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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俟咏
北宋末南宋初词人。字雅言，自号大梁词隐。籍贯与生卒年均不详。哲宗元□时已以诗赋见称于时。但屡试不第，于是绝意仕进，纵情歌酒。徽宗政和初年，召试补官，授大晟府制撰。绍兴五年(1135)补任下州文学。
万俟咏精通音律。其词审音辨律，造语典丽，每出一词，次日即盛传都下。所作内容不外颂扬“仁主祈祥为民，非事行春”（〔恋芳春慢〕），歌唱“太平无事，君臣宴乐,黎民欢醉”(〔醉蓬莱〕),正反映了北宋末年统治集团沉迷声色歌舞的昏庸腐朽。另有相当一部分词，如〔木兰花慢〕“恨莺花渐老”，〔武陵春〕“燕子飞来花在否”之类，即王灼所称“源流从柳氏（永）来”，而评其“病于无韵”）（《碧鸡漫志》卷二）。其实这一类词，也不乏佳作，如题作《雨》、《山驿》的两首〔长相思〕，题作“别情”的〔忆秦娥〕，都是语浅情深，颇饶韵致的。黄庭坚曾称之为“一代词人”，黄□称他“发妙旨于律吕之中，运巧思于斧凿之外”（《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七）。即有巧思而自然。
万俟咏词作,曾自编成集,分“雅词”、“侧艳”二体，取名为“盛萱丽藻”。后又删去“侧艳”一体，再编成集，另分“应制”、“风月脂粉”、“雪月风花”、“脂粉才情”、“杂类”五体，周邦彦、田为均为其作序，周邦彦取名《大声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曾著录《大声集》5卷,今已失传。近人赵万里《宋金元人词》仅辑得其词27首。
王安石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谥文，又称王文公。
生平 王安石自幼随做地方官的父亲王益转徙于新淦、庐陵、新繁、韶州等地，至景□四年（1037），全家始定居于江宁。早年的播迁生活，使他较为广泛地接触到社会的贫困和人民的苦难，产生了“心哀此黔首”（《感事》）的感情。他“少好读书”（《宋史·王安石传》）,“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答曾子固书》)。年十七、八,即以稷、契自命:“才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忆昨诗示诸外弟》),表现出不同凡响的志趣。庆历二年(1042)登杨□榜进士第,签书淮南判官。庆历年(1047)调知鄞县,便着手兴修水利,贷谷与民,受到人民爱戴。嘉□元年(1056)为群牧判官,后历官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等。任度支判官时,受同僚宋敏求委托,在家藏唐人诗集的基础上编《唐百家诗选》。神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在神宗支持下，制定并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等新法，使国力有所增强。因遭到反变法派的猛烈攻击，于熙宁七年(1074)罢相，次年复拜相，进《三经新义》，立于学官。熙宁九年(1076)再次辞去相位，退居江宁，潜心于学术研究和诗歌创作。元□元年(1086)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王安石忧愤病死。王安石事迹，见《宋史》本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宋诗纪事》、《宋人轶事汇编》、《宋稗类钞》等。
文学主张与创作 王安石是欧阳修倡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早在庆历三年（1043），他就抨击西昆派的代表人物杨亿、刘筠“以其文词染当世，学者迷其端原”，批判他们的文风“无文章黼黻之序”（《张刑部诗序》）。后来他的文学观随着变法思想的形成而明显地表现出功利主义的倾向。他的文学主张的核心是：“文章合用世”（《送董传》），“务为有补于世”(《上人书》)。但不否定修辞技巧的作用：“容（形式美）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同前）。他的文学创作正是这种主张的具体实践。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创作以论说文的成就最为突出。大致可以分为四类：①直接向皇帝陈述政见的奏议。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批评北宋中叶整个官僚政治制度的腐败现象，提出法先王之意，主张“改易更革”；《本朝百年无事□子》系统地阐述仁宗在位41年间的政治措施的得失，劝勉神宗革除“因循末俗之弊”。这类文章具有组织严密，析理精微，措词大胆切直而又很有分寸、语气诚敬干脆而又富于鼓动性等特点。尤其是《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体大思精,近人梁启超以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惟贾谊《陈政事疏》“稍足方之”（《王荆公》第21章）。②是针砭现实的杂文。如《原过》、《使医》，短小精悍，巧于用比；《兴贤》、《委任》，从正反两面反复论证，逻辑性很强；《闵习》、《知人》批判世人溺于旧习和君主不能识贤,笔锋锐利,寄慨深远。③是人物论和史评。如《子贡》、《鲧说》、《伯夷》、《读〈江南录〉》、《读〈孟尝君传〉》、《读〈柳宗元传〉》，一反传统之见，发前人所未发，储欣以为能“希风《史记》论赞，奇美特绝”（《临川全集录》卷二）。其中《读〈孟尝君传〉》全文不足百字，而抑扬吞吐，胜意迭出，尤为短文中的杰作。④书序和信札及其他。如《周礼义序》、《诗义序》等，在学术见解中体现了他反传统的政治态度，即苏轼所谓“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王安石赠太傅》）；行文则“简而能庄”（沈德潜《唐宋八家文钞》卷三十），字字着力。《答司马谏议书》驳司马光对新法的非难，逻辑严密；《答吕吉甫书》以释憾解怨的态度作绝交书，置个人恩怨于度外，表现出了磊落的胸怀。
记叙文在王安石的散文中占有较大比重。人物传记如《先大夫述》，运用朴实的语言记叙其父王益居官清廉正直。着墨不多,而给人的印象较为鲜明。《伤仲永》写仲永因后天不学终于由神童沦为常人的可悲经历，申述劝学之旨，题材很典型。墓志碑文，为数甚多，通常是概括叙写墓主生平、历官、品格，文笔简妙老洁，偶尔插入几则生动故事,显得重点突出,亲切感人。如《给事中赠尚书工部侍郎孔公墓志铭》写孔道辅不好鬼神□祥，举笏击杀妖蛇事，寥寥几笔，勾勒了一个无神论者的形象。游记如《游褒禅山记》，“借题写己，深情高致，穷工极妙”（《御选唐宋文醇》卷五十八引李光地语）。
一般说来，王安石的记叙散文不重写景状物、铺陈点染，而属意于借端说理、载道见志，因而某些作品显得形象性不足。王安石墨迹
抒情文以祭文为多。用四言韵语写的，如《祭束向元道文》、《祭范颍州仲淹文》等，辞语古朴，情意真挚，颇有感染力；用杂言韵文写的，如《祭欧阳文忠公文》，高度赞扬欧阳修的文学成就和道德情操，词清韵幽，感激□欷，在当时各家所写的欧阳修祭文中，最为杰出。但某些替人代做及纯属应酬性质的祭文则未能免俗。赠序中也有抒情文，如《同学一首别子固》，抒写朋友间相警相慰之意，唱叹有情，婉转深厚。
