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 庚
北宋诗人。字子西。眉州丹棱（今属四川）人。绍圣进士，为宗子博士。经宰相张商英推荐，授提举京畿常平。商英罢相,庚亦被贬,谪居惠州。后遇赦北归，复官承议郎，提举上清太平宫。后于返蜀道中病逝。
唐庚与苏轼是小同乡，贬所又同为惠州，兼之文采风流，当时有“小东坡”之称。但唐庚为诗，重推敲锤炼,近于苦吟,与苏轼的放笔快意不同。他曾说：“作诗甚苦，悲吟累日”，往往反复修改数四，“然后成篇”（《自说》）。但他能“刻意锻炼而不失气格”（《四库全书总目》）。其诗简练精悍，工于属对，巧于用事，且多新意，不沿袭前人。诗中佳句颇多，诸如“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醉眠》）、“草青仍过雨，山紫更斜阳”（《栖禅暮归书所见》）、“山好更宜余积雪，水生看欲倒垂杨”、“疑此江头有佳句，为君寻取却茫茫”（《春日郊外》）等，皆为世所赞赏。宋刘克庄说：“子西诗文皆高，不独诗也。其出稍晚，使及坡门，当不在秦（观）、晁（补之）之下。”（《后村诗话》）不足之处,在于稍乏变化,炼字琢句也间有弄巧成拙处。虽学东坡，其成就则不可同日而语。其文长于议论，所作如《名治》、《察言》、《悯俗》、《存旧》、《正友》、《议赏》诸篇，亦颇为时人所称。
今传《唐子西集》24卷，有《四库全书》本。《唐子西文录》1卷,为其论诗文之语录，同时人强行父记述，《历代诗话》、《萤雪轩丛书》均收辑。
汤惠休
南朝宋诗人。生卒年不详。早年为僧，人称“惠休上人”。因善于写诗被徐湛之赏识。孝武帝刘骏命其还俗，官至扬州从事史。钟嵘《诗品》作“齐惠休上人”，可能卒于南齐初。
汤惠休诗今存11首，以《怨诗行》最为著名，富于民歌气息。诗中“悲风荡帷帐，瑶翠坐自伤。妾心依天末，思与浮云长。啸歌视秋草，幽叶岂再扬。暮兰不待岁，离华能几芳”等句，自然真切，颇具情致。其他诗作亦颇受“吴声”、“西曲”及《白□歌》影响，多写儿女之情。所以与他同时代的颜延之以为是“委巷中歌谣”；《诗品》斥之为“淫靡”。其实汤诗笔力虽较纤弱，却无不健康的内容，其诗风华美流畅，在宋齐间颇有影响。论者多以“休鲍”并称，然而其成就实不足与鲍照相颉颃。
《诗品》载，汤惠休曾谓颜延之诗“如错采镂金”；谢灵运诗“如芙蓉出水”，“颜终身病之”。可见汤惠休论诗主张自然而不喜过于雕饰。从现存作品看，其诗风亦与此论相符。其诗收入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唐梦赉
清代文学家。字济武,号豹□,又号岚亭。淄川（今属山东）人。清顺治六年（1649）进士，授翰林院检讨。翰林院受命将《玉匣记》和《□帝化书》译为满文，唐梦赉以为两书皆荒诞离奇，诬民惑事，上疏请罢，又疏斥谏言官张煊、阴润之失，终于得罪罢归。归田后，寄情山水，栖心禅悦，日与高珩等人诗酒唱和，并两次南游。但他对国家政事仍然关心，时为经世之言，只是未再入仕。
唐梦赉的诗不拘樊篱，以新颖自得为宗。他在顺治十六年(1659)以前所写的作品，已“于酒炉边尽焚之”（《登岱集》），现存的主要是康熙年间所作。他的诗词雅意和，然又被称为“刻练之工，山颦水笑”（孙光祀《志壑堂集序》），甚得王士□、施闰章等人的称赏；但多为唱和纪游之作，面对社会、反映民生的作品很少。他的文写得明白恺切，不事雕琢，较多地反映了他对时政民生的关切，《拟行铜钞疏》等尤为时人所重。
唐梦赉与蒲松龄是同乡，并有较密切的交往。他是《聊斋志异》最早的读者之一，曾为之作序。蒲松龄应约为他作过生志。
著有《志壑堂集》、《借鸽楼小集》、《林□漫录》。
汤 鹏
近代诗人。字海秋。湖南益阳人。道光二年(1822)举人，次年中进士，曾官户部主事、郎中、山东道监察御史。他关心时政得失。作御史时，连上奏章，因言事忤旨被罢斥。后著《浮丘子》91篇,20余万言,“剖析天人王霸，发抒体用本末”,虽取泛论形式,实际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发，“切于家国天下”（《浮丘子·树文》）。鸦片战争失败，清廷与英国签订《江宁条约》时，他虽已不在言位，仍条陈三十事，其中指出早为预计、以防后患的事，多为后来情势发展所证实。
汤鹏论文，重视文艺与政治的相关相称。他说“汉以后作者，或专工文辞，而义理、时务不足；或精义理、明时务,而辞陋弱。兼之者惟唐陆宣公、宋朱子耳”,并自称“欲奄有古人而以二公为归”(姚莹《汤海秋传》)。他反对当时将为政与修身分而为二，又将修身与文艺分而为二的风气（见《浮丘子·仕解下》），要求将为政、修身、文艺贯而为一。对诗歌则强调“本乎性情而应乎气运”（刘伯埙《海秋诗集序》）。所作诗文基本体现了这些主张。其文“皆自道其所得”（熊少牧《浮丘子序》）。其诗今存2000余首，评论政事，吟咏时物，俯仰身世,也都“出入于风骚,而不苟作”（《山阳诗叟行序》）。龚自珍跋其诗集说:“海秋心迹尽在是”,“要不肯□扯他人之言以为己言”，“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书汤海秋诗集后》）。他的诗多悲愤沉痛之作，气盛笔豪，淋漓酣畅，必求尽意，而不斤斤于格律。所以孔宪□说他“兴酣落笔一万字，长河倒泻惊奔泉”（《戏简汤海秋》）。在诸体中以五、七言古诗最有特色。
著有《海秋诗集》26卷，有道光十八年和同治十二年刻本、《浮邱子》12卷，有同治四年刻本。
汤 式
元末明初散曲家、戏剧家。字舜民，号菊庄。象山(今属浙江)人。曾为本县县吏，不得志，落魄江湖。入明,流寓北方,明成祖朱棣在燕邸时，宠遇甚厚，永乐年间常得恩赏。有杂剧《瑞仙亭》、《娇红记》两种，今俱佚。散曲有明钞本《笔花集》传世，其书有缺残，今本《笔花集》之外,尚有一些散曲,存录于《雍熙乐府》、《盛世新声》、《彩笔情词》等集中。总共今存作品有套数68首，小令170首，残曲1首。
汤式的散曲明艳工巧，技巧圆熟老练，但是才情似嫌不足，加之内容比较贫乏，所以创作数量虽多却缺少新意。《录鬼簿续编》说他的作品“语皆工巧，江湖盛传之”，可知他的作品当时流传比较广泛。其中有小令〔蟾宫曲〕《咏西厢》
1首，对后世较有影响。此首为重句格俳体,即每三句中的第三句与第二句词意相类,句法相同。写来神韵自然，蔚然成为一体，后人多有仿作。
唐顺之
明代散文家。字应德，一字义修。武进（今属江苏常州）人。嘉靖八年(1529)会试第一，官翰林编修，后调兵部主事。当时倭寇屡犯沿海，唐顺之以兵部郎中督师浙江，曾亲率兵船于崇明破倭寇于海上。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凤阳，至通州（今南通）去世。崇祯时追谥襄文。学者称“荆川先生”。
唐顺之学识渊博，对天文、地理、数学、历法、兵法及乐律皆有研究。他是明中叶重要散文家。与王慎中、茅坤、归有光等同为明代重要文学流派唐宋派代表。唐顺之的文学主张早年曾受前七子影响，标榜秦汉，赞同“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中年以后,受王慎中影响,察觉七子诗文流弊,尤其是散文方面,七子抄袭、模拟古人，故作诘屈之语。于是抛弃旧见，公开对七子拟古主义表示不满，提出师法唐宋而要“文从字顺”的主张。他一方面多推崇三代、两汉文学传统，同时也肯定了唐宋文的继承和发展。提出学习唐、宋文“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在其选辑的《文编》中,既选了《左传》、《国语》、《史记》等秦汉文，也选了大量唐宋文，并从此逐步确立了“唐宋八大家”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唐顺之又提出诗文写作应“直据胸臆,信手写出”,要师法唐、宋而“卒归于自为其言”。要有“真精神”及“千古不可磨灭之见”。并以“未尝较声律、雕文句”的陶渊明与“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的沈约加以比较。说前者的作品为“第一等好诗”，指斥后者之作“不免为下格”。唐顺之上述见解在其后期著名作品《答茅鹿门知县书》中，较全面表露出来，其反七子模拟、剽窃倾向异常鲜明、激烈，呼吁文章应“如谚语开口见喉咙者”。
唐顺之的文章实践了自己的主张,文风简雅清深,间用口语，不受形式束缚。如《信陵君救赵论》，立足于社稷，批驳以私义救人。“词严义正”、层层深入，环环相扣，如对席论辩，一气呵成而结构谨严。《明史》说唐顺之文章“□洋纡折,有大家风”。就此文来看,不为过誉。他的记叙散文《竹溪记》,本应约为园写记,而着眼于园名的由来，赞扬竹“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谐于俗”的品德。文笔清新流畅,别具一格,立意新颖。唐顺之其他记叙散文，大多有叙有议。往往叙中择其一点，引申开来，情思遐飞而哲理蕴其中，自然浑厚而畅达豁然。如《西峪草堂记》、《书秦风蒹葭三章后》，及《永嘉袁君芳洲记》等，皆能看出此种特色。唐顺之还没有完全摆脱复古主义理论的束缚，他师法唐宋也是在以唐宋古人为法度。在他的一些文章中还有八股文作法的影响，此为其不足一面。然而，唐顺之等唐宋派为后来撼动后七子文坛统治地位的公安派多少起了一点开拓作用。当然，唐宋派与公安派的文学主张是不能相容的。
