锡的文章以论说文成就为最大。一是专题性的论文，论述范围包括哲学、政治、医学、书法、书仪等方面。哲学论文如《天论》三篇,论述了天的物质性,指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并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上分析了“天命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他方面的论文如《答饶州元使君书》、《论书》、《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答道州薛郎中论书仪书》,都征引丰富,推理缜密，巧丽渊博，雄健晓畅。二是杂文。一般因事立题，有感而发，如《因论》七篇；也有的是“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如《华佗论》、《辩迹论》、《明贽论》等。这些作品，短小精悍，隐微深切。或借题发挥，针砭现实；或托古讽今，抨击弊政，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刘禹锡认为自己所长在“论”，韩愈所长在“笔”（《祭韩吏部文》），反映了他对自己的论文的重视。刘禹锡的散文，与他的诗歌一样，辞藻美丽，题旨隐微。柳宗元说他“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刘禹锡《犹子蔚适越戒》引），为深中肯綮的评价。
本集和校勘版本 刘禹锡在元和十三年曾自编其著述为“四十通”，又删取四分之一为“集略”。这是最早的刘禹锡集和选本，今都不传。元代方回说：“梦得诗句句精绝，其诗曾自删选。”(《瀛奎律髓》)或曾见到刘禹锡自定的选本。《新唐书·艺文志》载《刘禹锡集》40卷。宋初亡佚10卷。宋敏求搜集遗佚，辑为《外集》10卷，但仍有遗漏。
现存刘禹锡集古本主要有三种：①清代避暑山庄旧藏宋绍兴八年(1138)董□刻本,题为《刘宾客文集》,属小字本，今有徐鸿宝影印本。又淳熙十三年(1186)陆游据董本重刻，称“浙本”。明清以来通行的刻本，基本上属于这个系统。②日本平安福井氏崇兰馆所藏宋刻本，题为《刘梦得文集》,属蜀大字本,今有董康影印本、商务印书馆缩印本。③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残本《刘梦得文集》一至四卷，建安坊刻本。明、清两代的毛晋、惠栋、何焯、冯浩、黄丕烈等人曾对刘禹锡集作过初步的校勘工作,但多数是抄本,流传不广。现通行刘禹锡集版本：《四部丛刊》本《刘梦得文集》，《四部备要》本《刘宾客文集》，《丛书集成》本《刘宾客文集》。此外，尚有校点本《刘禹锡集》。
刘禹锡的生平事迹，见于新、旧《唐书》本传，唐韦绚编《刘宾客嘉话录》（一称《刘公嘉话录》），记录了刘禹锡晚年有关创作、学问等方面的谈话，颇具资料价值。今人卞孝萱著有《刘禹锡年谱》，对刘禹锡的生平和各种史料多有考订。
徐再思
元代散曲作家。字德可,因喜食甘饴,故号甜斋。浙江嘉兴人。生卒年不详，与贯云石为同时代人，因贯号酸斋，故二人散曲，世称“酸甜乐府”。今存所作散曲小令约
100首。今人任讷又有将贯、徐二人散曲合为一编，名为《酸甜乐府》。
徐再思的散曲以恋情、写景、归隐等题材为主，也有一些赠答、咏物为题的作品。他虽与贯云石齐名，风格却不尽相同,贯云石以豪爽俊逸为主,徐再思却以清丽工巧见长。《太和正音谱》评他的作品如“桂林秋月”。
他的写景作品以〔喜春来〕《□亭晚泊》、〔水仙子〕《惠山泉》为佳，意境高远而奇巧，可以看出他工于炼字造句的特色。〔水仙子〕《夜雨》以“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来描绘凄婉的羁旅之情，细腻动人。他的写恋情作品，善于学习民间歌谣的表现手法，与贯云石的同类作品有相似之处。〔蟾宫曲〕《春情》写一害相思的女子“身似浮云，心如飞絮，气若游丝,空一缕余香在此”的情态，运用了散曲中连环句,韵字复用等形式特点，颇能尽其情致。〔沉醉东风〕《春情》又写出一女子猛然见到情人时的复杂的心理，她又想招呼，又怕被人瞧破，情态传神，人物灵动。这一部分作品清新活泼，成就较高。