王安石早年为文主要师法孟子和韩愈。欧阳修指点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自此以后，文思开廓。他兼取韩非的峭厉，荀子的富丽和扬雄的简古,融会贯通,形成峭刻幽远、雄健刚直、简丽自然的独特风格。吴德旋说:“古来博洽而不为积书所累者,莫如王介甫”（《初月楼古文绪论》），指出了他能够博取众美的长处。今人朱自清说：“王是政治家，所作以精悍胜人”（《经典常谈·文第十三》），指出了他的散文与欧阳修、苏轼的区别。
王安石的诗歌，不仅数量多，有1500余首，而且很有特色,自成一家。退居江宁以前所写的诗歌,多数属于政治诗。他把自己长期观察、分析社会现实的感受和渴望济世匡俗的抱负写进诗里，主要有《感事》、《河北民》、《收盐》、《酬王詹叔奉使江东访茶利害见寄》、《发廪》、《兼并》、《省兵》、《读诏书》、《次韵和甫咏雪》等。这些作品,密切联系现实人生,内容比较充实；而在艺术上，一般存在着议论过多、形象不够丰满、语言较为生硬等缺点。如《兼并》诗，洪迈即认为“其语绝不工”(《容斋诗话》卷三)。执政以后，推行新法,当遭到反变法派的攻击时,他写了《众人》、《赐也》、《王章》、《即事六首》之二、《孤桐》等诗进行回击，表现出对于推行新法毫不动摇的意志。
王安石是一位爱国诗人，抒发爱国感情的诗篇在他的政治诗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入塞》、《送赵学士陕西提刑》、《西帅》、《阴山画虎图》、《次韵元厚之平戎庆捷》等，是这类诗中的代表作。以咏史和怀古为题材的诗篇中也颇有传诵之作。如《商鞅》、《宰□》、《韩信》、《范增二首》、《贾生》等都有感而发,寓意深刻,李东阳以为“极有笔力当别用一具眼观之”(《怀麓堂诗话》)。历来脍炙人口的《明妃曲》两首,由细致的刻画与精妙的议论结合而成，在令人同情的王昭君的形象上寄托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感触,黄庭坚以为“可与李翰林、王右丞并驱争先矣”(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引)。王安石还写了大量羁旅、登临、酬赠、悼友之作，其中如《旅思》、《登飞来峰》、《题西太一宫壁》、《别孙莘老》、《送程公□守洪州》、《寄王逢原》、《思王逢原三首》等都是难得的佳构。但也有不少作品是铺排典故成语的客套虚文，艺术价值不高。
王安石在退居江宁以后的10年中，思想上十分矛盾。一方面，他继续关心新法，写作歌颂新法成效的诗篇。《歌元丰五首》、《元丰行示德逢》、《后元丰行》等描绘人民在获得丰收后的欢乐景象,虽不无溢美之处,但可见他对神宗继续推行新法仍然热情支持。他曲折言志，著名的《北陂杏花》诗的最后两句“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陈衍以为“恰是自己身分”(《宋诗精华录》卷二)。其他如《杖藜》、《梅花》、《独山梅花》、《望夫石》、《鸱》等，都表现他未能忘怀政治，不肯超然物外的积极态度。另一方面，由于神宗对推行新法愈来愈动摇,王安石的处境愈来愈困难,他不得不借助佛理来解脱自己的精神苦闷。《示宝觉三首》、《示无著上人》、《寓言三首》、《拟寒山拾得二十首》等，都表明他离开世情愈来愈远。此外,他寄情山水,陶冶性情，写了大量山水田园诗。其中如《南浦》、《染云》、《书湖阴先生壁》、《江上》、《北山》、《泊船瓜洲》等都是古今公认的佳作。
王安石集句诗数量较多，有的比较自然。在他的提倡下,这种特殊的诗体在宋代有了发展。故严羽说:“集句惟荆公最长。”（《沧浪诗话》）王安石画像
选自清代乾隆刻本《晚笑堂画传》
王安石前后期的诗风有很大不同。前期主要学习杜甫关心政治，同情人民疾苦的精神，《杜甫画像》充分说明了他对杜甫的倾倒。这一时期的诗歌,内容丰富,热情饱满。在艺术上，近体多仿杜诗句法，古体则明显地吸取韩愈诗歌的健拔雄奇、多用议论的特色，具有劲峭雄直之气。但如《读墨》一类诗作,“终篇皆如散文,但加押韵”（《王荆文公诗笺注》引李郛语），助长了宋诗议论枯燥的缺点。后期诗作，在艺术上走着杜甫“老去渐于诗律细”的路子，在对仗、典故、格律上精益求精；又吸收了王维诗歌的取境之长，进一步增强了艺术美。叶梦得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石林诗话》卷上)，吴之振说他“遣情世外，其悲壮即寓闲澹之中”(《宋诗钞·临川诗钞序》)，都比较恰当地指出他后期诗歌的艺术特征。严羽称王安石的诗歌为“王荆公体”(《沧浪诗话》)，主要指其后期诗风而言。也有人对王安石后期诗过多地搬弄典故和讲究技巧表示不满，如陈师道说他“伤工”（《王直方诗话》引）,叶□说他“徒有纤弱”(《习学纪言序目》卷四十七),赵翼说他几首属对精切的诗“皆字面上求工，而气已恹恹不振”(《瓯北诗话》卷十一)。不过总的来说，王安石的诗歌创作在扫清西昆影响、开创宋诗局面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他评张籍乐府诗的名言“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包含着自己的创作甘苦，给后世诗人以深刻启发，黄庭坚、杨万里等都受到他的影响。但他有时爱炼涩拙之句，押逼仄之韵，用冷僻之典，开启了江西诗派追求险韵硬语等形式技巧的不良风气。
王安石的词作数量不多，艺术性却比较高。〔千秋岁引〕《别馆寒砧》词“意致清迥”（《蓼园词选》）；〔桂枝香〕《金陵怀古》足堪“颉颃清真、稼轩”（《艺蘅馆词选》），都是不可多得的名篇。
作品集与版本 王安石的诗文，宋徽宗时由薛昂等人编纂成集，早已散佚。传世的有两种：一种是《临川先生文集》，通行的是明代嘉靖二十五年应云□刻本及嘉靖三十九年何中丞刻本，都是100卷,源于南宋绍兴年间詹大和刻本，即所谓临川本。另一种是南宋龙舒刻本《王文公文集》,也是100卷、但篇目、编次与临川本不同，且只剩两个残本。1959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临川先生文集》，以临川本为底本，参校其他各善本而成。集末附日本岛田翰从残本《王文公文集》中辑得的47篇佚诗、佚文作为《补遗》。这是目前较完善的王安石全集。1961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又得龙舒本的两个残本合刻，去其重复，配成完整的《王文公文集》。
王安中
北宋末、南宋初词人。字履道，号初寮。中山曲阳(今属河北)人。年青时曾从师苏轼、晁说之。哲宗元符三年(1100)进士。徽宗时历任翰林学士、尚书右丞。以谄事宦官梁师成、交结蔡攸获进，又附和宦官童贯、大臣王黼，赞成复燕山之议，出镇燕山府。后又任建雄军节度使、大名府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靖康初，被贬送象州安置。高宗即位，又内徙道州，复任左中大夫，不久去世。
王安中品行颇遭物议，而文章却可观。他擅长诗和四六文，在当时很受推重。但诗文大都失传，今存作品以词为主。其词虽有一部分是谀颂朝廷之作及描述香艳的轻佻之篇，但也时见佳构。如〔菩萨蛮〕《六军阅罢，犒饮兵将官》,写阅兵场景,颇见豪迈；〔卜算子〕《往道山道中作》描绘村舍风光,画面清新;〔一落索〕《送王伯绍帅庆阳》写送友赴边，也显得健朗明快。纪昀等称其“亦南北宋间佳手”（《四库全书总目》）。王安中词集中有〔安阳好〕9首并〔破子清平乐〕一组词,纪昀等人认为应该是北宋大臣韩琦所作；但词中有“锦堂风月依然”等句，显然是后人凭吊口吻。故《全宋词》修订本仍归王安中。
王安中原有《初寮集》40卷、《后集》10卷，《内外制》26卷，均佚。清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辑得诗文数百篇，编为