唐顺之著作有《荆川先生文集》，共17卷，其中文13卷，诗
4卷。辑有《文编》64卷。是集取由周迄宋之文，分体编列，其中选录了大量唐宋文章。唐顺之其他著作尚有：《右编》40卷，《史纂左编》124卷,《两汉解疑》2卷，《武编》10卷，《南北奉使集》2卷，《荆川稗编》120卷,《诸儒语要》、及旧本题为李攀龙撰唐顺之校的《韵学渊海》12卷等。近代林纾辑有《唐荆川集》，为较通行的唐顺之选集。
汤显祖
明代戏曲作家。字义仍，号海若，又号若士，别署清远道人。临川（今属江西）人。
生平事略及文学主张 汤显祖出身书香门第，早有才名，12岁的诗作即已显出才华。14岁补县诸生，21岁中举。这时,他不仅于古文诗词颇精,而且能通天文地理、医药卜筮诸书。26岁时刊印第1部诗集《红泉逸草》,次年又刊印诗集《雍藻》（未传），第
3部诗集名《问棘邮草》。28岁时作第1部传奇《紫箫记》,得到友人的合作，但未完稿，10年后改写为《紫钗记》。34岁中进士，在南京先后任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礼部祠祭司主事。万历十九年（1591），作著名的《论辅臣科臣疏》，批评神宗朱翊钧即位后的朝政，抨击宰辅张居正和申时行，因而被贬广东徐闻任典史。二十年（1592）调任浙江遂昌知县，颇多善政，并有诗作讽刺朝政，关心民间疾苦。《感事》诗直接讽刺皇帝醉心求金开矿而造成弊端：“中涓凿空山河尽，圣主求金日夜劳。赖是年来稀骏骨，黄金应与筑台高。”二十六年（1598）弃官归里。家居期间，心情颇矛盾，一方面希望有“起报知遇”之日，一方面却又只望“朝廷有威风之臣，郡邑无饿虎之吏，吟咏□平，每年添一卷诗足矣。”后逐渐打消仕进之念，专事写作。汤显祖墨迹明代万历三十四年刻本《玉茗堂文集》
汤显祖少年时受学于罗汝芳，罗是泰州学派王艮的三传弟子，这一学派承继了王守仁哲学思想中的有积极意义的部分，加以发展，又称“左派王学”。这个学派抨击程朱理学，怀疑封建教条，反对束缚个性。万历年间左派王学的最突出代表人物是李贽。汤显祖离遂昌任后，曾在临川和李贽相见。李在狱中自杀后，汤显祖作诗哀悼。他还推崇反理学的达观（紫柏）禅师，称李贽和达观是一“雄”、一“杰”，认为“寻其吐属，如获美剑”。他们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汤显祖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揭露腐败政治、反对程朱理学和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基础。
汤显祖一生蔑视封建权贵，常得罪名人。早年参加进士考试，因拒绝宰相张居正的招致而落选。中进士后，也拒绝当时执掌朝政的张四维、申时行的拉拢。在南京时,不和当时已有很大名声的王世贞、世懋兄弟往来,甚至在王举行的公宴上谢绝和诗。晚年淡泊守贫，不肯与郡县官周旋。这种性格作风使他同讲究厉行气节、抨击当时腐败政治的东林党人顾宪成、邹元标等交往密切，也使他推重海瑞和徐渭这样“耿介”或“纵诞”的人物。汤显祖的这种性格特点在作品中也有明显反映。《明史》记他“意气慷慨”，“蹭蹬穷老”，这评语颇能概括其生平之要。
汤显祖晚年思想比较消极,这同他潜心佛学有关,也同他辞官后长期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有关。他自称“偏州浪士，盛世遗民”,说“天下事耳之而已,顺之而已”。后又以“茧翁”自号。
汤显祖所处的时代，文坛为拟古思潮所左右，继承“前七子”的“后七子”声威极盛。汤显祖21岁时,“后七子”首领李攀龙已去世，但另一首领王世贞继续为文坛盟主，且“独操柄二十年”。汤显祖于青年时期即批评“前七子”的李梦阳、“后七子”的李攀龙、王世贞，指摘他们作品中“增减汉史唐诗字面处”。后更抨击“李梦阳以下”诸人作品“等赝文尔”，并尖锐地说：“赝者名位颇显……其文事关国体，得以冠玉欺人。”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根本缺陷是一味摹拟前代作品的用字、造句,乃至改头换面,剽窃前人词句。汤显祖认为“汉宋文章，各极其趣”。他还强调文章之妙在于“自然灵气”，不在步趋形似之间。他的这些主张对后来高揭反拟古旗帜的公安派有一定影响。可以说,在反拟古派过程中,汤显祖是从李贽、徐渭到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之间的重要人物。汤显祖诗作，早年受六朝绮丽诗风的影响,为了对抗“诗必盛唐”,后来写诗又曾追求宋诗的艰涩之风，他的这些创作实践并不足以和拟古派相抗衡。汤显祖的古文长于议论，颇有“好辩”特色。他的书信写得很富感情,文笔流利,为后人所推崇。他还长于史学，修订过《宋史》，惜未完稿。
戏曲创作成就 汤显祖的主要创作成就在戏曲方面，代表作是《牡丹亭》（又名《还魂记》），它和《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合称“玉茗堂四梦”。除《紫钗记》写作时代可确考外，其余“三梦”都不易确定写作时间，学术界目前有不同看法。明代刻本《邯郸记》插图
《牡丹亭》 共55出，写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故事,其中不少情节取自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见《燕居笔记》)。和话本相比,《牡丹亭》不仅在情节和描写上作了较大改动，而且主题思想有极大的提高。剧情梗概是：贫寒书生柳梦梅梦见在一座花园的梅树下立着一位佳人，说同他有姻缘之分，从此经常思念她。南安太守杜宝之女名丽娘，才貌端妍，从师陈最良读书。她由《诗经·关睢》章而伤春寻春，从花园回来后在昏昏睡梦中见一书生持半枝垂柳前来求爱，两人在牡丹亭畔幽会。杜丽娘从此愁闷消瘦，一病不起。她在弥留之际要求母亲把她葬在花园的梅树下，嘱咐丫环春香将其自画像藏在太湖石底。其父升任淮阳安抚使，委托陈最良葬女并修建“梅花庵观”。3年后，柳梦梅赴京应试,借宿梅花观中，在太湖石下拾得杜丽娘画像，发现就是梦中见到的佳人。杜丽娘魂游后园，和柳梦梅再度幽会。柳梦梅掘墓开棺，杜丽娘起死回生，两人结为夫妻。汤显祖在本剧《题词》中写道：“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汤显祖所说的“情”，指人们的真正感情，在《牡丹亭》里表现为青年男女对自由的爱情生活的追求。“理”，是指以程朱理学为基础的封建道德观念，在《牡丹亭》里表现为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对青年一代婚姻自由的束缚。这种明确的创作指导思想，与当时反对程朱理学的进步思潮一脉相通。正是这种指导思想使《牡丹亭》比同时代的爱情剧高出一筹。剧中关于杜丽娘、柳梦梅在梦中第二次见面就相好幽会,杜丽娘鬼魂和情人同居,还魂后才正式“拜告天地”成婚的描写；关于杜丽娘不是死于爱情的被破坏，而是由于梦中获得的爱情在现实中难以寻觅，一时感伤而死，也即所谓“慕色而亡”的描写，都使它别具一格，显示了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和浪漫夸张的艺术手法。明代万历刻本《牡丹亭还魂记》
《牡丹亭》还别开生面地刻画了花神和判官的对立性格。花神专掌“惜玉怜香”，实际是青春和爱情之神，作者大胆地描写这位神□“保护”杜、柳在梦中幽会。判官是阴世的统治者,却具有阳世封建统治者的特点,不仅枉法,还维护封建礼教。他谴责花神有“罪业”,指摘“花把青春卖，花生锦绣灾”。花神一面佯作“认罪”，一面却又为杜丽娘说情，使判官遣发杜丽娘还魂。这些都符合他“惜玉怜香”的职责，而判官决定放出杜丽娘，却又是因见到“婚姻簿”注明柳、杜是夫妻，也就是从“命定”观念出发，这种观念同他的身份也很契合。
《牡丹亭》也写了封建家长杜宝对女儿的自由婚姻的阻挠。杜宝恪守封建礼教，认为女儿和柳梦梅的爱情婚姻都是“胡为”。他在“□赐团圆”的圣旨下达前，一直坚持要女儿和柳梦梅离异。但作者也写他为官清正，避免了人物性格的概念化。陈最良也是《牡丹亭》中刻画得较有特色的人物。作为一个思想僵化的老秀才、老学究，他是杜丽娘的对立面。但他又非完全不通世情的腐儒，而有圆滑世故的一面。柳梦梅中状元后，他几乎忘记了曾在杜宝面前诬告柳为“劫坟之贼”，而在两人之间调解分劝，对当年被他责打的丫环春香，此刻也以“贤弟”相称，他的性格也不是单一的。
《牡丹亭》中描写得最成功的人物当数杜丽娘。明人王思任在《牡丹亭序》中说：“杜丽娘隽过言鸟，触似羚羊，月可沉，天可瘦，泉台可瞑，獠牙判发可狎而处，而‘梅’‘柳’二字，一灵咬住，必不肯使劫灰烧失。”追求爱情的缠绵而执著，是杜丽娘的一种性格特点,但杜丽娘还有她的思想特点。在《牡丹亭》以前,戏曲、小说中描写女子执著、坚定地追求爱情，不乏其例，但象杜丽娘这样表现了要求个性自由发展思想的却很罕见。杜丽娘说她“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惊梦》)，又说“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寻梦》)。联系起来看，所谓“由人恋”，意为对美好的事物想爱就爱；“随人愿”，意为为了追求美好的事物要生死相随；“无人怨”，意为即使死了也无怨言。《牡丹亭》写杜丽娘的思想与行动同步，正是这个作品的成功之处，也是杜丽娘形象塑造中最有光彩之处。