刘 桢
汉魏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公□。东平（今属山东）人。父刘梁，以文学见贵。建安中，刘桢被曹操召为丞相掾属。与曹丕兄弟颇相亲爱。后因在曹丕席上平视丕妻甄氏，以不敬之罪服劳役，后又免罪署为小吏。建安二十二年
(217)，与陈琳、徐□、应□等同染疾疫而亡。
刘桢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特别是五言诗创作方面。曹丕就曾说他“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又与吴质书》）。其作品气势激宕，意境峭拔，不假雕琢而格调颇高。他与王粲合称“刘王”。清代刘熙载说“公□气胜，仲宣情胜”（《艺概·诗概》），这是从对比中揭示了二人各自的长处。还有人把他同曹植合称“曹刘”，也是从气格方面着眼的。集中体现其风格的是《赠从弟》三首，抒写诗人的胸怀志节，具有悲凉慷慨、高风跨俗的气概。其中第二首：“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怆,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尤为人所称道。刘桢创作的弱点是辞采不够丰富，所以钟嵘说他“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诗品》上）。他与王粲各有一篇《大暑赋》，在文采上的差异是很明显的。
刘桢作品，《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
4卷、《毛诗义问》10卷,皆已佚。明代张溥辑有《刘公□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刘辰翁
宋元间词人。字会孟，号须溪。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幼年丧父，家贫力学。景定元年(1260)至临安，补太学生。理宗景定三年(1262)廷试对策，因触忤权□贾似道，被置进士丙等，由是得鲠直之名。后因亲老，请为赣州濂溪书院山长。度宗咸淳元年(1265)曾出任临安府学教授。咸淳四年在太平州江东转运使江万里处任幕僚。德□元年(1275)五月，丞相陈宜中荐居史馆，辰翁辞而不赴。十月又授太学博士,其时元兵已进逼临安,江西至临安的通道被截断，未能成行。当年文天祥起兵抗元,辰翁曾短期参与其江西幕府。宋亡以后隐居不仕,埋头著书，以此终老。
刘辰翁生前著述甚丰，但其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词的方面。他生逢宋、元易代之际，愤权□误国，痛宋室倾覆，满腔爱国热忱，时时寄于词中。在南宋末年的词人中，他的爱国思想与民族情绪反映得最为强烈，是辛弃疾一派的爱国主义传统的继承者。《四库全书总目》称他“于宗邦沦覆之后，□怀麦秀，寄托遥深，忠爱之忱，往往形诸笔墨，其志亦多有可取者”。这是对刘辰翁为人和词作的思想内容的正确评价。《历代诗余》引张孟洁的话说：“刘辰翁作《宝鼎现》词，时为大德元年(元成宗年号，公元1297年)。自题曰：‘丁酉元夕’，亦义熙旧人（按：指陶渊明）只书甲子之意。”在刘辰翁的词中,凡属书甲子的词,都是暗示自己不承认元朝的统治，感怀时事、追念故国的作品。他的最有价值的作品,就是这些感怀时事的爱国词。还在南宋亡国之前,他的某些词就强烈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如〔六州歌头〕一阕，题为《乙亥二月，贾平章似道督师至太平州鲁港,未见敌,鸣锣而溃。后半月闻报，赋此》。这首词是就恭帝德□元年(1275)贾似道丧师败绩之事，直接抨击当时的腐败政治，对□臣误国表示了极度的痛恨。尽管国事已不可收拾，他仍怀有报国杀敌的壮志，如〔念奴娇〕写道：“吾年如此，更梦里，犹作狼居胥意。”但他更多的爱国词则是写于宋亡之后，结合自己“乱后飘零独在”(〔临江仙〕)的身世，抒发对故国、故土的眷念与哀思。如作于德□二年(1276)暮春的〔兰陵王〕《丙子送春》即是沉痛悼惜当年二月临安陷落，宗社沦亡的佳作。此词通篇采用象征手法，用“春去”暗喻南宋的灭亡。清人陈廷焯指出，此词“题是‘送春’，词是悲宋，曲折说来，有多少眼泪”（《白雨斋词话》）。由于写得字字血泪，沉痛感人，这首词常被后人视为刘辰翁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以致厉鹗论词绝句有“送春苦调刘须溪”之句（《樊榭山房集》卷十二）。