8卷。其词集名《初寮词》，1卷。南宋时已单刻,今所见有《百家词》本、影汲古阁抄本、《宋六十名家词》本。
王 褒
西汉辞赋家。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生卒年不详，约卒于宣帝晚年。工歌诗，善辞赋。宣帝提倡歌诗音律。王褒受益州刺史王襄推荐，被召入朝。常从帝游猎。所幸宫馆，则令歌颂。不久，擢为谏议大夫。后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宣帝命他前往祭祀，病死道中。
王褒现存作品如《圣主得贤臣颂》、《甘泉宫颂》等篇，皆歌功颂德之作。唯有《洞箫赋》较有特色，在描写音乐的赋作中，这是较早的一篇。赋的前半篇铺写江南竹林美景,辞藻华艳；后半篇写箫声，绘声绘色,笔触细腻。如赋中形容洞箫之声：“故听其巨音，则周流泛滥，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声则清静厌□，顺叙卑达，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条譬类，诚应义理。澎濞慷慨，一何壮士；优柔温润，又似君子。”以人事人情喻箫声，自有新颖别致之处。所以刘勰称“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文心雕龙·诠赋》）。汉元帝为太子时，曾令后宫贵人左右都诵读《洞箫赋》。此赋在当时颇有影响，篇中又颇多骈偶句，开魏晋六朝咏物骈体赋之端。王褒另有俳谐之文《僮约》，是一篇用当时口语写成的游戏文字。记述当时地主家奴仆的生活颇详,语言简洁生动，但是用嘲弄的态度来写劳动人民,思想内容不足取。
《隋书·经籍志》有《王褒集》
5卷，已佚；明代张溥辑有《王谏议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王 勃
唐代诗人。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诗文齐名，并称“王杨卢骆”，亦称“初唐四杰”。王勃的祖父王通是隋末著名学者，号文中子。父亲王福□历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等职。王勃才华早露，未成年即被司刑太常伯刘祥道赞为神童,向朝廷表荐,对策高第,授朝散郎。乾封初(666)为沛王李贤征为王府侍读，两年后因戏为《檄英王鸡》文,被高宗怒逐出府。随即出游巴蜀。咸亨三年(672)补虢州参军,因擅杀官奴当诛,遇赦除名。其父亦受累贬为交趾令。上元二年(675)或三年(676),王勃南下探亲,渡海溺水，惊悸而死。
王勃的文学主张崇尚实用，认为“君子以立言见志。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家国由其轻重,古人未尝留心也”(《上吏部裴侍郎启》)。当时文坛盛行以上官仪为代表的诗风,“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王勃“思革其弊,用光志业”（杨炯《王勃集序》）。他创作“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的诗文，对转变风气起了很大作用。
王勃的诗今存80多首，多为五言律诗和绝句。其中写离别怀乡之作较为著名。《杜少府之任蜀川》写离别之情,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慰勉，意境开阔，一扫惜别伤离的低沉气息，为唐人送别诗之名作。《别薛华》、《重别薛华》等五律都以感情真挚动人。《山中》、《羁春》、《春游》、《临江二首》等五言绝句，则通过写景抒发深沉的怀乡之情。明代胡应麟认为王勃的五律“兴象婉然,气骨苍然,实首启盛(唐)、中(唐)妙境。五言绝亦舒写悲凉，洗削流调。究其才力，自是唐人开山祖”（《诗薮·内编》卷四）。
王勃的古诗仅有10多首，其中《临高台》反映都市繁华生活，暗寓对贵族豪门的讽刺。《采莲曲》、《秋夜长》写妇女在采莲和捣衣时思念征夫，则是直接继承了乐府民歌的传统，而又能开拓意境。这些诗作虽仍带有六朝的华艳色彩，但风格清新明朗，显示了唐诗的新面貌。明代文徵明书王勃《滕王阁序》
王勃的赋和序、表、碑、颂等文,今存90多篇,多为骈体，其中亦不乏佳作。《滕王阁序》在唐代已脍炙人口，被认为“当垂不朽”的“天才”之作(《唐摭言》)。名句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为历来论者所激赏。《旧唐书·文苑传》引崔融语云：“王勃文章宏逸，固非常流所及。”《四库全书总目》亦谓“勃文为四杰之冠”。
王勃还写有许多学术著作，见于著录的有《周易发挥》
5卷、《次论语》
5卷（一作10卷）、《千岁历》、《颜氏〈汉书〉指瑕》、《平台钞略》（一作《平台秘略》）
10篇、《合论》
10篇、《黄帝八十一难经注》、《元经传》、《舟中纂序》
5卷、《医书纂要》
1卷等。这些著作除个别篇章如《黄帝八十一难经序》、《平台秘略论赞》被收入《文苑英华》，余皆亡佚。
王勃的文集，较早的有20卷、30卷、27卷三种本子，皆不传。现有明崇祯中张燮搜辑汇编的《王子安集》16卷；清同治甲戌蒋清翊著《王子安集笺注》，分为20卷。此外，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著录卷子本古钞《王子安文》1卷，并抄录其中逸文13篇（实为12篇，其中6篇残缺）。罗振玉《永丰乡人杂著续编》又辑有《王子安集佚文》
1册，共24篇，即增杨氏所无者12篇，且补足杨氏所录
6篇残缺之文。罗氏序文中还提及日本京都“富冈君（谦藏）别藏《王子安集》卷廿九及卷三十”，按日本京都帝国大学部影印唐钞本第
1集有《王勃集残》2卷，注云“存第二十九至三十”,当即富冈所藏本。清宣统三年(1911)刊姚大荣《惜道味斋集》有《王子安年谱》。
生平事迹见《旧唐书·文苑传》、《新唐书·文艺传》、《唐才子传》。
王伯成
元代戏曲作家。涿州（今河北涿县）人。生卒年不详。约生活在至元年间前后。他与著名戏曲作家马致远是“忘年交”，与张仁卿关系也颇密切。著有杂剧
3种，今存《李太白贬夜郎》1种。《张骞泛浮槎》已佚;《兴刘灭项》存残曲，见《九宫大成谱》中。又著有《天宝遗事》诸宫调，以及少量散曲。
《李太白贬夜郎》写李白先受宠于宫廷，后因得罪杨贵妃而被贬出京,最后酒醉水中捞月,投水而死。剧中反映了当时“义子贼臣掌重权”，“日月下清浑不辨”的黑暗现实，以及诗人不能与浊世共浮沉的磊落不羁的性格。曲词潇洒跌宕，朱权誉为“红鸳戏波”（《太和正音谱》）。《天宝遗事》诸宫调，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原本已不存，《太和正音谱》存残曲九阕，署名“王伯成《天宝遗事》套内”曲，郑振铎认为《雍熙乐府》和《九宫大成谱》中描写李、杨故事的54支套曲均为《天宝遗事诸宫调》的组曲。从这些套曲看，内容庞杂。可能系当时以李、杨故事为题材的通俗文学的集大成者。另存散曲3套，小令2支，写景状物，咏古吊今，颇见功力。
王 粲
汉魏间诗人。“建安七子”之一。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省金乡县）人。曾祖王龚、祖王畅，都曾位列三公。父王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王粲少时即有才名，曾受到著名学者蔡邕的赏识。年十七,司徒辟举,诏授黄门侍郎；当时董卓新诛，其党李□、郭汜等在长安作乱，乃不应征召而往依荆州牧刘表。王粲在荆州住了16年，刘表以其貌不扬，又体弱通脱，不甚重用。建安十三年(208)秋,曹操南征荆州，粲劝刘表之子刘琮举州归降。操召授粲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后又迁军师祭酒。建安十八年(213)，魏国既建,拜侍中。建安二十一年(216)冬，随军征吴，次年春，在返回邺城途中病卒。