《牡丹亭》写杜丽娘的性格发展和心理活动，层次鲜明，细致熨贴。游园以前，她感到“剪不断，理还乱，闷无端”；游园时，她的心情由“闷”而“寻”，因为感受到大好春光而要追求爱;惊梦时,由“寻”而“欢”，终于找到情人；梦后，由“欢”而“空”，因为所爱的人无处寻觅而感到空虚寂寞。从《寻梦》出到《回生》出，杜丽娘的心理也写得相当细致，且有跌宕起伏。不过，在还魂以后，她的性格特点几乎消失，她的婚姻遭到父亲反对，面对封建礼教观念的阻力,她不敢反抗,性格显得苍白无力。
美中不足的是,柳梦梅写得较为逊色,缺乏光彩。但也有评论家认为，柳梦梅的痴情和耿介写来还是可贵可爱的，堪与杜丽娘的性格交相辉映。
丫环春香也写得个性鲜明。她直率地揭露陈最良的道学面貌，与杜丽娘的反抗性格相映衬。《闺塾》（即《春香闹学》）出中，分明杜丽娘对陈最良“依注解书”不满，但只能委婉地说“这经文偌多”，春香却直接向传统的经解挑战，故意问君子为什么要求淑女。在《写真》出中，杜丽娘把梦中幽会事告诉春香，春香先是吃惊，接着表示感叹：“怎的有这等方便呵！”活脱刻画出她的纯洁天真。
《牡丹亭》文词以典丽著称。《惊梦》的几支曲子一向为人称道，如〔皂罗袍〕曲：“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写杜丽娘对春光的欣赏和叹惜，透露了她爱情上的苦闷。又如《寻梦》中的〔懒画眉〕曲：“最撩人春色是今年。少甚么低就高来粉画垣，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悬。睡荼□抓住裙衩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好处牵。”写杜丽娘渴望重寻旧梦、获得爱情的欢乐，却用她见到的景物来烘托。这种典丽的曲文用来刻画杜丽娘这样出身官宦人家的小姐的情态是很适合的。不过《牡丹亭》曲文也表现出它的弱点，使用冷僻的典故过多，甚至有晦涩生硬之病。《牡丹亭》的曲文并不纯是典丽，在描写下层人物如农夫、牧童和桑妇时，比较通俗。在宾白的运用上,语言比较精练,也较通俗，在描写陈最良等人物时，尤为出色。还有不少属插科打诨的宾白则常流于庸俗，这也是元代以来戏曲中的一种通病。另外，《牡丹亭》中也有某些在男女情事上堕入恶趣的笔墨。明代万历刻本《牡丹亭还魂记》插图
《牡丹亭》问世后，盛行一时，使许多人为之倾倒。汤显祖的《滕王阁看王有信演〈牡丹亭〉》诗中写道：“愁来一座更衣起，江树沉沉天汉斜。”汤显祖还从朋友处得知有一位娄江的女读者俞二娘断肠而死，他写了《哭娄江女子》诗,其中写道：“如何伤此曲,偏只在娄江！”相传《牡丹亭》还使女伶人商小伶伤心而亡，这些都说明《牡丹亭》有着极为感人的艺术力量。
《牡丹亭》的出现，又引起了一桩戏曲史上有名的“公案”──删改《牡丹亭》的争论。汤显祖同年进士吕玉绳为了使《牡丹亭》便于用昆腔演唱，按昆腔音律作了改定（一说吕改本实为沈□改本），汤显祖不止一次对吕改本表示异议。他嘱咐宜黄伶人罗章二说：“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做的意趣大不同了。”但后来改本更多，且皆系名人所为，如臧懋循和冯梦龙都曾更定、删削。冯梦龙还把他的删改本改名为《风流梦》。汤显祖和他家乡一带的宜黄腔艺人交往颇多，他所写传奇当是便于用宜黄腔演唱。由于昆腔盛传，近代剧坛流行的《牡丹亭》演出本大抵出于改定本。
围绕着修改《牡丹亭》的争论，也反映出汤显祖在戏曲创作上首先讲究“意趣神色”，不斤斤计较于按字模声的创作主张。他对当时沈□等编纂的曲谱、曲论虽有肯定，但也有批评。他在致吕玉绳的信中说：“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模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这种观点同他主张文章要有灵性，是一致的。
《邯郸记》和《南柯记》 《邯郸记》共30出。曲词比较朴素。本事据唐代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改编。写卢生一贫如洗，在邯郸道旅舍中遇道士吕洞宾授他一枕，即入梦中。卧枕时旅舍主人方蒸黄粱。卢生在梦中得娶名门女子，中进士，当了20年宰相，封国公，食邑五千户，官加上柱国太师。他的子孙也一齐高升。一梦醒来，黄粱方熟，卢生遂悟破人生，随吕洞宾出家。剧中描写卢生的煊赫声势，较之《枕中记》展开了更多的描绘。对卢生的卑劣手段，如倚仗妻子有钱去贿通官僚勋贵,以及中状元等刻画,更是属于汤显祖的创造。卢生享尽富贵荣华，在临死之际，还一心思念身后的赠谥和青史留名。作品揭示和批判了封建官僚由发迹到死亡的丑恶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明代官场的黑暗。这里融和着汤显祖在多年仕宦经历中和对社会的观察中所感受到的官场倾轧、科举腐败和官僚奢侈等情况。
《南柯记》共44出，本事据唐代李公佐的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改编。内写淳于棼酒醉后梦入槐安国(即蚂蚁国)
被招为驸马，和瑶芳公主成婚。后任南柯太守，政绩卓著。公主死后，召还宫中，加封左相。他权倾一时，淫乱无度，终于被逐。醒来却是一梦，被契玄禅师度他出家。和《南柯太守传》相比，此剧在描写中更多地揭露了朝廷的骄奢淫佚、文人的奉承献媚等。
《邯郸记》和《南柯记》都通过梦幻写人生，是讽世剧。由于唐人小说中原有人生如梦、富贵如烟的思想，汤显祖本人又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这两部作品也就表现出虚幻的色彩。
《紫箫记》和《紫钗记》 《紫箫记》现存34出，是汤显祖的早期作品。男女主角李益和霍小玉明显来自唐代蒋防的传奇小说《霍小玉传》，但情节不同。它写李益和霍小玉成婚后在游华清宫时失散，后小玉拾到紫玉箫,皇帝遣送他回家。李益得中状元,被派往朔方边境军中任职,两人相互思念。数年后的一个七夕之晚,李益回家,夫妻团圆。全剧文笔□丽,人物道白都为四六对句。也有恶趣笔墨。据作者的《紫钗记题词》中说，《紫箫记》未成而“是非蜂起”、“讹言四方”，原因据说是作者企图“暗刺时相”。但详细真相不明。
《紫钗记》共53出，系据《紫箫记》改作。作者在情节上改动数处:娼妓身份的霍小玉改为良家女子;经人撮合改为李益由拾钗而识小玉；批判负心汉改为歌颂李益和小玉在爱情上的坚贞，而阻挠他们婚姻的是卢太尉；把黄衫客写成一个与宫廷有密切关系的十分有权势的人物。词藻□丽，但也有疏隽处。《堕钗灯影》写霍小玉和李益相会时又惊又羞又喜的初恋之情,细致传神;《冻卖珠钗》写霍小玉的痴情，相当动人。《折柳阳关》、《玉工伤感》和《怒撒金钱》等出写人物心理，结合氛围衬托，也很成功。明代刻本《南柯记》插图
汤显祖的影响及其作品刊本 汤显祖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即使是认为他用韵任意，不讲究曲律的评论家,也几乎无一不称赞《牡丹亭》,如晚于汤显祖20多年的沈德符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又说他“才情自足不朽”。和沈德符同时的戏曲家吕天成推崇汤显祖为“绝代奇才”和“千秋之词匠”。王骥德甚至说，如果汤显祖没有“当置法字无论”和其他弱点，“可令前无作者，后鲜来哲，二百年来，一人而已”。由于汤显祖的影响，明末出现了一些刻意学习汤显祖、追求文采的剧作家，如阮大铖和孟称舜等，后人因之有玉茗堂派或临川派之说，实际上并不恰切。《牡丹亭》中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影响更为深远，从清代的《红楼梦》中也可看出这种影响。
汤显祖生前就有《玉茗堂文集》刊行。逝世后
5年，韩敬编印《玉茗堂集》。他的作品于明清两代均有刊本，目前通行的是1961年由钱南扬、徐朔方合编的《汤显祖集》，包括诗文和戏曲。
唐彦谦
唐代诗人。字茂业，号鹿门先生。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人。生卒年不详。咸通二年
(861)进士（郑贻《鹿门诗集叙》）。乾符末，避乱汉南。中和中，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奏为从事，累迁节度副使，晋、绛二州刺史。光启三年(887),王重荣因兵变遇害，他被责贬汉中掾。兴元节度使杨守亮署为判官，迁副使，历阆、壁二州刺史。晚年隐居鹿门山，专事著述。