刘辰翁常常通过描写时令相代、景物变迁来寄寓亡国哀思。他在许多词中反复写元夕、端午、重阳，反复写伤春、送春，追和刘过的〔唐多令〕《重过武昌》至七首之多，这些都不是伤春悲秋的滥调，而是深切地表达了作者眷恋故国故土的愁怀。如〔永遇乐〕词，小序云:“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词中写李清照怀念“宣和旧日”,但尚及“临安南渡，芳景犹自如故”,而他所面临的却是“江南无路”、“春事谁主”的亡国之境了。因而此词较之李清照词，的确“悲苦过之”。又如题作《春感》的〔柳梢青〕，通过对故都美丽风光的追恋和对眼前“笛里番腔，街头戏鼓”的憎恶，表达了与〔永遇乐〕、〔兰陵王〕等一致的情感。
刘辰翁词不同于其他南宋遗民的一味掩抑低徊、凄凄切切，而是表现出一种英雄失路的悲壮感情。他的思想境界比同辈为高，而在艺术表现上则喜用中锋突进的手法来表现自己奔放的感情，既不流于隐晦，也不假手雕琢，真挚自然，流畅生动，因而格外具有感人的力量。他的词能于沉痛悲苦中透发出激越豪壮之气，如〔霜天晓角〕中的“老来无复味,老来无复泪”,〔莺啼序〕中的“我狂最喜高歌去,但高歌不是番腔底”,〔忆秦娥〕中的“百年短短兴亡别，与君犹对当时月。当时月，照人烛泪，照人梅发”等等。所以况周颐说：“须溪词风格遒上似稼轩，情辞跌宕似遗山。有时意笔俱化，纯任天倪，意态略似坡公。”（《蕙风词话》）
刘辰翁的诗文则“专以奇怪磊落为宗，务在艰涩其词，甚或至于不可句读”（《四库全书总目》）。酬贺之诗，连篇累牍，显得冗长浅薄。个别篇章如《春晴》写“江柳长天草色齐，新晴何物不芳菲；无因化作千蝴蝶，西蜀东吴款款归”,稍具情韵,兼含寄托。他在《陈生诗序》中曾认为诗歌题材原很广泛，触景感怀，无不可以成吟，又指出“有能率意自道，出于孤臣怨女之所不能者,随事纪实,是称名家”（《须溪集》），但自己却没能做到。他又是一位文学评论家，批点评选古人诗文有10种之多。评点王维、杜甫、陆游等人的作品，时有中肯之处。但他喜欢标新立异，常常失之尖刻和琐屑。尤其评杜诗每每舍其大而求其细。对同时代人汪元量的诗作，亦有批点评选。
有《须溪集》
100卷，久佚。清修《四库全书》时，采辑《永乐大典》所录记、序、杂考、诗、词等作，厘为10卷。仍以《须溪集》为名。其8卷、9卷、10卷收词，约
350来首。有《豫章丛书》本。朱孝臧《□村丛书》有《须溪词》1卷，补遗1卷。
刘 致
元代散曲作家。字时中，号逋斋。石州宁乡（今山西中阳）人。父彦文，仕为郴州录事、广州怀集令。刘致在流寓长沙期间，以其文章清拔宏丽见遇于姚燧，因姚燧荐为湖南宪府吏，后任永新州判、河南行省掾、翰林待制、浙江行省都事等职。晚年贫，卒无以葬，由王真人(眉叟)收葬于德清。所著散曲见存于《阳春白雪》、《太平乐府》、《乐府群玉》等集中。
元代著名套曲〔正宫·端正好〕《上高监司》前后套，《阳春白雪》后集署为刘时中作，但历来对于作者有不同看法，一说为石州之刘时中，另一说为古洪（今江西南昌）刘时中。古洪刘时中见录于《录鬼簿续编》，生平未详，时代应较石州刘致为晚。也还有人以为古洪刘时中即石州刘时中。
《上高监司》是元代散曲重要作品。前套反映了至正年间江西大旱灾的情况，真实地描写了饥民吃野菜树皮，死者填街委巷，以及儿女离散，乳哺儿被抛入长江的惨痛景象。作品还写出，当时不仅有天灾，还有人祸。殷实户、私牙子勾结官吏，趁灾情盘剥人民，利用“义仓”中饱私囊，加重了灾难。后套陈述了元代钞法的积弊，以及吏役、□商沆瀣一气，藏□弄滑的状况，建议整顿钞法。这两首套曲比较真实、深刻地揭示了元代政治经济制度的腐朽黑暗。这类作品在元代散曲中是不多见的，因而具有重要地位。但作者对高监司有过多的溢美之词，后套对农民起义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是此作品之疵瑕。