王粲天资聪慧,博闻强记,言辞明辨。精于数学、棋艺,对前代典章礼仪,尤为熟悉。在魏多参与朝廷奏议及拟订制度，《太庙颂》等皆出自王粲手笔。他自视甚高，在《仿连珠》一文中,隐然以管仲自比,并强调说：“帝王虽贤，非良臣无以济天下。”他的政治思想基本上属儒家，间亦杂有法家刑名之学,认为欲致治世,必须“吏服雅训，儒通文法”,“宽猛相济，刚柔自克”(《儒吏论》)。他还接受了道家的某些影响,如《安身论》中把社会的稳定和个人的安全,归结到“寡欲”,就是入了黄老一途。王粲颇得曹操信任,在“建安七子”中,他的政治地位最高，是唯一的封侯者。他同曹丕、曹植的关系也相当密切，生前诗赋往还，死后曹丕临丧亲吊，曹植又作《王仲宣诔》，谓“吾与夫子，义贯丹青；好和琴瑟，分过友生”，可见其交情之一斑。
王粲很看重文学的社会功用，认为文学是有关“人伦之首、大教之本”(《荆州文学记·官志》)的一项事业。在创作上,他的成就在邺下文人中是比较出色的。刘勰说：“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文心雕龙·才略》)同他的生活道路相一致，王粲的文学活动，大体上也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划分的界标就是建安十三年的归附曹氏。前期他主要在荆州过着流寓生活，亲历过战乱灾祸，又长期得不到施展抱负的机会，忧国忧民之情与怀才不遇之愤纠结在一道，使他的文学作品笼罩着一层悲凄怨悱的情调。后期他在曹操幕中，一方面受着北方广大地区已经实现统一的形势的鼓舞，一方面也因担任重要官职而激发起建立功业的信心，所以他的创作基调又转变为激奋昂扬。
王粲诗今存23首，包括四言、五言两种体裁。四言诗主要作于前期,有《赠士孙文始》、《思亲诗》等,多抒发其悲愁忧苦的情怀。五言诗数量较多，成就也更高，代表作有《七哀诗》3首、《从军诗》5首。《七哀诗》作于前期，其中第一首是诗人自关中避乱荆州途中所作。它以亲身体验的事实为题材，具体描写了汉末战乱给国家、给广大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诗中“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等句，真实地概括了这场时代的惨剧，其中关于饥妇弃子的描写，更是传达了当时社会的凄楚气氛。此诗的写作时间早于曹操《蒿里行》
5年，是最早反映汉末战乱的优秀诗篇。《从军诗》作于后期，其一写西征关右，二、三、四、五皆写东征孙权，诗中提出“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对曹军的征伐作了热烈歌颂，同时也表现了诗人的政治进取心。总的来说，王粲的诗歌以抒情见长，故有人评论说他“情胜”（刘熙载《艺概》），同时辞采也比较秀美,刘勰将他与曹植同列,说“兼善则子建、仲宣”（《文心雕龙·明诗》）。
王粲赋今存20多篇，篇帙短小，大多为骚体。最为人传诵的是作于客居荆州时期的《登楼赋》。它摒弃了汉赋铺张扬厉的传统写法，以简洁明快的语句，忧愍世道，怀念故乡，热烈冀望太平盛世的到来；对自己的坎坷遭遇，也发出了强烈的感慨。赋中写景与抒情紧密结合，是其一大艺术特色。在抒情小赋的发展过程中，这篇作品具有重要地位。王粲散文以他为刘表拟的《为刘荆州谏袁谭书》和《为刘荆州与袁尚书》比较成功。书中劝解袁氏兄弟毋作阋墙之斗，应当联合御侮，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写得“词章纵横”（张溥《王侍中集题辞》），甚有情采。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王粲集》11卷，《去伐论集》3卷,《汉末英雄记》10卷，皆佚。明代张溥辑有《王侍中集》1卷，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王昌龄
唐代诗人。字少伯。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开元十五年
(727)登进士第，任秘书省校书郎。曾与孟浩然交游，“二人数年同笔砚”（孟浩然《送王昌龄之岭南》）。开元二十二年,王昌龄又应博学宏词科登第,授□水（今河南巩县东北）县尉。开元二十七年，因事被贬谪岭南，途经襄阳时，孟浩然有诗送他（《送王昌龄之岭南》）。经湖南岳阳，他有送李白诗《巴陵送李十二》。次年，他由岭南北返长安，并于同年冬天被任命为江宁（今江苏南京）县丞。世称王江宁。在江宁数年，又受谤毁，被贬为龙标(今湖南黔阳)县尉。李白有《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诗，寄予深切的同情与怀念。安史乱起，王昌龄由贬所赴江宁，为濠州刺史闾丘晓所杀。
王昌龄诗在生前就负盛名。殷□编《河岳英灵集》，共收24位诗人的作品，其中以王昌龄的诗选得最多。殷□认为王昌龄是继承建安风骨、扭转齐梁风气的人。他说：“元嘉已还，四百年内，曹、刘、陆、谢风骨顿尽，今昌龄克嗣厥迹”，并誉之为“中兴高作”。王昌龄擅长七言绝句，人称“诗家夫（一作天）子王江宁”。他的七绝前人往往以之与李白并称。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说：“七言绝句,王江陵（宁）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宋荦在《漫堂说诗》中说：“三唐七绝，并堪不朽，太白、龙标，绝伦逸群。”胡应麟在《诗薮》中还对王、李两家的七绝作了比较的研究，认为：“李作故极自然，王亦和婉中浑成，尽谢炉锤之迹。王作故极自在，李亦飘翔中闲雅，绝无叫噪之风。”
现存王昌龄诗共180多首,五七言绝句几乎占了一半。他的七言绝句以写边塞、从军为最著名，如《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意境开阔明朗,情调激越昂扬,文字精练，音调铿锵。即使一些“边愁”的诗，也是悲凉慷慨,深沉含蓄,使人吟味无穷。另一部分诗作写妇女题材，如《越女》、《采莲曲》等，描绘民间少女的天真烂漫，不加修饰，意致清新；又如《长信秋词》、《西宫春怨》等，写宫中妇女长期与世隔绝的哀愁和幽恨，表现出诗人对她们不幸命运的关切和同情。此外，他的五古《代扶风主人答》揭露现实的矛盾，深刻沉痛；《芙蓉楼送辛渐》等寄怀友人的诗，又写得真挚高洁。王昌龄诗《望月》插图
选自明代万历集雅斋刻本《六言唐诗画谱》
今存《王昌龄集》2卷,辑入《唐人小集》、《唐诗二十六家》，《王昌龄诗集》
3卷，辑入《唐百家诗》。《全唐诗》编录其诗为
4卷。又《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王昌龄《诗格》2卷、《诗中密旨》1卷。现在所见到的《诗格》与《诗中密旨》，收于明人所编的《格致丛书》。但前人也有怀疑不是王昌龄作的（《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司空图《诗品》提要、卷一九七《吟窗杂录》提要）。考唐时日本僧人遍照金刚所作《文镜秘府论》已述及王昌龄评诗之语。在遍照金刚所作的《献书表》中也说到《王昌龄诗格》
1卷（《唐文续拾》卷十六），可见王昌龄确曾作过《诗格》。至于现存的《诗格》和《诗中密旨》是否即王昌龄原著，则尚待考证。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王 拯