唐彦谦为人才高负气,博学多艺,书画博饮，无不擅长。《旧唐书·唐彦谦传》说他“尤能七言诗，少时师温庭筠，故文格类之”。宋人杨亿称其“为诗纂慕玉溪，得其清峭感怆”（《唐诗纪事》“李商隐”条引）。但他的诗作中接近温庭筠、李商隐的主要是一部分近体诗。而其古诗如《感物二首》、《和陶渊明贫士诗七首》、《早行遇雪》、《舟中望紫岩》等，抒情写景，峻切明畅，有魏晋遗风。就是那些师法温、李的近体律绝，如《七夕》、《八月十六日夜月》、《无题十首》、《垂柳》，也比较清浅流转，不同于温诗的繁缛和李诗的深曲。其诗“用事精巧，对偶亲切”（《石林诗话》述杨亿、刘筠语）,象“烟横博望乘槎水,日上文王避雨陵”（《蒲津河亭》）。这样的对仗，对北宋西□体诗人颇有影响。集中多为羁旅、赠别、怀古之作，亦有少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如《采桑女》、《宿田家》。
唐彦谦著有《鹿门集》3卷，附拾遗1卷,续补遗1卷，收入清沈宗畸辑《晨风阁丛书》。《唐诗百名家全集》中也曾收录，题作《鹿门诗集》。事迹见《旧唐书》本传、《唐诗纪事》、《唐才子传》。
唐 寅
明代画家、文学家。字伯虎，一字子畏，自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等。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其父广德为商人，颇有家资。唐寅从小就显露才华，文章跌宕融畅，大为时辈所倾服。性格放荡不羁，常与沈周、祝允明、文征明、徐祯卿相往还，切磋文艺。弘治十一年(1498)乡试第一。次年,与江阴徐经入京会试,因牵涉科场舞弊案下狱。罢黜为吏，寅耻不就。归里后，好佛氏，治圃舍北桃花坞。并效司马迁经历名山大川，远游闽、浙诸山，湘、赣诸水，以鬻文卖画度日。在此期间，宁王朱宸濠曾重金相聘。唐寅察其有异志，佯狂以免。骑驴归思图轴
唐寅作
唐寅在科场失意后备感世态的炎凉，故其诗作常有所表现和揭露。“我观古昔之英雄，慷慨然诺杯酒中。义重生轻死知己，所以与人成大功。我观今日之才彦，交不以心惟以面，面前斟酒酒未寒，面未变时心已变”（《席上答王履吉》）。以对比的手法痛斥口是心非的“今日才彦”。《和雪中书怀》中写“暗笑无情牙齿冷，熟看人事眼睛酸”的感叹，只有饱受了倾轧、中伤之苦者，才能倾吐出这种感叹。基于这样感受，他时常流露出怀才不遇的悲愤：“书籍不如钱一囊，少年何苦擅文章。十年掩□青衫敞，八口啼饥白稻荒。”（《赠徐昌国》）凄苦之情,溢于言表。面对淹蹇的时运,唐寅常表现出一种疏狂玩世、狷介自处的态度。《把酒对月歌》写道：“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将其狂放不羁的傲气和盘托出。《警世八首》之五告诫“为人须是要公平”、“交朋切莫交无义”、“但行好事莫相轻”，表现了诗人狂放后面的诚心。
唐寅作品多纪游和题画的诗歌。特点是能任意挥洒。自写胸次，有天然之趣。他善以画境构思诗歌。《烟波钓叟歌》首先勾勒太湖周围环境，山、岭、鹧鸪、烟竹、鲤鱼……在此环境里出现一个“钓叟”，外表是“雪白长□清凄凄”，神态是“芦花荡里醉眠时，就解□衣作衾枕。”真是诗中有画。其诗还时有奇想，以“大瓢小杓何曾乾，长篇短句随时有，饮为长鲸吸巨川，吞天吐月鼋鼍吼”来形容文思，可谓狂佯恣肆。他还好以俚语、俗语入诗,但又做到语浅而意隽。“生涯画笔兼诗笔,□踪花船与柳边”,“鬓边旧白添新白,树底深红换浅红”，皆是情趣盎然的好诗句。唐寅在多数纪游、题画篇什中通过山水和画境来表现他功名无望的哀怨和别有深意的寄托。“翘首三山何处斫,却看身世使人悲”(《焦山》)，“莫嫌此处风波恶，处处风波处处愁”（《题画诗》二十四首之一），皆以画喻世，寄寓感慨。
唐寅的诗有两大缺点：一是诗作常流于浅谑；二是经常宣扬因果、宿命的思想。
唐寅散文也颇有佳作，如《与文征明书》，言被累之苦、出狱之艰以及归家种种落拓的窘况，读之令人酸鼻。全文词采华美,感情充沛。多用排比,较有气势。此外，他还善词、善画、善书。
著有《六如居士集》。清代嘉庆六年(1801)长沙唐仲冕辑《六如居士全集》，收诗文集7卷，补遗1卷，外集6卷,画谱3卷，制义1卷，墨亭新赋1卷，花坞联吟1卷。
谭嗣同
近代政治家、思想家、诗人。字复生，号壮飞，别署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通眉生。湖南浏阳人。幼年丧母，遭继母虐待。青少年时代，读书虽颇广博而屡试不第，通剑术，好任侠，遍游西北、东南诸省，怀有济世报国的大志。甲午中日战后,受到极大的刺激,痛感国家民族的危亡日迫，“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上欧阳中鹄书》），决然抛弃旧学，探求新学，投身变法活动。一面融贯儒学、佛学和西学知识以及康有为的学说，撰写《仁学》，阐述变法理论；一面在湖南从事于培养实学人才、兴办实业等，以求维新。光绪二十三年(1897)，协助湖南地方当局开设时务学堂。次年初，又与唐才常等在长沙组织南学会，创办《湘报》，宣传新学，推动新政，使湖南富有朝气。七月到京师，任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预新政，以为“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致李闰》）。不久，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动政变，谭嗣同拒绝出奔，慷慨陈言：“我国二百年来未有为民变法流血者，流血请自谭嗣同始！”（《清国殉难六士传》）遂被捕牺牲，为戊戌死难六君子之一。
谭嗣同是杰出的爱国志士，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的《仁学》“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致唐才常》）,热情宣扬民主与科学,猛烈抨击封建专制、纲常名教和民族压迫，甚至赞许通过起义、暗杀来推翻君主暴政。全书贯串救亡图存的宗旨，表现了急进的民主思想。其中，有的观点已经具有反清民主革命思想倾向。尽管作者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还有模糊认识，对清政府也仍存幻想，在行动上未能超越维新派，但他的急进思想和为国家为改革英勇献身的精神，对后来的革命党人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谭嗣同留下了近200首诗。其中,大部分是他30岁以前的作品。这些诗作纪游与咏怀相结合，“升峻远览以写忧,浮深纵涉以骋志”(《三十自纪》),常常在游历山川形胜时,抒写其感时伤己的忧愤和济世报国的壮志,如：《武昌夜泊》之预感社会危机:“但忧悬磬室,兵气寓无形。”《出潼关渡河》、《览武汉形势》、《秦岭》之歌咏“高吟击楫”、“远略未因愁病减”、“誓向沙场为鬼雄”的慷慨豪情。《述怀》、《夜坐》和《和仙槎除夕感怀四篇》等咏怀诗，反映了作者从一个追求“翱翔云路”的青年到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士的成长发展过程。后者写于甲午战争前夕，表现了作者待时而起、澄清天下的强烈愿望和急切心情：“无端歌哭因长夜，婪尾阴阳剩此时。有约闻鸡同起舞，灯前转恨漏声迟。”《崆峒》、《□州》等诗，描摹景物雄奇开阔，同时展现了作者的胸襟与志怀。此外，《六盘山转□谣》、《罂粟米囊谣》反映了作者对苦难中的人民的关注与同情。谭嗣同前期诗渗透幽挚之思，慷慨之音，既具有强烈的个人抒情色彩，也传达了窒息黑暗、动荡变革的时代信息；或“纡徐愈婉”，或“激出弥劲”（《与唐绂丞书》），交织成幽邃沉雄、激越苍郁的艺术风格。有些作品着意刻画衰颓凄凉的景象，流露了低沉黯淡的情绪，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矛盾与苦闷。也有些作品模仿晚唐、六朝诗风。
30岁后，谭嗣同转向新学，投身变法运动，这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品的社会性、政治性更为具体、鲜明；二是鼓吹“诗界革命”,写作“新学之诗”。前者如《有感一章》表达甲午战后亿万人民无比悲愤的心情：“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阻风洞庭湖赠李君时敏》痛斥清政府迫害维新党人的罪行，《秦淮河》、《自题山水画扇》、《丁酉金陵杂诗》等揭露和讽刺清政府摧残、出卖祖国的罪行。《狱中题壁》则以“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诗句，显示了视死如归的气概。后者则同夏曾佑、梁启超所写这类诗一样,“颇喜□□新名词以自表异”、“非(佛、孔、耶)经典语不用”（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僻涩难懂，几无诗味,如《金陵听说法》等。对此,谭嗣同曾对人说：“尔为诗太奇诞，至不敢以示人。”（《致徐乃昌》）故所作寥寥。这类诗是谭嗣同等人追求思想解放、崇拜“新学”的产物，反映了他们在诗歌中表现新事物、新思想的强烈愿望，企图为传统的诗歌找到一条新出路。与此相一致，在散文方面，谭嗣同也肯定和鼓吹“报章文体”。谭嗣同（狱中遗书）墨迹清代光绪二十三年金陵刻本《莽苍苍斋诗》