在艺术上，这两首套曲语言朴素平实，描写也较细致，不过有时失之于粗疏。由于内容的需要，套曲打破了散曲的篇幅限制，并且开拓了散曲的题材范围。
孔稚刿
南朝齐骈文家。一作孔□。字德璋。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刘宋时，曾任尚书殿中郎。齐武帝永明年间,任御史中丞。齐明帝建武初年,上书建议北征。东昏侯永元元年(499),迁太子詹事。死后追赠金紫光禄大夫。
孔稚□文享盛名，曾和江淹同在萧道成幕中“对掌辞笔”。豫章王萧嶷死后，他的儿子请沈约和孔稚□写作碑文，可见他在上层社会中的地位。史称他“不乐世务，居宅盛营山水”，“门庭之内，草莱不剪”。但他对皇帝所不喜欢的人也从不稍假宽容，其弹章劾表，著称一时。
孔稚□最著名的作品是骈文《北山移文》。文章借北山山灵的口吻，嘲讽了当时的名士周□故作高蹈而又醉心利禄。类似周□的情况,自两晋以来比较普遍,因此此文笔锋所指，并不限于周□个人。文章写得尖刻泼辣，通过对山川草木拟人化的描写，嘻笑调侃，因而历来为人传诵。他的诗作平庸，《乐府诗集》所收《白马篇》中“白马金具装”一首还值得一读。但《文苑英华》收录此篇，署为隋炀帝作。从诗篇声律的和谐和写作技巧的成熟来看，恐以作隋炀帝为是。据《隋书·经籍志》，孔稚□有集10卷，现仅存文10多篇，诗三、四首，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辑有《孔詹事集》1卷。
刘仲尹
金代文学家。字致居，号龙山。盖州(今辽宁盖县)人，后徙沃州（今河北赵县）。一说辽阳(今属辽宁)人。生卒年不详。其活动年代约在熙宗、海陵世宗朝。家世豪富，勤奋好学。海陵炀王正隆二年(1157)进士。历官潞州节度副使，后召为都水监丞。
刘仲尹传世作品有诗、词二类。他的诗风有师法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的痕迹，写景抒情有一定特色。现存诗全是近体，反映生活的范围很狭窄，咏梅花、牡丹、酴□等的作品竟占了一半，其余也多是闲适诗。可见他曾深受金朝中期诗坛上逃避现实的风气影响。
刘仲尹的词全是小令。词风绮丽柔婉，讲究含蓄蕴藉，与诗稍异。他主要宗法北宋晏□道、秦观、周邦彦、等人，写景抒情，颇有意境，尤以恋情见长。个别篇什不涉闺帏，而以细腻、生动的笔触，描写乡村风光，如“蚕欲眠时日已曛，柔桑叶大绿团云。罗敷犹小，陌上看行人。翠实低条梅弄色，轻花吹垅麦初匀。鸣鸠声里，过尽太平村”（〔摊破浣溪沙〕）。不过和北宋的大家相比，刘仲尹的词，创造性较差，词风较单一，章法少变化，内容也显得单薄。
所著《龙山集》，元好问在《中州集》卷三刘仲尹小传中说,曾于仲尹外孙李钦叔处见其原本,但久佚。其诗现存近30首,词10多首,并收入元好问编《中州集》及《中州乐府》中。
刘子恚
南宋学者、诗人。字彦冲，自号病翁。福建崇安人。父刘□,钦宗时位至资政殿学士。刘子□以父荫得官,曾为真定（今河北正定）幕府属僚。靖康二年(1127)，汴京被围，刘□奉命出使金营，不屈被杀。子□庐墓三年，服除，被命为兴化军（今福建仙游县北）通判，赴任不久即以多病不堪吏职为由,辞归武夷。此后17年不出,筑室于屏山，讲经传道，学者称为“屏山先生”。著名理学家朱熹即其弟子。
刘子□与曾□、韩驹、吕本中交往，所以他是两宋道学家中诗作艺术性很高、道学气味最少的诗人。他的作品比较注重反映社会现实和抒发自己的真实感受。如《游朱□家园》揭露朱氏大兴花石纲:“流威被东南,生杀在指呼。楼船载花石，里巷无裤襦。”对其误国害民深表愤慨；《汴京纪事》20首则借对故国往事的思忆表达了自己痛恨权□,不满昏君，怀念故国的真挚情感,影响较大。其他如《防江行》、《胡儿莫窥江》等，均情绪激昂，笔力雄健。他的诗歌很少因袭，风格也较多样。一般说来，五言古诗气韵高古，音节华畅，近体诗清新豪爽,无做作之态。佳句如“风声传远濑,寒意入秋蔬”（《次韵长汀壁问》）；“百年未半老相逼，四序平分秋独悲”（《秋意》）等，均为后人所称道。但诗中多杂禅语，在用典、使事上也不免江西诗派的习气。
著有《屏山集》20卷，有明正德七年刘泽刊本、清道光十八年李延玉秋柯草堂刊本。《圣传论》1卷,附录1卷，有复性书院丛刊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