近代诗人、散文家。初名锡振,字定甫，号少鹤,又号龙壁山人。广西马平人。早孤家贫，由姊抚养成长。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中进士，授户部主事，充军机章京,咸丰年间,自郎中累迁大理寺少卿。同治三年，迁太常寺卿，署左副都御史。官至通政使。
王拯自幼好为诗，初仿王维、李白，后喜韩愈、孟郊、欧阳修。晚年颇推重宗尚宋诗的同时诗人莫友芝、郑珍等，论诗主张“本之性情而可达政事”（《林颖叔方伯诗序》）。他不喜袁枚、赵翼，认为“适以导人食色之性”(《陈心芗诗序》)。他论学术，反对乾嘉汉学，认为“所谈既不以行于身，为文至不能通其意”（《大学格物解》附记）。这些都表现了较明显的理学倾向。
王拯在古文方面宗尚桐城派。在京城时，从姚鼐弟子梅曾亮游，又与朱琦、龙启瑞友善，与朱、龙等并称“粤西五大家”，是桐城派古文流衍广西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文章如歌颂鸦片战争中抗英烈士的《陈将军画像记》，论中俄边境问题的《与何愿船书》，自述身世性情的《□□课诵图序》、《答彭子穆书》，分析文学作品的《书归熙甫项脊轩记后》等，皆有新意，生动可读。
著有《龙壁山房文集》、《龙壁山房诗集》、《茂陵秋雨词》、《瘦春词》等。
王 充
东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出身“细族孤门”,自小聪慧好学。8岁时“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后来离乡到京师洛阳就读于太学,从师著名学者班彪。家贫,常游洛阳市肆读书。勤学强记,过目成诵,博览百家之书。同郡谢夷吾曾赞扬他的才学“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扬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后汉书》注引谢承《后汉书》)。他为人不贪富贵，不慕高官。曾作过郡功曹、州从事等几任小官，因政治主张与上司不合而受贬黜。后罢官还家，专意著述。晚年，汉章帝下诏公车征召，王充不就。和帝永元中，病逝于家中。
王充的著作今存《论衡》85篇（其中《招致》一篇亡佚）。另有《政务》、《讥俗》、《备乏》、《禁酒》、《养性》等，均已失传。
王充在《论衡》中深刻地批判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谶纬迷信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世界是由物质性的“气”所组成；人“死而精气灭”，灵魂不能离开肉体而存在；天不是有意志的神，它不能主宰社会人事，否定了“灾异”、“祥瑞”等荒诞不经之说，给予唯心主义神学以有力的打击。王充从这个唯物主义思想基础出发，论述了关于文章写作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进步的观点，对后世文学批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针对当时文章写作方面所存在的内容虚妄荒诞、追求词藻华靡和复古模拟等问题，王充强调“真”是“美”的基础,不真实的作品只有“虚美”而没有“真美”,认为“美”和“善”是密切联系的，“美善不空”，不善的作品也就不美。在这种美学观的指导下，他的文学批评中表现了如下一些重要思想：
①主张文章的内容必须真实，反对描写虚妄的迷信内容。
王充指出,当时“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他之所以写《论衡》，正是有感于“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论衡》的基本内容就是要“疾虚妄”。王充特别称赞桓谭的《新论》,即是因为它“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超奇》）。他主张文章内容必须绝对真实，这一点对后来强调文学必须写实的批评家们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②王充认为文章必须有补于世用，能够起到积极的社会教育作用。他说：“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自纪》）而所谓“世用”的具体内容即是要能够劝善惩恶。他说：“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佚文》）王充说古代贤圣之人之所以作文，都不是无目的妄作，而是“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对作》），强调文学创作必须要对社会的政治、道德、风尚起积极的推进作用。而这种劝善惩恶、有补世用的作用，又和是否具有真实的内容密切相关。
③强调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必须统一，做到外内表里完全一致,既有翔实的内容，又有与之相适应的形式,坚决反对徒有美丽之观而无切实内容的“华伪”之作。他说：“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超奇》）文词只是实情的一种表现形式。他重视内容的主导作用，坚持形式为内容服务，从这个角度出发，王充对汉赋的形式主义倾向作了尖锐的批判。在《谴告》中王充指出了司马相如、扬雄的赋颂“欲讽反劝”的事实，认为他们的作品文辞宏丽、意趣深博，“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无补于世用，“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定贤》），也不能算是好作品。
④注重独创精神，反对模拟因袭。汉代由于儒家思想处在“定于一尊”的统治地位,文人都尊奉孔子,“述而不作”,章句之学盛行,模拟因袭的风气十分严重。王充一反这种时俗风气,重“作”不重“述”。在《佚文》篇中，他说文人之文共有五种，而其中以“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故文”的“造论著说之文，尤宜劳焉”。在《超奇》篇中，他把文人分为五类，最有才能的是“鸿儒”，其特点是“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坚决反对那种“因成纪前，无胸中之造”的因袭之作。他指出孔子作《春秋》之所以高越，正是因为他不拘泥于鲁国史学著作，而能做到“眇思自出于胸中”。王充认为模拟因袭风气的盛行，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好古而贱今。他在《齐世》、《案书》等篇中指出，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是愈来愈进步的，因此，“尊古卑今”、“贱所见，贵所闻”（《齐世》）是毫无道理的。衡量文学作品优劣，应以“真伪”、“善恶”为标准，而不应以古今为依据。复古模拟的结果只能是倒退，而不是前进。王充的这种文学进化观对六朝的葛洪、刘勰等都有明显的影响。
⑤提倡文章语言的口语化，反对古奥艰涩的文风。王充认为书面语言和口语应当是一致的。他说古人文章中的语言之所以难懂,是因为“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自纪》），因此他自己写《论衡》就要求做到“形露易观”。“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他认为：“文由语也”,“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自纪》)为此,他对汉赋的语言作了严厉的批评:“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自纪》）