谭嗣同30岁以前的诗,有自编的《莽苍苍斋诗》2卷、补遗1卷,光绪二十三年(1897)刊于南京。30岁以后的诗，收入谭氏后人编辑的《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近年出版的《谭嗣同全集》（增订本）,搜集谭氏著作最多,除以上两书所收诗作外，尚辑有佚诗若干首。
谭 献
近代词人、学者。初名廷献，字仲修，号复堂。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少孤。同治六年(1867)举人。屡赴进士试不第。曾入福建学使徐树藩幕。后署秀水县教谕。又历任安徽歙县、全椒、合肥、宿松等县知县。后去官归隐，锐意著述。晚年受张之洞邀请，主讲经心书院，年余辞归。
谭献治学勤苦，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读书日有程课,凡所论著,隐括于所为日记”（《清史稿·谭廷献传》）。二十五、六岁后,潜心经学,倾向今文学派，重微言大义。他的骈文，规仿六朝，高出时人，诗亦“优柔善入，恻然动人”(吴怀珍《复堂诗叙》)。但以词与词论的成就最突出。
谭献的论词主张，本于常州词派张惠言、周济，较周济“有寄托入，无寄托出”之论，更趋具体。他称赞常州派兴，“而比兴渐盛”（《复堂日记》），极力推尊词体。他认为,词“上之言志永言,次之志洁行芳，而后洋洋乎会于风雅”（《复堂词录序》），不应当视为“小道”;强调词要有“寄托”,自谓早年读词，即“喜寻其旨于人事，论作者之世，思作者之人”，提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同前)。他选清人词为《箧中词》今集6卷，续集4卷，“以比兴为本，庶几大廓门庭，高其墙宇”（《复堂日记》），并详著其流别；又曾评点周济《词辨》，皆意在阐发自己的论词主张，影响甚大。叶恭绰说他“开近三十年之风尚”（《广箧中词》）。
谭献的词，内容多抒写士大夫文人的情趣。由于强调“寄托”,风格过于含蓄隐曲。但文词隽秀,琅琅可诵，尤以小令为长。如〔青门引〕“人去阑干静”、〔蝶恋花〕“庭院深深人悄悄”以及〔临江仙〕《和子珍》、〔一萼红〕《吴山》等阕，有比较鲜明的形象，凄惋沉郁，是谭词中的佳作。
著有《复堂类集》，包括文、诗、词、日记等。另有《复堂诗续》、《复堂文续》、《复堂日记补录》。词集《复堂词》，录词
104阕。今人陈乃乾编《清名家词》，全部辑录。他的词论，散见于文集、日记、《箧中词》及所评周济《词辨》中，由门人徐珂辑为《复堂词话》，有《词话丛编》本及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谭元春
明代文学家。字友夏。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县)人。天启七年（1627）乡试第一。与同里钟惺共选《诗归》，一时名声甚赫，世称“钟谭”。他们创立的文学流派称竟陵派。
谭元春受钟惺影响，两人文学创作主张一致。他提倡诗文抒写性灵,反对拟古文风,提出：“法不前定，以笔所至为法”，“词不准古，以情所迫为词。”认为摹拟古人词句是“得其滞者、熟者、木者、陋者”（谭元春《诗归序》）。主张“吾辈论诗，止有同志，原无同调”（《万茂先诗序》）。他所提倡的“性灵”是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是“专其力壹其思,以达于古人,觉古人亦有炯炯双眸，从纸上还瞩人”。但他强调的“古人精神”只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只着眼于湖光、花草及“孤怀”、“孤意”等，致使他创作的题材极为狭窄。加之又提倡一种“幽深孤峭”的风格，使文风艰涩，往往雕饰字句而忘及篇章，致使后人有字哑句谜、几无完篇之诟。
然而谭元春的山水五言诗却时有佳品，如《夜次阳逻同夏平寻山》、《游九峰山》等,迥然孤秀,有幽冷峭拔风范。其六言绝句《得蜀中故人书》亦朗秀清新，较有情趣。其他一些诗作，虽有一些隽句，但多用奇字押险韵，语句诘屈，令人费解，如：“鱼出声中立，花开影外吹”(《太和庵前坐泉》)等。其《夏夜》诗等，此类弊病更为突出。谭元春的写景散文亦有出色作品，如《游南岳记》写登祝融峰顶所见云海奇观：“晴漾其里，云缝其外，上如海，下如天，幻冥一色，心目无主；觉万丈之下漠漠送声。……久之，云动。有顷，后云追前云，不及，遂失队，万云乘其罅，绕山左飞；飞尽日现，天地定位，下界山争以春翠供奉；四峰皆莫能自起，远湖近江，皆作一缕白……”气势雄伟，景界壮观。三篇《游乌龙潭记》将三次游赏的不同时令特征及特异景色描绘得恰到好处，意境毫不雷同。受郦道元影响，语言表现力甚强。其书牍铭序如《求母氏五十文说》、《端石砚铭》、《宋绣观世音赞》等亦洁清隽永，颇有意致。
著作收入《谭友夏合集》23卷。包括《岳归堂新诗》5卷，《鹄湾文草》9卷,《岳归堂已刻诗选》8卷及《诸稿自序》（附诸名家序）1
卷。与钟惺共编《诗归》51卷,《明诗归》10卷，补遗1卷。共评《诗删》10卷。另有《谭子诗归》10卷(此集乃其选本，前有自序)；《庄子南华真经评》3卷；《四六金声》10卷（附补遗）;选编《东坡诗选》12卷；评点《想当然传奇》2卷。
陶弘景
南朝齐、梁间文学家、道教思想家、医学家。字通明。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好读书，喜道术。20岁以前被萧道成引为诸王侍读。齐武帝永明十年(492),辞官，归隐于句容茅山，炼丹习道，自号华阳陶隐居，但隐居后仍不忘荣利。梁武帝萧衍早年曾和他交游，即皇帝位以后，经常向他咨询国家大事，时人号为“山中宰相”。死后谥“贞白先生”。皇子萧纲、萧纶为他撰写了墓志、墓碑。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录残卷抄本
陶弘景是一位博学的文人，精通天文历法、山川地理、医术本草、琴棋书法乃至阴阳五行。他的著作很丰富，但多属道术和医药方面的书。骈文《答谢中书书》：“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清淡而精美，是六朝山水小品的名作之一。其诗仅存6首,但多数质量较高。五言诗《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短短20个字,表现了隐士情怀淡泊的一面,也为历来所传诵。另一首《题所居壁》“不意昭阳殿,化作单于宫”,借咏史流露出对现实的深刻忧虑。乐府《寒夜怨》一首，杂用三、五、七言，感情真挚，格调流利，也堪称佳作。
陶弘景有集30卷，内集15卷，江总曾为之撰《陶贞白先生集序》，其诗文多已散佚，明人张溥辑为《陶隐居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陶渊明
晋宋时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一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渊明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陶渊明的祖父作过太守，父亲早死，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
生平 陶渊明一生大略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392)陶渊明
28岁以前。由于父亲早死，他从少年时代就处于生活贫困之中。颜延之说他“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但家庭教育很好，读了《老子》、《庄子》和“六经”。不少文、史、神话、小说等“异书”，可能也是在这个时候读的。少年时代志趣未定。或性爱丘山、委怀琴书，或志在四海，向往着胡马铁蹄下的张掖与幽州。他的《五柳先生传》可能写于青年时期，其中简洁地描述了他“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个性风貌。陶渊明出生地
江西九江柴桑荆岭街全景
第二时期，学仕时期，从太元十八年他29岁到晋安帝义熙元年
(405)41岁。他因“亲老家贫”，离家为江州祭酒。但“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在家闲居了五、六年。晋安帝隆安四年
(400)他到荆州，任刺史桓玄属吏，职务不明。曾奉命使都。此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测篡夺的时机。隆安五年
(401)他就因母丧辞职归家。晋安帝元兴二年