王充的文学思想中也有明显的弱点，他所讲的是广义的文章，包括了所有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在内，然而他又没有把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的不同特征加以区别。他用对学术著作的要求来要求文学作品，所以也产生了一些流弊。他强调真实,只是事实的真实,因此把艺术创作所必须的虚构和夸张描写也都否定了。例如他在《书虚》篇中所批判的那些虚妄不实的具体事例，有不少都是一种夸张说法，而并非荒诞不经的迷信内容。他虽然正确地肯定了经书上的夸张描写，并对它们作了很好的分析，但是对除经书以外的一切著作中的夸张描写都加以否定了。至于虚构，在他看来自然更不能允许了。此外，王充在批判形式主义倾向、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时，也表现出忽视艺术性的缺点。他说：“夫养实者不育华，调行者不饰辞。丰草多华英，茂林多枯枝。为文欲显白其为，安能令文而无谴毁？”（《自纪》）这种看法也是有片面性的。
《论衡》通行本有《汉魏丛书》本、《四部丛刊》影印明通津草堂本，近人刘□遂有《论衡集解》。
汪道昆
明代文学家。字伯玉,号南溟,又号太函。歙县（今属安徽）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擅长古文辞,工诗词，诗文理论宗前、后七子,世称“后五子”之一,颇受时人见重。汪道昆又兼长武略，初为义乌令，即教民习武，以备倭寇。后升任福建兵备道，曾协助戚继光扫平扰闽倭寇，以功擢按察使，又任佥都御史等，位至兵部侍郎，与王世贞并称“南北两司马”。汪、王两人也互相推奉。但王世贞晚年却表示他“心诽太函之文而口不能言。”
汪道昆虽负文名，所撰杂剧不副所望，今存《高唐梦》、《五湖游》、《远山戏》、《洛水悲》四种，都是一折短剧，合称《大雅堂乐府》。内容都假传说来写历史人物的爱情故事：《高唐梦》叙楚襄王梦中会见巫山神女，题材本自宋玉《高唐赋》；《五湖游》述越王勾践平吴之后猜忌功臣，范蠡见机勇退，偕同西施归隐太湖；《远山戏》取汉京兆尹张敞沉溺伉俪之乐，为妻画眉故事；《洛水悲》写甄后之魂化为洛水之神，与曹植了却相思债的奇遇。从上述四剧的内容可以看出：汪道昆的杂剧，代表了士大夫在官场生活之余，假戏曲创作以遣兴娱情的一种倾向，所以题材范围狭窄，多写文人风流雅事，缺乏积极的意义。艺术方面，虽文词清丽委婉，但戏剧性不强。所以，沈德符批评它们“都非当行”（《顾曲杂言》）。《大雅堂乐府》有万历间原刊本，卷首载有汪道昆嘉靖三十九年(1560)序，可知
4剧都是汪氏35岁以前作。沈德符在《顾曲杂言》中说他还曾看到汪道昆作《唐明皇七夕长生殿》一剧，但没有其他可资佐证的记载。汪道昆著作还有《太函集》
120卷，存明刻本。
据沈德符《野获编》，汪道昆托名天都外臣撰《水浒传序》。序中称赞梁山英雄“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还称赞它的描写艺术“如良史善绘，浓淡远近,点染尽工”。
王梵志
唐代诗人。卫州黎阳(今河南浚县)人。生平事迹不详。《桂苑丛谈》和《太平广记》卷八十二《王梵志》都说他生于隋代，为黎阳城东人王德祖从枯树中发现收养的，“七岁能语”，“作诗讽人，甚有义旨”。敦煌写本《王道祭杨筠文》又说他是“通玄学士”。约可考知他的创作活动主要在初唐。
王梵志的诗歌以说理为主，重视惩恶劝善的社会功能。某些诗篇具有讽刺世态人情的积极意义，如：“造作庄田犹未已，堂上哭声身已死。哭人尽是分钱人，口哭原来心里喜。”诗的风格浅显平易而时带诙趣，往往寓生活哲理于嘲戏谐谑之中，寄嘻笑怒骂于琐事常谈之内，开创了以俗语俚词入诗的通俗诗派。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宣扬封建伦理和佛家教义，内容浅薄，格调不高。
王梵志诗在当时颇有影响，人谓其“不守经典，皆陈俗语，非但智士回意，实易愚夫改容，远近传闻，劝惩令善”(敦煌写本《王梵志诗原序》)。佛寺禅门往往用它来“教戒诸学道者”或“开悟愚士昧学之流”。日本平安朝时代编篡的《日本见在书目录》，也著录“王梵志诗二卷”，可以推测大约在八、九世纪间竟已流传到日本。唐代诗人中,寒山、拾得、丰干一路的诗作,直接秉承王梵志衣钵;而王维、顾况、白居易、皎然等,也或多或少受到他的影响。至宋还有人模仿王梵志体写诗。明清以后，王梵志诗却又湮没无闻。《全唐诗》不载其诗。直到敦煌藏经洞发现王梵志诗的手抄本后，才逐渐引起国内外的重视。
《宋史·艺文志》曾著录《王梵志诗集》
1卷，今不存。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有1925年刘复校录本，收入《敦煌掇琐》。又有1935年郑振铎校补本《王梵志诗》1卷、《王梵志诗拾遗》，载《世界文库》第5册。张锡厚搜集整理《王梵志诗校辑》共收诗
348首，附编有关评论考辨等资料，较为完备。
王 符
东汉政论家、文学家。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与马融、张衡等著名学者友善。他是庶出之子，舅家无亲，所以在家乡受歧视；又不苟于俗，不求引荐，所以游宦不获升迁。于是愤而隐居著书，终生不仕。延熹五年(162)，同乡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回安定。乡人往谒，皇甫规冷落退职太守，而欢迎王符。以致时人传语说：“徒见二千石，不如一缝掖。”可见他在当时颇负盛名。
王符著书“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后汉书·王符传》）,题曰《潜夫论》。今存本35篇,《叙录》
1篇，共36篇，虽有脱乱，但大致仍属旧本。全书以《赞学》始，以《五德志》叙帝王世系、《志氏姓》考谱牒源流而终。其余诸篇，分题论述封建国家的用人、行政、边防等内外统治策略和时政弊端，兼及批评当时迷信卜巫、交际势利等社会不良风气。“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王符传》），而在思想上则“折中孔子，而复涉猎于申、商刑名，韩子杂说”(汪继培《笺〈潜夫论〉序》),大致以儒为体,以法为用。所以《文心雕龙》归之“诸子”，而《隋书·经籍志》则入于“儒家”。
在文学上，王符主张文章以载“教训”，要“遂道术而崇德义”，批评当时学者“好语虚无之事，争著□丽之文,以求见异于世”；认为诗赋应“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要“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批评当时文人“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务本》）。《潜夫论》基本上实践了他的文学主张。他总结三代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以此立论，批评东汉后期政治弊端，是非明确，内容切实，说理透辟，指斥尖锐。由于辞赋的影响，东汉政论“往往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词，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于西汉”（刘师培《论文杂记》）。《潜夫论》几乎通篇排偶，遣词骈俪，相当突出地表现着东汉后期政论散文的骈化趋势，渐启建安盛行的华丽之风。《潜夫论》有清人汪继培笺注本。