(403)，桓玄率军东下，攻下建康，杀司马元显，自称太尉，总揽朝政，陶渊明在家乡浔阳开始躬耕。同年冬天,桓玄篡晋，改国号为楚,迁晋安帝于浔阳之时,他仍在家闭户高吟。元兴三年(404)建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文武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伐桓玄,桓玄兵败西走,又把囚禁在浔阳的晋安帝带到江陵。刘裕入建康后被推为镇军将军、都督八州军事、徐州刺史。陶渊明离家东下,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是年,桓玄伏诛。义熙元年，他转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是年3月曾奉刘敬宣使命赴都。5月，桓玄余党告平。8月，他出任彭泽令。在官80余日。11月，辞官回家。这一时期，他的重要作品有《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闲情赋》、《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归去来兮辞》，等等。
第三时期，归田时期,从晋安帝义熙二年(406)至宋文帝元嘉四年(427)病故。他归田之初，家有僮仆,虽然他和妻子也参与耕作，但劳动余闲时间较多，温饱亦无忧虑。可惜好景不长，义熙四年六月，他家遭大火，林室尽焚，宅无遗宇。此后,生活日益贫困。躬耕未废,饥寒不免。义熙七年,他移居浔阳负郭之南村,结识了不少新的邻居,其中既有共话桑麻的农民,也有共赏奇文、共赋新诗的文人。如后来成为刘宋王朝权贵的殷景仁，当时即一度与他同游共话。又如当时有两个佛教信徒周续之和刘遗民也和他经常往来，好事者曾把他们三个称为“浔阳三隐”。大概因为周、刘两人的介绍，他还和当时居住在庐山东林寺的佛教著名法师慧远和尚一度成为方外之交。但他和这几个佛家信徒、法师的思想并不投合。义熙十一年，当时著名的诗人颜延之，也作了江州刺史刘柳的功曹，来到浔阳，与他为邻居,同游共饮,感情很融洽。义熙末年，朝廷又征他为著作郎，被他拒绝。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刘裕废恭帝为零陵王,改国号为宋。东晋灭亡。宋文帝元嘉三年，檀道济作江州刺史，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病饿卧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粱肉,被他挥而去之。元嘉四年冬天,终于在贫病交攻之下去世。归田后20多年，是他创作最丰富的时期。主要作品有《归园田居五首》、《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移居二首》、《形影神三首》、《杂诗十二首》、《丙辰岁八月中于下□田舍获》、《赠羊长史》、《饮酒二十首》、《咏贫士七首》、《拟古九首》、《桃花源诗并记》、《述酒》、《读山海经十三首》、《咏荆轲》、《有会而作》、《挽歌诗三首》、《感士不遇赋》、《与子俨等疏》、《自祭文》等篇。
创作 诗歌 陶渊明今存诗歌共125首，计四言诗9首,五言诗116首。他的四言诗并不太出色。他的五言诗可大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继承汉魏以来抒情言志传统而加以发展的咏怀诗，一类是几乎很少先例的田园诗。
陶渊明的咏怀诗内容是丰富的，其中有他中年游宦在外的行旅诗，也有晚年归田以后写的《杂诗》、《饮酒》、《咏贫士》、《拟古》、《读山海经》、《挽歌诗》等抒情言志之作。这些题目虽不同，但内容并无严格的界限。例如萧统的《文选》里就把他的《饮酒》诗两首（“结庐在人境”、“秋菊有佳色”）改题为《杂诗》，并把《咏贫士诗》中“万族各有托”一首，《读山海经》中“孟夏草木长”一首也归入“杂持”一类之中。
他中年的宦游行旅诗，包括他在桓玄和刘裕、刘敬宣幕下写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等五首诗。当时东晋王朝的内战已从东海之滨蔓延到长江中下游。他的职务又和这些战争紧密相连。但他这些诗里既没有流露少年时的豪情，也没有丝毫战争的影子。只见他在宦海奔波中一次又一次地想念着家园：“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从这些诗句里，可以想见那个使诗人痛苦难言、只好毅然归田的污浊、动乱的时代。
陶渊明归田12年以后，写了著名的《饮酒二十首》，他把这些咏怀言志的作品题为“饮酒”诗，既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又有个性特征。魏晋时代，统治阶级内部各豪门世族之间不断地发生剧烈尖锐的斗争，许多文人名士都因卷入这些斗争的漩涡而断送了性命。所以当时文人名士们讲话极难，只好多饮酒而少说话。陶渊明则是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饮酒》等诗中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坚持躬耕自资的道路，傲视上层社会和豪门世族，甚至坚决拒绝统治者对他的征召。历来传诵最广的“结庐在人境”一首就是属于这一类。这首诗的意境是和平静穆的，表现诗人淡然忘世的态度。所以王安石说：“渊明诗有奇绝不可及语，如‘结庐在人境’四句，由诗人以来无此句。”只有思想真正远离官场，心远地偏，才能在采菊见山之际，景与意会，兴致悠然。“秋菊有佳色”一首,取菊花之芳洁,寄此生之啸傲；见归鸟之入林，悟此生之归宿，与前诗倾向是一致的。但是,他的归田,虽远权贵，未隔庸俗。“有客常同止”一首就写他和一个自命头脑清醒的势利之徒话不投机，只好“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子云性嗜酒”一首，写人们载酒前来向他问学求教，他总是来者不拒，但有时对方问他一些现实政治问题，他又只好沉默了。这两首诗既讽刺了不同的世态，也见出他饮酒时那种如履薄冰的苦心。白居易《防陶公旧宅》诗说：“呜呼陶靖节，生彼晋宋间。心实有所守，口终不能言。”他的弃官归田，在当时可能是有点惊世止俗的，“行止千万端”一首就反映他与众不同的“行止”，当时曾经招来不少的嘲笑非议。“独正者危，至方则碍。”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他是深有体会的。“青松在东园”一首，就以青松自喻,指出众草虽能暂时埋没青松,可是青松也终以其后凋之节蔑视众草。“清晨闻叩门”一首，仿屈原《渔父》的对话形式，拒绝了“田父”要他接受朝廷征召的劝告。“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语气虽然委婉,态度却非常坚决。不过，他的态度也并非一味温和。最后一首“羲农去我久”,就是痛恨整个社会“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六经废黜、救世无人的愤慨之音。结尾四句，陡然说到饮酒：“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显然是悲愤之余又故作自我开脱的醉人醉语。可见他即使是在饮酒的时候，也并不都是超脱清闲，浑身静穆。当然，象“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等诗句，也确有一些消极颓放的情调。
陶渊明的《杂诗十二首》中，除四首是中年时咏行役奔波之苦而外,都是50岁以后,由中年转入老境时候的作品。这组诗里,“白日沦西阿”,“忆我少壮时”两首历来最为研究者所注意。前者写他在斗室月夜中,想到自己一生壮志未酬而挥杯劝影、痛苦失眠的情景。后者则回忆自己少年时代“无乐自欣豫”的乐观精神和“猛志逸四海”的远大抱负,由于仕宦生活的教训和折磨,“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但他对此也并不甘心。所以，义熙十三年当他听到刘裕北伐后秦打下洛阳、长安的消息以后，曾在《赠羊长史》一诗里表示自己在“九域甫已一”之时，颇动“逝将理舟舆”的念头，很想北上看看这两个古都的圣贤遗迹。后来虽未动身，但他跃跃欲试的心情已洋溢于诗中。这说明他虽身在乡村，对政治仍然相当关心。晋宋易代之后，宋永初二年(421),刘裕以毒酒一罂授张伟，使鸩零陵王（即已废的晋恭帝司马德文），伟自饮而卒；刘裕又令兵人逾垣进药，零陵王不肯饮，遂以被掩杀之。刘裕这种惨毒手段，使这个看惯了篡乱的老诗人发出了悲愤的声音。他一改诗中不谈政治的惯例，用许多□词隐语写成一首《述酒》，同情零陵王的悲惨下场。他晚年还写了《读山海经十三首》，借着《穆天子传》、《山海经》等“异书”中的神话故事,抒发自己的感慨,其中颇有“金刚怒目”的豪放之作。“夸父诞宏志”一首就一反历来嘲笑夸父不自量力的俗见,大胆歌颂了他敢和太阳竞走的勇气。“精卫衔微木”一首，歌颂了精卫和刑天不屈服于命运、敢于斗争的精神。他还仿阮□、左思，写了一首《咏荆轲》：“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显然饱含着诗人的激情。朱熹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这些豪放之作，虽不能说和晋宋易代的事没有关系，但更应该联系他的全人：从少年时代的“猛志逸四海”，中年时代的“有志不获骋”，到老年的“猛志固常在”，显然有一股济世的热情流贯在他的一生中。他的平淡自然的诗风并没有掩盖这一点。
陶渊明的田园诗，包括他中年学仕时期的《怀古田舍》,《劝农》以及晚年归田时期的《归园田居》、《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西田获早稻》、《下□田舍获》、《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桃花源诗并记》等描写乡村风光与田园劳动生活，以及在此生活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理想。
陶渊明39岁那年所写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写出了他第一次参加农业劳动的体验与认识。田野的景物是清新的：“鸟□欢新节，泠风送馀善。”劳动的生活是愉快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同时，他也认真地考虑了孔子的“忧道不忧贫”之类的教训。
《归园田居五首》是他田园诗中最著名的代表作。第一首“少无适俗韵”尤为世人传诵。他说自己置身官场,好比是“羁鸟”和“池鱼”,无时不想念着“旧林”和“故渊”的自由天地；日夜梦想的田园景物又出现在他的面前：“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他好象是又重新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字里行间洋溢着欢欣、喜悦的心情。“野外罕人事”一首写他断绝了和官场上层的应酬,却和农民们“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他身在田园,心在田园,种桑麻就说桑麻,没有其他杂念,自然就和农民有了共同语言。“种豆南山下”一首，也是直接描写种豆锄草的劳动。晨出暮归,这一天的活对他来说并不轻松,因而就有一种先难后获的充实愉快心情。“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两句，给农家披星戴月的劳动增加了无限的诗意。
但平静的田园生活没过几年。《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写他家遭了火灾：“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航舟荫门前。”面对突然袭来的灾难，他想起远古的东户季子时代。那时吃不完的粮食就堆在田头，人们吃饱之后就无忧无虑。但是他最后说：“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他并没有忘记耕田、灌园的本务。又过两年，他家乡浔阳又成为卢循与官军的战场，江州刺史何无忌战败身死，自春至秋，战火延续了五、六月，这一年他写了著名的《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仍然没有一个字触及战争和时事。但他对人生的看法更坚定朴实了：“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在如此动乱不安的年月，他仍然坚守着耕种的“常业”，渐衰的身体已经深知九秋霜露风寒的威力，他仍然说：“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又过6年，他62岁,又写了《丙辰岁八月中于下□田舍获》:“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他描写半夜起身，登舟越湖，经过清壑荒山前往收获的情景，其中有“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鸣鸡”、“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这样真切而生动的诗句,没有经过饥寒劳苦的人是写不出的。他越到老年，生计越艰难。在54岁那年,他写了《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倾诉自己一生立志行善、艰苦自励、却屡遭坎坷的悲愤：“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他这个能临变而守常的人,虽然也说：“在己何怨天”,但毕竟是对天道发生了根本性的怀疑：“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这不能不说他的思想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归庄图卷（局部）
元代何澄作
大约在晋宋易代前后，他写了《桃花源诗并记》这篇流传千古的作品。桃花源的故事有它的历史现实的背景。自汉末以来,国内屡经战乱,北方人民屡有聚众入山，据险避难的事。例如《三国志·田畴传》、《晋书·郗鉴传》都有此类记载。在江南，晋宋时代也有江州、荆州人民为了逃避赋税徭役，而逃到深山幽谷之地的记载。《晋书·刘毅传》说：“(江州)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财殚力竭，无以至此。”《宋书·夷蛮传·荆州蛮传》也说：“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所在多深险。”而且桃源故事所出的武陵，也正是五溪族所居的地方。桃花源故事还有它的思想渊源。自魏晋以来，阮籍、嵇康、鲍敬言等思想家继承老庄小国寡民的观点，发展成为一种无君论。他们的乌托邦式观点，反映了小私有农民对封建剥削制度的软弱抗议。陶渊明晚年的诗文里，东户、羲农、重华、黄虞这些远古传说时代的人物反复出现，是和他受阮籍、嵇康、鲍敬言等人的思想影响分不开的。当然，《桃花源诗并记》中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的景物，“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生活气氛，以及桃源人民纯朴的精神世界，都是源于他对田园生活的体验。
陶渊明的田园诗，虽然有着封建士大夫的闲适情调和趣味,但其中确实有不少是接近农民的“田家语”;诗人虽然只是叙述自己劳苦生活的感受，并不代表农民说话，但是，没有劳苦生活体验的人是写不出来的。
辞赋、韵文与散文 陶渊明现存文12篇,计辞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篇数不多，影响却很大。
辞赋3篇中,《闲情赋》是仿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等人同类辞赋而作。先铺陈一连串爱情追求的幻想。例如：“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虽然结尾是“止乎礼义”，但那些目的，究竟是大胆的。所以唐司空图说：“不疑陶令是狂生，作赋其如有《定情》”（《白菊》）。萧统《陶渊明集序》说此赋在陶集中是“白璧微瑕”，北宋以后，苏轼等人又反驳萧统。其实萧统指出此赋劝多于讽,是符合事实的。至于是瑕是瑜,则往往因时因人而异。《感士不遇赋》是仿董仲舒、司马迁同题之作，在魏晋时代，门阀世族享有政治特权，寒门庶族的文士备受压抑。他写这篇赋不仅是自悲有志莫骋,怀才不遇,也是为很多没有出路的文士抒愤。赋的结尾：“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也正与他弃官归田的思想完全一致。《归去来兮辞》是他与官场诀别的宣言。赋一开头就是激愤诀绝之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以下写启程抵家情况以及息交绝游、耕西畴，登东皋。也都是归家以前的悬想预拟之辞。萧统《文选》选录引文。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到北宋末“建中靖国间,东坡和《归去来》初至京师,其门下宾客从而和者数人,皆自谓得意也,陶渊明纷然一日满人目前矣。”（洪迈《容斋随笔》卷三“和归去来”条）直到今天仍是普遍传诵之名作。元代赵孟□书陶渊明《归去来辞》（局部）
韵文5篇:《扇上画赞》以四言韵语赞荷□丈人、长沮桀溺至东汉薛孟尝、周阳□等隐居之士。《读史述》9章也是赞美《史记》人物,从“夷齐”至张长公。其中写“夷齐”，“箕子”两章则突出他们在“天人革命”之后“绝景穷居”的易代之感。《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是吊祭亲人的韵文，其中回忆与从弟敬远谈心，互相勉励以及共同收获,“三宿水滨”的情景,都是陶渊明传记的第一手资料。《自祭文》与他的《挽歌诗》3首,都是他临终前写下的向人世告别的作品。他回顾自己一生：前半生虽然作过几次小官，但“宠非己荣，涅岂吾缁。”后半世躬耕,则“勤靡余劳,心有常闲。”所以他心安理得地说:“余今斯化,可以无恨。”结尾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是把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的话略加变化，说自己已经尝尽生之艰难，对生死问题看得很清醒透彻。