王夫之
明末清初思想家、学者、文学家。字而农，号□斋。衡阳（今属湖南省）人。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后人称为船山先生。明崇祯举乡试，明亡时，曾在衡山举兵抗清。兵败后退居肇庆，任南明桂王政权行人司行人。后从瞿式耜抗清，瞿式耜殉难，王夫之遂决心隐遁，辗转于湘西、广东一带，隐居著述。他精于经学、史学和文学，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批判了程朱理学的唯心主义，是中国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导之一。
王夫之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及现实性，以继承《诗经》的“兴、观、群、怨”为旨归；以创作必须有作者生活经历为基础。他著有《□斋诗话》
3卷，包括《诗译》、《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外编》和《南窗漫记》。他认为：“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斋诗话》）他强调诗歌必须重情重意，情景交融，认为“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则自有灵通之句，参化工之妙”；“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同前）。他认为文学创作，人各有特色，不能强立“门庭”，强立“死法”,党同伐异,趋于模拟。他说：“诗文立门庭使人学己，人一学即似者，自诩为大家，为才子，亦艺苑教师而已。”因此，对明代前、后七子和竟陵派的批评尤其激烈。这些对于清代文学理论的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
王夫之的诗、文、词皆工。他的《读通鉴论》及《□斋文集》中的散文，思想上闪耀着战斗的锋芒。文笔也纵横捭阖，表现着雄肆的气概。《知性论》、《老庄申韩论》、《君相可以造命论》、《显妣谭太孺人行状》、《船山记》等可为代表。诗以写抗清经历及寄托亡国之痛的为最佳。《续哀雨诗四首》写：“寒烟扑地湿云飞，犹记余生雪窖归。泥浊水深天险道，北罗南鸟地危机”，“峒云侵夜偏飞雨，宿鸟惊寒不拣枝。天吝孤臣唯一死，人拚病骨付三尸”，“丹枫到冷心元赤，黄菊虽晴命亦秋”，《读指南集二首》写“沧波淮海东流水，风雨扬州北固山。鹃血春啼悲蜀鸟，鸡鸣夜乱度秦关。琼花堂上三生路,已滴燕台颈血殷”等等,十分感人。其词信笔所至，往往冲破音律的限制，近代朱孝臧《□村语业》说：“苍梧恨，竹泪已平沉。万古湘灵闻乐地，云山韶□入凄音，字字楚《骚》心。”揭示了它的亡国哀怨之深。杂剧《龙舟会》演谢小娥杀盗报仇事，素材本唐代传奇《谢小娥传》。论者有谓作者藉以发泄其遗民悲思。
王夫之著述有
100多种，后人合编为《船山遗书》358卷。1962年中华书局刊印《王船山诗文集》2册，是从《遗书》中搜集其诗、文、词而编成的。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刊印《□斋诗话笺注》。
王 观
北宋词人。字通叟。如皋（今属江苏）人。生卒年不详。王安石为开封府试官时，擢置高等。仁宗嘉□二年(1057)进士。神宗熙宁中,曾以将仕郎守大理寺丞,知扬州江都县事。在任时作《扬州赋》,神宗阅后甚喜,大加褒赏。又撰《扬州芍药谱》
1卷。后官翰林学士，应制赋〔清平乐〕“黄金殿里”词。高太后认为亵渎神宗，将他罢职，于是自号“逐客”。
王观词内容单薄，境界狭小，不出传统格调，但构思新颖，造语佻丽，艺术上有他的特色。他的词集取名《冠柳集》，表示高出柳永之意。其词虽不能说凌驾于柳永之上，却也有所独创。如〔天香〕把“穷冬”写得欢腾热烈，〔庆清朝慢〕描绘早春物候及青年女子的踏青情态，在当时即脍炙人口。又如〔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东赶上春，千万和春住”。情思婉转而清丽，特别是上片把江南绿水青山比为女子的“眉眼盈盈”，一变以物喻人的传统方式,十分动人。王灼说：“王逐客才豪,其新丽处与轻狂处,皆足惊人”（《碧鸡漫志》卷二）,是言之有据的。
有《冠柳集》
1卷，宋代有长沙书肆《百家词》本，早佚。近人刘毓盘、赵万里均有辑本。《全宋词》录词16首，断句1则。《全宋词补辑》又增补12首。
王国维
近代学者、词人。字静安，一字伯隅，号观堂，亦号永观。浙江海宁人。清秀才。屡应乡试,未中,乃放弃举业。光绪二十四年(1898)去上海，在改良派报纸《时务报》任书记、校对，接受新学和西学的影响。同年六月，又以业余时间，入罗振玉主办的上海东文学社，从日本人学外文及理化等知识；并自此与罗振玉结成终生依托的关系。
光绪二十七年(1901)，王国维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次年夏，因病辍学回国。“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三十自序》），开始研究康德、叔本华等人的哲学著作。光绪二十九年起，先后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课程,并致力于文学研究。三十二年（1906）入京，专力治宋词元曲。次年起，历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学部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等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王国维于当年12月携眷随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集中精力研究甲骨文、金文和汉简。1916年，应犹太富商哈同之聘，回国至上海编辑《学术丛编》杂志，并继续甲骨文的研究。1918年，兼任哈同办的仓圣明智大学教授。
1922年,王国维受聘任北京大学通讯导师。次年,由蒙古贵族升允举荐，应召为清故宫南书房行走，食五品俸。1924年11月，溥仪被逐出宫，王国维视为奇耻大辱，与罗振玉、柯绍□相约一同投御河自杀，因家人严密监视未遂。次年，任清华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讲授经史、小学等科，并从事西北史地及蒙古史料的研究整理工作。1927年
6月，在北伐战争向北推进中，王国维写就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自投于北京颐和园内之昆明湖，“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鲁迅《谈所谓“大内档案”》）。