散文
4篇：除《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外，《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是他为外祖父孟嘉写的传记。《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此文称为《孟嘉别传》。传里说孟嘉“行不苟合，言无夸矜”，“好酣饮，逾多不乱”等语，可见渊明性情颇受外祖父的影响。《与子俨等疏》，《宋书》、《南史》皆有收录。这大概是50岁以后一次大病中写给
4个儿子的一篇家常话，既说自己平生的个性志趣，也勉励几个不同母生的弟兄要互相友爱。他的贫困的家境，爱好自然的情趣，与坦率慈祥的个性，都跃然纸上。
对陶渊明诗文的品评及其本集 陶渊明的诗文在南北朝并不很受重视。刘勰《文心雕龙》根本没有提到他，钟嵘《诗品》仅把他的诗列入中品，萧统的《文选》也只选了他八首诗、一篇文。到了唐代，他才开始受到广泛的重视。李白、高□、颜真卿、白居易等极力推崇其人品和气节；孟浩然、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等认真仿效其题材与风格。北宋以后，他的地位愈尊，北宋苏轼追和陶诗111首,大有将他置于曹、刘、李、杜之上之势。南宋理学家朱熹、陆九渊也大力赞扬他的诗，不遗余力，元明清三代,注陶、评陶风气大开。注本、评本之多,几与注杜、评杜相埒。
最早对陶诗进行品评的，是梁代的钟嵘。他在《诗品》卷中说：“宋征士陶潜，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梁昭明太子萧统，为他编集、作传、作序,说“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后来的批评家也都常用质朴、平淡、自然来评陶诗的风格。如黄庭坚说他的诗“不烦绳削而自合”，朱熹说他的诗“平淡出于自然”，意思都基本相同。
陶诗的艺术成就从唐代开始受到推崇，甚至被当作是“为诗之根本准则”。苏东坡说：“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视有奇趣。如曰：‘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又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遂能如此,如大匠运斤,无斧凿痕,不知者则疲精力至死不悟。”（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引《冷斋夜话》）在平淡散缓的外表下面看出其内在的“奇趣”。陶渊明的生活作风是平易近人的,而思想品格则是耿介超拔的。他人格的“常”与“奇”两面反映到他的诗里自然也达到“常”与“奇”的统一。他虽然是用接近口语的平常语言，写农家、寒士的日常生活，却往往能显出不平常的诗意。“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只写农家一束照明的荆条,却增强了诗人和亲邻们谈笑欢聚的气氛。“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只用床席两字，又写出他安贫守俭的生活。“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也是以两种平凡的果实，画出一个淘气的孩子，显出他自己作父亲的慈祥幽默。以前诗中罕见的桑、麻、鸡、狗等平凡事物，一经他写入诗中,无不奇趣盎然。陶诗的写自然景物,历来是受作家批评家们赞扬的,但是仔细看去,陶诗里实在很难找到象谢灵运山水诗那样精雕细刻的，为写景而写景的作品。他不过为了抒情言志,随意点染或烘托几句,却往往收到百读不厌的效果。“鸟□欢新节,泠风送馀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都是写春天,却写得各有新意,不相重复。“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门庭多落叶，慨然已知秋。”“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从不同角度来写秋天，却都不失秋天的萧瑟凄清的风味。苏东坡还说过陶渊明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东坡续集》）。即言其诗平淡之中有华采，简朴之中含丰韵，陶诗喜用简练质朴的“田家语”。把他的诗与谢灵运相比，可以看到其中铺排语少，典故少，渲染物色的形容词更少。象“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除了精选的名词、动词而外,一个形容词也没有;又如《移居》《责子》等等，除个别诗句外，不须任何注释，就可一读就懂。但是这些诗的丰采韵味，却是深厚的。清代沈德潜的《说诗□语》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以这些唐代学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人作镜子，正反映出陶诗朴素风格中蕴含着的丰富多采。
陶渊明死后
100多年，萧统搜集他的遗文，区分编目，编定了《陶渊明集》
8卷，并亲自写序，作传。后来，北齐阳休之又在萧本基础上，增加了别本的《五孝传》和《四八目》，合序目为10卷本《陶潜集》。阳本隋末失其序目，为
9卷本。此后，别本纷出，争欲凑成10卷，北宋时宋庠又重新刊定10卷本《陶潜集》，为陶诗最早刊本。以上各本都没有传下来。今能看到的最早版本是几种南宋至元初本。主要有:曾集诗文两册本,南宋绍熙三年刊，有清光绪影刻本；汲古阁藏10卷本，南宋刊，有清代影刻本；焦□藏
8卷本，南宋刊，有焦氏明翻本,今《汉魏七十二家集》中《陶集》5卷亦即焦□翻宋本。此外，还有宋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本和元刊苏写大字本等。最早为陶诗作注的是南宋汤汉。元以后注本、评本日增。元初刊本有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10卷：常见有四部丛刊影印本。清代陶澍注《靖节先生集》10卷，有家刊本及文学古籍刊行社排印本。近人古直《陶靖节诗笺》，有“隅楼丛书”本，“层冰堂五种”本，后者称为《陶靖节诗笺定本》。
屠 隆
明代戏曲家、文学家。字长卿，又字纬真，号赤水，别号由拳山人、一衲道人，蓬莱仙客，晚年又号鸿苞居士。鄞县（今属浙江）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曾任颍上知县，转为青浦令，后迁礼部主事、郎中。为官清正，关心民瘼。作《荒政考》，极写百姓灾伤困厄之苦，“以告当世，贻后来”。万历十二年（1584）蒙受诬陷，削籍罢官。屠隆为人豪放好客，纵情诗酒，所结交者多海内名士。晚年，遨游吴越间,寻山访道,说空谈玄，以卖文为生，怅悴而卒。
屠隆的诗文,追随王世贞的“文须秦汉,诗必盛唐”主张，他是“末五子”之一。史传称他“诗文率不经意，一挥而数纸”。王世贞评说,其诗有天造之极,文尤瑰奇横逸。现知屠隆著有《栖真馆集》、《由拳集》、《采真集》、《南游集》、《鸿苞集》等，然其中佳作不多。
屠隆又精通音律，家有戏班，曾登场献艺。还曾校订《西厢记》,颇多独创之处。他的有关度曲的论述,沈宠绥编《度曲须知》时，“稽采良多”，所著传奇《昙花记》、《修文记》和《彩毫记》3种,总名《凤仪阁乐府》。《昙花记》写唐木清泰弃官求道,苦修10年,与妻妾均成正果事。《修文记》写蒙曜女湘灵学道成仙，封“修文仙史”，在她劝导下，一家潜心修道，共占仙班事。这两部传奇，正如《□花记凡例》所说，“广谭三教，极陈因果，专为劝化世人”。其中指□斥佞，也是为了阐发佛理，“狠下轮回种子”。名为传奇，实为法曲，无积极意义。《彩毫记》主要写大诗人李白，配以唐玄宗杨贵妃故事。其中也有崇尚道释内容，但主要人物李白，藐视权贵的性格和气质，刻画得比较成功，体现了作者逸才慢世的创作心理。在表现艺术上，屠隆的传奇戏曲虽声称“针线连络，血脉贯通”，“不用隐僻学问，艰深字眼”（《昙花记凡例》）。其实，则是关目芜杂，结构散漫,文词典雅华丽,所以有人批评说“其(《彩毫记》)词涂金缋碧，求一真语、隽语、快语、本色语，终卷不可得也”（徐麟《长生殿序》），《昙花记》是“学问堆垛”（祁彪佳《曲品》）。这说明屠隆的传奇继承了骈俪派的风格。不过在体例上有创造，有时整出戏无一曲，尽用宾白演出。《凤仪阁乐府》在屠隆生前，曾大行于世，但流传后代者，只有一二散出而已。
屠隆尚有《安罗馆清室》、《考□余事》等杂著传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