在历史急剧变动的年代，王国维是一位比较复杂的人物。他的政治立场，由前期的比较同情资产阶级改良派，日渐堕落为顽固不化的封建主义保皇派。而在学术上，他却在哲学、教育、文学、史学、文字学和考古学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中国近代罕见的杰出学者。他是近代学术界最早地把乾隆、嘉庆以来朴学大师们的治学传统和资产阶级的近代治学方法，融会贯通，从事创造性的研究工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研究成果，大都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王国维毕生的主要精力用于史学研究，成就也最高。他是中国3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崛起前的资产阶级史学主要代表人物。所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殷周制度论》等,利用甲骨文资料探求、论证历史的本来面貌，创获极大,突破了传统的封建史学,从而被认为是“新史学的开山”(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在文学领域里，较早地吸收西方哲学、美学理论及其方法，研究中国文学，在文学的界说、文学的特质、作家论、创作论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有新开拓，新贡献，对“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发生过重要的启蒙作用。他的文学创作，也有着自己的特色。当然，由于受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濡染太深，王国维的文学理论的局限也十分明显。如他提出的距离美学、超功利主义、文学起源于游戏论等，都反映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美学思想与文艺观点。
王国维在文学方面的重要著作有：《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红楼梦评论》、《文学小言》、《屈子文学之精神》、《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以及《观堂长短句》等。
《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和《红楼梦评论》，作于1904年。前者非文学专论，有关部分反映了他吸收叔本华美学思想而形成的对文学的一些基本认识。后者是王国维最早的一篇文学论文，也是红学史上一篇重要的专著。它第一次对《红楼梦》的“精神”和“美学上之价值”等重要问题，作了认真的、比较系统的探讨和评价，较之先前旧红学派的随笔式的评论和牵强附会的考证,是一个明显的突破。它批评了旧红学派的“影射”说和“自传”说的荒谬，提出“夫美术（谓文艺）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虽然他所谓“人类全体之性质”还建立在叔本华“实念”的基础上，但这种论述中已包含了典型化的思想和文学的形象化特质，在当时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全篇理论以叔本华的唯心主义哲学和美学观为“立脚点”,宣扬人生即痛苦悲观的人生观,把《红楼梦》说成是一部以“解脱为理想”的“宇宙之大著述”，虽意在赞誉《红楼梦》之伟大，并且具有理论高度，实际上仍是歪曲了《红楼梦》，直接或间接地给新红学派以影响。王国维墨迹
作于1912年的《宋元戏曲史》，是王国维在戏曲研究方面的带有总结性的巨著。在此前4年间,他曾先后完成了《曲录》、《戏曲考源》、《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曲馀谈》和《古剧脚色考》等著作，对历来认为“文格卑俗”的戏曲作了高度的评价，对有关戏曲专题发表了独卓的见解。而在这部著作里，则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戏曲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并对现存的元杂剧作家和作品，作了重点而又精到的论断。这些，都是前人所未曾做过的工作。故郭沫若称之为“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鲁迅与王国维》）。作者在此书中强调元曲之佳处在“自然”,作家“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能写当时政治及社会之情状，足以供史家论世之资者不少。”其推崇元曲之文章在有“意境”，则是与《人间词话》中之“意境说”相呼应的。
《人间词话》,最初发表于1908年。后人又辑有《人间词话删稿》、《人间词话附录》。这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的代表作，影响很大。它熔中国古典文论和西方哲学、美学于一炉,而以发挥前者为主,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文艺理论体系。它虽为论词而作,但涉及的方面很广泛,不限于词，“可以作为王氏一家的艺术论读”（夏承焘《词论十评》），它突破清代词坛浙派、常州派的门户之见，独标一帜。
《人间词话》在探求历代词人创作得失的基础上，结合作者自己艺术鉴赏和艺术创作的切身经验，提出了“境界”说，为王国维艺术论的中心与精髓。《词话》第一条即指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全书提到“境界”有十余处之多。作者阐释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有境界的作品，“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即形象鲜明，富有感染力量。围绕境界这一中心，《词话》又进一步提出和论述了写境与造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景语与情语、隔与不隔、对宇宙人生的“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等内容，广泛接触到写实与理想化的关系、创作中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景与情的关系、表现上的白描与“务文字之巧”的关系、作家观察事物与表现事物的关系等文艺创作中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包括了作家修养、创作方法、写作技巧等方面，都有精辟的见解。但是，这部著作同样表现了叔本华等西方唯心主义美学的某些影响。其过于推重唐、五代、北宋词人作品，贬抑南宋作家，也有失之偏颇之处。
王国维词，有自定稿《观堂长短句》
1卷，存词仅23阕。又有《苕华词》（一名《人间词》），收词92阕。他对自己的词作，自视甚高，自言“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实际上，他的词虽然讲究意境，锤炼字句，艺术上多有借鉴价值，又“往复幽咽，动摇人心，快而沉，直而能曲”，有其独自的风格，但内容则多抒发孤臣孽子的哀怨之思，表现了对时代变革的格格不入的态度以及悲观主义的情绪。如〔摸鱼儿〕《秋柳》、〔浣溪沙〕“掩卷平生有百端”、〔清平乐〕《况夔笙太守索题香南雅集图》等。浙江海宁王国维故居
王国维的著作有《观堂集林》24卷、《观堂别集》4卷、《静安文集》1卷、《续集》
1卷，合其他学术著作,刊为《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共43种,104卷。其中包括词学研究方面的著作:《清真先生遗事》1卷、《唐五代二十一家词》20卷、《后村别调补遗》1卷。 |
